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特征

　　2010年后，中国经济开始下行，至今没有完成这个下行过程，这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和基本事实。刚刚过去的2022年，预计年度经济增速约3%，滑出中央所说的合理区间。回顾经济运行过程，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8%，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至2010年，年均增速超过10%。2010年，在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我国GDP达到两位数增长。但2010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以稳中求进的方针完成发展阶段的转换。其后，中央文件里用“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八个字表述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中央一般情况下没有具体讲“矛盾”、“隐患”包含哪些代表性问题，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在物质生活方面，2010年前后，困扰中国的显然有生态环境问题，广袤国土上频发雾霾，大气污染伴随着普遍发生的水流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并产生着不良国际影响。二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收入分配不合理，从统计指标上看老百姓的收入节节攀升，但获得感、幸福感却没有同步提高，早年所说的不正之风已演变为普遍的、高发的腐败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当时，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一直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00美元出头，在全球约200个有统计数字可查的经济体中，排在190位之后。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4000美元，是排在100位之后。现在，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2000美元以上，排在60位到70位之间，成果来之不易。按照国际可比口径，2012年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必然要告别粗放式发展，转入更加集约化的发展阶段。

　　在提出“稳中求进”后，中央进一步给出了“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概念。“新”表现在高速发展难以为继，不会再出现两位数增长，“常”表现在增速下降，但是不能一降再降，要进入中高速增长的高质量发展平台期，这个平台期越长越好。中央提出，制约经济发展的原因主要还不是经济总量的周期波动反复，而是经济的结构问题，必须以更好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更高水平的供给管理为主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生成推进现代化创新的第一动力。到了2015-2018年间，有12个季度中国GDP增速在6.7%-6.9%区间内波动。当时，很多人认为有希望确认“L”型转换的实现。

　　但是不久，第二重不利因素出现。2018年一季度后，中美关系交恶，美国方面空前一致地认为必须全面遏制中国。此后，市场预期明显出现下调，到2019年，经济增速只有6.1%。再后来，在新冠疫情冲击下，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一落千丈至-6.8%。经过努力，最终实现2020全年2.3%的正增长，这是中国几十年从未出现过的增长速度，但却是当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案例。到2021年，经济增速的(最新调整)结果为8.4%，主要原因是上一年经济基数很低，所以这一年度结果的历史可比性很差，要看2020-2021年两年复合平均的GDP增长率为5.2%，和2019年相比，又跌去近一个百分点。至2021年下半年，出现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既来自疫情的延续，又有外部大宗原材料、能源价格的冲击，也有主观方面不可忽视、必须纠偏的“两个谬误”等问题。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要求抓住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也需求纠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两种谬误，即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合成谬误最典型的问题是在房地产业，一起只讲从严从紧都合成了宏观上的负效应，2021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几乎崩盘，中央马上作出重大调整，陆续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分解谬误最典型的是双碳目标提出后，本是40年的持久战，却将系统工程碎片化，在很多场合被打成了突击战，地方政府为了做出漂亮指标体现所谓政绩，甚至直接拉闸限电，这就完全丧失了政策理性。

　　可知经济下行过程受到至少4个因素的叠加影响，即发展阶段转换、中美关系交恶、疫情冲击以及三重压力交织。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两会”明确提出，引导性的增长速度目标是5.5%左右，但是随后出现了“超预期”的问题。经过努力，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勉强维持正数，为0.4%，三季度情况有所好转，1月至9月年化增速为3%，四季度仍然面临严重的矛盾、问题以及重大的政策调整，现仍处于调整后的适应期。预计刚刚过去的2022年经济增速只有3%左右，应该如何贯彻中央要求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把经济运行往上托举的指导方针呢?

　　中央提出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具有战略意义，它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保障，服务于二十大报告重申的“两步走”战略，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很多的地方和部门纷纷提出应在文件中写入未来发展过程中代表性指标的量值。领导人说写作组经过认真测算，认为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统计结果表明，前面70余年间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是绝对少数，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跨越，就意味着将会奠定更好的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另外，很有希望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或人均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这意味着可测算出，未来15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大致需要达到4.9%。“十四五”时期，前两年复合增速为5.2%，2022年约为3%，在不出现重大变化的前提下，2023年经济发展增速应该为6%-7%，与2022年生成的复合年均增速也只约为接近或达到5%。所以各国经验表明，从长期看，经济体规模基数越高，速度重心越低，“十五五”、“十六五”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继续下降。所以现在，要努力使“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落在5.5%-6%的区间，“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速不能低于5%，“十六五”不能低于4.5%，这样才能实现“两步走”年均增速接近5%的要求。

　　2　2023年经济发展态势展望

　　2023年，待全国两会后相关人事安排全面到位，各级政府工作出政绩将成为推动经济局面向上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们要继续总结经验教训，更加精准、更加科学地权衡处理复工复产和防疫抗疫，更精准、更有效地组织医疗资源、救助重症患者、降低死亡率，在安定社会和人心的同时，积极恢复生产，支撑经济运行向合理区间回升。企业在各领域、各赛道上的竞争，会随着中央强调的“推出一批绿灯项目”、落实“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精神不断演进。地方政府区域竞争在落实发展政策中，仍会起到重要作用，地方在各自努力出政绩之中，形成全国的发展合力。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双循环的重点依然是正确处理中美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涉及怎样以多边关系反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更好地使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按照唯物史观揭示的原理，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生产力基本盘决定着人际关系和各人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中美存在实际的共同利益，已经无可逆转地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在贸易和投资上，中国和美国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到经济基本盘的客观因素，最大限度利用其正面效应，争取和美国斗而不破，掌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同时继续与美国深化各方面交流合作关系，千方百计地延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这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是，必须承认的现实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中国制造”如何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在信息革命时代，中国继续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微笑曲线”上的中间段，得到了低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劳动群体的收入、政府的税收、统计上的GDP，但是左右高端收益，牢牢掌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手，这是中美间的基本格局。现在，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高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应追求的产业升级。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创新、创意确立中国品牌并实现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的不断扩展，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3　对2023年经济工作的建议

　　一是引导性增长目标提至6%或以上。2024年、2025年要继续发力，推动中国经济上行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财政、货币两大调控政策应坚决加大扩张力度，注重优化结构。财政赤字率可达3%以上;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克服失衡、力促创新。

　　三是处理好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与激励消费“基础作用”的关系。有效投资是在社会再生产源头上提供经济生活中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是提供就业机会、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和发掘消费潜力的基础。此外，应结合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企业、家庭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充分调动消费潜力。

　　四是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中小微企业扶助政策等措施，提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信心，改善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必须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攻坚克难，做好自我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完成系统化的制度创新，以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

　　五是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与机制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功能作用，继续提高直接金融比重。

　　六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高端技能的人才，提升科技、金融等领域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的作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