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跟各位做个交流，我知道今天上午时间安排较紧，我就消费和相关的政策问题谈一下自己的基本看法。

　　首先要勾画一下宏观经济的形势。自2010年中央提出稳中求进以来，延续至今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在这个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之下，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是要完成阶段性调整，争取一个“引领新常态”的L型转换以后，由新入常，使新常态到位。直率地讲，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完成。整个经济发展最代表性的指标，就是年度经济增速，还未完成下行，从2010年当年报出的两位数10.6%的增长，降到了去年只有3%，中间的四大影响因素，首先是我们必须告别经济起飞、高速发展阶段的粗放特征转为高质量的集约特征，这个阶段转换的客观必然是规律性表现——经过努力，在2015年以后曾经有12个季度6.7-6.9%的平台状态，似可乘势完成这个L型转换，但是美中关系交恶来了，其后三年大疫又来了，在我们应对压力的过程中，2021年的下半年，又由于加上一些主观上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等影响，形成了中央所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去年只有3%的增长速度，是几十年来倒数第二的低速，大疫之年后前面两年的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5.2%-5.3%，在今年如果我们如愿完成5%，或者再好一点儿，争取达到6%的话，那么也可以推算一下，去年的3%和今年如果达到6%(从现在来看已经是比较理想的年度情况了)，那么这两年的复合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4.5%或者比4.5%高一点，整个的速度演变还是一路下行的。希望之所在，是今年我们如果能够托到一个年度同比6%左右这样一个中高速状态，再把它稳住，明后年不再出现新低，那样才能够比较好地衔接整个“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中央给出的期望值，即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这个任务的完成，现在已经表现出它明显的挑战性。

　　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中央有一系列的指导精神，要求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我认为，现实的目标，放第一位的首先是要恢复到合理区间，如果说这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只有4.5%多一点，前面两年只有5.2%-5.3%，我们显然已经滑出了中高速的合理区间。一定要注意怎样调动潜力，使经济运行在追求高质量的同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本来应该能够支撑的一个中高速状态。相关问题当然有方方面面，在当下最基本的思路，是把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推进现代化的主线，和阶段性的逆周期、反周期的扩大内需尽可能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对其中的消费这方面，怎么样对它有一个更合乎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把相关的政策进一步把握好，把消费政策和其他政策的结合也设计和掌握好?这是今天我想谈的认识主线。

　　首先，从学理上简单勾画一下关于消费的基本认识。消费是人类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方式。人类社会脱离了动物界以后，要争取活着，一步一步再发展起来--这个发展概念就不仅仅是生存了，活着要消费，发展更要消费，再往上到了一定的发达水平，人们会越来越多注重享受：吃、穿、用是基础层面，住、行、学就开始有更多的诉求，到了医、养、娱，那当然就越来越多是发展和享受了，这都是消费。满足消费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它引出以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产品与服务、形成有效供给的社会再生产供需互动循环过程。经济循环，就是以供给回应消费需求，以这种响应机制不断周而复始地互动推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不断体现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在生产经营方面回应原生动力而又不断以创新来寻求升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里面的消费，当然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同时要意识到，消费本身的满足，其实是永无止境的，伴随社会再生产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永远都会有更高的诉求涌现出来。我们新供给经济学对消费的说法，是需求侧的这种消费需求它不断在变化，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出新。这个新的诉求，却又是“永新而无新”，因为消费者本身一般说不清楚怎样使自己新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消费侧的这种需求得到满足，一定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供给侧的成功创新，来给出有效供给。比如，是乔布斯的创新引出智能手机的有效供给，才使众多消费者眼前一亮欣然掏钱去抢购而实现消费升级。

　　现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央表述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理论上讲，“不充分”永远存在，关键是“不平衡”带出的不充分，我们现在就是要特别注重怎么样掌握好以优化结构，更好处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来尽可能实现相对平衡状态的升级发展。这种供给侧的创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它体现出“阶跃式”达到新局面形成的特点。比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都不是一条简单的平滑曲线往上走的趋势，而是一下子上一个台阶，而满足人类需求，在每上一个台阶以后，就有一个崭新局面。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硅谷引领的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大潮。我们怎么跟上这个大潮，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和命运，关联着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

