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下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依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概念，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反映共同价值的共性)，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个性)，只讲共性或只讲个性都是片面的、不妥当的。作为个性的五个特征是：

　　①人口规模巨大、任务艰巨而复杂;

　　②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厚植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

　　⑤和平发展(在合作、共赢取向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丰富的内容都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并且对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因此能够顺势而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既统筹全国一盘棋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激励地方、企业、基层首创精神的显着优势。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沿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深化改革开放之路，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险关。

　　各类资本都是推动发展的生产要素

　　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本质要求及相关系统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正面充分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精神，还需要避免片面化和落入误区。

　　比如，网络上有声音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其核心内容是完全否定“资本推动”(但无一字回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以什么来推动)，把资本推动这一概念与“资本主导的”“资本为中心的”和“西方的现代化”画等号，彻底加以排斥。我认为，这就是明显的落入认识误区，违背了中央的指导精神，这样的认识很可能在舆论场上引发不良效应，因此有必要对此讨论和澄清。

　　从学术原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理性来看待资本，首先要与时俱进地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的不当贬义化、污名化、妖魔化加以正名和澄清。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也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要素中的一种，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它们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推动作用并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其实早已为资本正名：国营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改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中有什么?直观的看，当然有资产，即钱和物。这些资产的运用，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企业;而“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表述，已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推进转变为突出强调“管资本”，即特别注重以国有资本价值形态的腾挪运营，来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其推动作用，否则其就丧失了存在意义。再有，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的改革中，相应的预算管理形式一开始就被称为“国有资本预算”。这样看下来，怎么能把资本这一概念归于贬义，对其推动作用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呢?

　　的确，国有资本之外，还有民间资本、国外资本，但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它们也只应基于“资本中性”逻辑来看待，以对接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这也就必须承认，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和参与分配的必然性。

　　对“现代化”概念不宜贴要素标签

　　在经济发展中，对各生产要素表现的合力作用，不宜直接关联“现代化”概念而陷入内涵模糊不清的谁为主导、谁为中心的标签式选择的讨论。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而西方的、美国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这听起来观点很鲜明，仔细思考一下，其逻辑却是有偏差的、陷入紊乱的。

　　我们知道，发展市场经济，各供给侧要素需要结合发力，价值取向下并不宜以“中心”和“非中心”区分高低贵贱;至于经济的一些直观特征，如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这主要涉及高科技含量的差异)的区别化分析，其内涵和逻辑清晰，但这些是技术性的概念，完全不宜去贴“主义”标签和“中心”标签—显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凡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这些根本谈不上是“东方西方、姓资姓社”的分野。实质性的问题在于，从资本的本性来看，无论是国资、民资、外资，都要参与发展，都必然要以保值增值为取向进行扩张，要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

　　所以，接下来认知相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资本功能、作用的两重可能性：资本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同时，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等参与分配的结果，也需要得到基于合理政策与合理制度安排的引导与调整。对此，中央已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就是在扩张和发展方面，为资本科学设置“红绿灯”;在分配方面，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

　　所以，合乎基本学理和逻辑的理性认识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且应该在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中间得到发挥。

　　有的学者提出，是不是还应该考虑设一个“黄灯”?就是依据已有法律、规则，可以明确设置“红灯、绿灯”，但要承认需有一个弹性的试错区间，好比交通信号灯有一个黄灯的调整和缓冲。因为在创新过程中，对很多事物一开始还找不到明确的规则去施加管理调控，应该有一个弹性区间来鼓励创新。这种看法，我觉得也值得探讨。

　　结语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作为它的内涵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谐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都客观地要求以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来提供支持，非但不可排斥、否定，反而应当充分注重资本要素在包容发展中实现健康的推动作用。

　　认清这一点，无论对于当下我们要特别着力的稳经济大盘、改善市场预期、争取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还是对于长远的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最后，如果从“警惕右”和“防止左”的角度综合考虑，我们也应该在问题导向下，高度重视相关的市场信心的提升，改善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