　　理论上讲就是这种供给侧的创新它可以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直观表现出来，是不同的时代在人和物的关系——生产力这方面，是以一个一个创新来推动发展而作的划分，而由生产力根本决定的生产关系这个方面，即人和人的关系、人群和人群的关系、各个人群构成民族国家以后国家和国家的关系，都是深刻地由生产力基本盘上的供给侧创新在决定着一个一个阶段的演变。我们现在要意识到，已经进入了信息革命这样一个新时代，在全球合作和竞争中，中华民族要完成现代化的伟大复兴，一定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观念创新几个层面结合的现实任务，我们要在理解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进步过程中，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间的关系。

　　前面说到消费是出发点和归宿，体现原生动力，以及是人类社会永不完结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进程，而实际生活中，这方面供给侧给出的响应机制，有一个始终存在着的怎样不断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中央在推进现代化主线上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和阶段性的扩大内需相结合，落到高质量发展上，一个非常紧密相关联的认识框架，就是社会上其实有争议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应当怎样来正确处理。相关认识上中央的表述，我觉得在学术上相当严谨：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学理上讲，消费作为目的和归宿当然是基础，原生动力也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是说我们发力、整个的运行体系要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能动的切入点，一定不能够忽视投资，它是带有支撑全局关键意义的。

　　中国这个大市场，以及中国和全球沟通这样一个拥抱全球化的开放局面中，消费潜力是非常明显的——只有“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这个14亿多人的大市场，已经有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的长足发展，又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韧性、回旋余地、潜力开掘的空间，是相当可观的。改善民生，扩大消费内需，当然是重要的经济工作要领，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我们看到新华社通稿里的信息，又特别强调了我们现在以消费作为基础，怎样抓住一些重点的、进一步调动消费潜力的事项。但是从全局来看，又要强调，有些人“只要消费得到刺激和扩张，中国的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这样一种观点，它是有认识误区特点的。我注意到有些学者特别强调，就是要狠抓消费，现在抓住消费以后，全局皆活。其实需要再进一步认识一下：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活动，是消费概念的真实含义，如没有个人自己的支付能力，消费当然也会有一些，那是属于接受救济、抚恤等等，其实不是消费概念里的主体部分了。社会再生产，能够在源头上提供消费所需有支付能力购买力的"活水"，这从何而来?绝对离不开有效投资，即通过有效投资，形成就业和有效的供给，在分配的结果方面，则各个生产要素的主体各得其所，合成社会上总体的消费能力。这样有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周而复始地不断使社会再生产向前运行，这是我们追求的状态。如果只讲满足消费、刺激消费，而不解决这种源头活水和可持续的问题，那么消费很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已经看到了拉美国家“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的深刻教训：那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几十年一蹶不振，出不来。中央所说有效投资的关键意义，和国家就业优先政策的必要性，可以从这个视角来领会。有效投资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有就业岗位取得相对稳定的收入，而且有希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收入，于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与和谐，带来老百姓有消费能力，还有消费的信心——当然这还需要配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以进一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大家不要有那么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等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如果在这方面作进一步考虑，还得对投资做一些相关的判断。前面我说到的认识误区呼应着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中国的政府投资已经饱和了--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局面可能就近乎不可收拾了。从整个中国来看，民间投资现在还是迟迟不能振作起来，今年上半年，民间的投资总体来说几近负增长。一季度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撑着，而到了二季度，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在滑坡，这个情况需要我们高度的重视。要注意投资在中国实际发展过程中，它客观的潜力如何，是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真的没有特别发挥支撑力的可能了?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投资已经饱和，特别联系着的，是我对于中国房地产业将碰到天花板已经不能成为支柱产业这个看法，持坚决否定态度。中国整个的投资，从基础设施、不动产形成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它们有这样一种关联性：在中国总体来说，工业化全国而言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和后期转变的过程，我们作为“世界工厂”大而不强，还有后面发展相当可观的纵深，还要升级发展，中国制造要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相伴随的城镇化，要看那个不掺水的、实实在在实现了城镇化进步的户籍人的城镇化率，只有45%多一点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多一点儿，那是严重掺水的。认识到这种基本情况就要知道，中国现在一半以上的国民，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几十年进城的三亿多人里的绝大多数，就是拿不到户籍，他们还不能享受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就是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力空间进一步发掘出来，对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发展过程。那么真实城镇化水平现在充其量把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两个指标中和以后，可以认为50%多一些，这个水平上我们的房地产业怎么可能就碰天花板、不成为支柱产业了呢?那是完全不合发展逻辑的。中央现在重申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绝对不只是宣传用语，实际生活中，政府带头的有效投资我认为可选项目其实俯拾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所强调以政府投资发挥带动作用，改善预期、提振信心以后，有希望拉着非政府的投资跟着振作起来。这方面政府可做的事情，可以举一系列的例子：从所有的一线城市到省会等较大规模中心城市，必须加快建设的轨道交通网(而且还要借鉴东京特别的经验，要立体化)，以及和这种轨道交通网相配套的所有基础设施，包括全中国缺五千万个以上的停车场、停车位，显然要赶快抓紧建设;我国的新基建，中央早就勾画了七大重点，新基建的建设和老基建的建设必然是相互呼应、必须成龙配套的;我们所有中心区域的老旧小区改造，关系老百姓生活质量问题，非做不可，要抓紧时间来做;各个中心区域的海绵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都得纳入投资的通盘规划，需要有一个国土开发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罩着所有这些项目;还有乡村振兴;还有都市圈建设、城市群建设，等等。这些例子举不胜举。而我们做这些事情相关的生产要素，一样都不少，我们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技术力量，有管理力量，关键就是要一个好的机制，把所有这些生产要素能够组合在一起，统筹协调，循序渐进。政府先带头做这样一些有效投资，优化结构，增强发展的后劲，给出更好的经济景气环境，再加上其他一系列我们的可选措施，使民营企能够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积极跟进，这样以有效投资带动消费潜力的释放，就可以如愿形成我们打开新局面的支撑力量。进而在改善民生，调动消费潜力这方面还要注意，我们要完善社保体系，使老百姓减少后顾之忧和预防性储蓄的倾向，那么当期增加的消费，很多是在努力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的同时表现出来的。同时，以政府转移支付体系，扶植弱势群体，提高低保标准，及时来做出必要的救济和抚恤等等，也是始终要做好的相关工作，使低收入社会成员他们的基本的消费能力，应该符合着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来形成和具体落实。

　　鼓励引导消费，接着应该讨论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务实的措施。在消费方面的鼓励和引导，首先还是要进一步完善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各种堵点，促进货畅其流，生产要素尽可能充分自主流动，这是一个基于市场决定论的视角，即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已经明确的我们对于整个资源配置的基本认识，而在市场决定论的后边，紧跟着一句话，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那就是政府还要注意市场有它的局限和失灵，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把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来守正创新。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我们已经注意到，今年在疫情不再构成现实重大制约和威胁的情况之下，场景式的消费，餐饮业，文旅业的恢复和走向繁荣，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现在出差注意到，我们的机场、高铁这些交通枢纽，都恢复着熙熙攘攘、甚至摩肩接踵的昔日景象，这样一些场景式的消费，加上可以产生的一些连带效应，当然是跟今年整个经济增速合乎逻辑地往上走密切相关的。但是这个势头又弱于预期，在消费方面来看，特别突出的就是大宗的耐用消费品，现在在实际销售方面仍然没有摆脱“疤痕效应”，老百姓似乎还很犹豫，迟迟不肯做家用电器和其他一些大件的更新换代。如果说有更活跃的房地产市场，老百姓中有更多进入新房的人，他们肯定要购买这些耐用消费品，但现在没有成气候。这就要进一步全面考虑调动消费潜力，要让市场预期向好，老百姓的预期向好，同时要配上消费信贷，促进购车、购房，还有一些耐用品，当然还有一些跟市场经济对接的典当业等等，让大家有腾挪空间和余地。这次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愿特别强调，在三四线城市已经先后普通放松在住房方面的行政管制手段，比如说原来的各种限购限贷、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要政府直接上阵去限价这些事情，基本上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我国的一线城市，似乎依然固守行政手段为主的控制，二线很多的地方，也是在维持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行政手段。前面十多年间，几轮调控下来，这种行政手段已经反复被证明副作用非常明显，治标不治本，限制着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方面潜力的释放。我们现在就应该及时结合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中央基本判断，来对政策做更好的优化调节。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所有城市的这种限购限贷措施，乃至更极端的直接政府上阵限价，都应该赶快取消，特殊的情况可以另论。而且，要赶快打造符合长效机制的以基础性制度建设支撑起来的经济手段为主的调控体系，这才是长久之计。

　　另外，人们热议的，还有消费这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前几年有过的地方政府的消费券。在某些因城施策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的，这种地方政府和商家合作，政府实际给予一些补贴的促销式的消费券，是政府提前让渡了在促销之后会形成的那个流转税收入的一部分，提前把它用出来，用出来以后，它会得到以后相关商业性活动产生的流转税的回补，这当然对于不少地方政府来说，还是有必要酌情考虑的一个措施。但也不要把这个认作可以整个支撑我们消费潜力释放的顶梁柱，它更多适应的还是低中收入阶层以上的中产阶层，使他们来释放消费需求潜力，至于对低收入阶层，那更多得考虑提高低保标准，和及时给予抚恤救济，而这些管理上的要求就要更严格。如果在这方面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这种支付能力的支持的话，我不赞成那种“直升飞机撒钱”的方式。最简单的说，对所有的人每人发一笔，美国前些年是这么搞的，历史上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也都这么做过，国内我知道过去在东莞曾经也做过这样一次按人头发钱的事情(当然东莞那个事情说起来就比较尴尬了，它只能按照户籍人口，每人发一份，而东莞的户籍人口当时只有一百万左右，实际的常住人口却接近一千万，大家想想，受惠面是哪些人?真正迫切需要得到这种“阳光普照”的所谓“打工者”，一分钱的好处都拿不到)。美国等等地方这样的做法各有各的原因。美国有全球美元霸权，量化宽松的时候，以最简明的、低成本的这样一种管理方式，按人发钱，一连发几轮，每人两千美元、两千五百美元，就这么发出去了，这当然跟它可以使美元掺水而让全世界买单这个机制联系在一起。台湾当年发的时候，狱中的陈水扁也照样拿了一份，我就说，这有什么政策上的合理性呢?我对这个方式是不赞成的。中国资金如此紧张，你如果这样发，最好就是更多侧重于中低收入阶层，但管理上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配给券这种方式，.就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配给券相对来说副作用比较小，拿到以后到超市可以换得基本生活用品，有支付能力，但是却不能拿去干别的事情，这样避免了拿到这样政府待遇的社会成员被骗、一时兴起喝了一顿大酒、甚至于参加赌博等等扭曲和可能出现的错位。这个事情可以探讨。

　　在实际生活中间，淄博烧烤看起来是个消费降级，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是引向综合性的“善治”。我们得承认，三年大疫之后出现这种消费降级合乎逻辑，它有必然性，有阶段性。如果我们的经济向好以后，消费的升级因素也是会出现的。

　　特别要注意，在共同富裕引导下我们的制度建设、政策优化和相关的消费潜力的发掘和释放这个系统工程，要做长期努力。从现在特别注重扩大内需、有效投资和调动消费潜力的结合做起，我们要持之以恒，不懈努力，来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结合在一起，积极稳妥推进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这样一种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实现的过程。

　　我的这些看法还比较粗糙，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