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词三：公民社会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本质上是宪政问题，就是说，到了这个边界政府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违宪了。如果政府随便可以越过边界，那么市场制度永远不可能建立

　　《中国企业家》：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再过10年、2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哪些方面可能出现突破？

　　盛洪：应该说到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体现在竞争性的产品市场中，价格体系、竞争规则已经形成。但是中国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市场化。这些领域我称之为“市场边缘”，它是相对于“市场中心”来说的。

　　市场中心就是竞争性产品的领域，只要开放，企业进来就会形成竞争，价格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市场。市场边缘则是指非竞争性的产业，它可能是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还有一个领域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它不是私人物品，无法进行竞争，无法进行市场化经营。还有一种类型是稀缺的自然资源，这类产品相对人们的需求是比较稀缺的，如果任凭市场竞争，会导致资源迅速耗竭，比如石油。还有一种领域是人为的行政性垄断的领域，比如像邮政、金融。这些都是在市场的边缘。

　　这些市场边缘的领域现在正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有的相对来讲比较成功，比如像电信。电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一点向中心靠，严格讲是一个竞争性的领域，不是真正的反垄断领域。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实际上是在自然垄断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它的公用事业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个改革相对比较难，因为是在自然垄断领域，不是简单放开就行了。在竞争性领域，一放开企业进来就竞争，一竞争就形成价格了。而自然垄断的含义是在技术上只能允许一家企业进入，这时候没有竞争，无法由市场定价。所以要求政府进行管制，比如进入管制，在进入的环节营造出竞争的机制，让很多企业来竞争；再有就是进入以后的价格管制，还有安全和质量的管制，普遍服务的管制等等。这一套体制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

　　还有其它一些领域，像医疗，严格说是一个竞争性的产业——如果把它视为产业的话，但实际上它也有一些市场失灵的地方，比如说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生命，如果病人嫌价格太高就不看病了，如果医生嫌赚钱少就不救命了，病人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所以需要市场之外力量的介入。

　　教育也是如此。教育是一种私人物品，但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头有点市场失灵。现在受到政府的过度严格管制，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但并不是说非要采取产业化的方式。非盈利机构也可以引入竞争，像大学需要向民间的或政府的基金会去竞争捐赠，同时政校要分离，建立超脱的政府监管机制。政府可以通过科研基金和教育券的方式弥补市场失灵。

　　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市场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市场制度要从中心逐渐向边缘扩张，尽可能来利用市场制度优越的一面，但同时也辅之以一些政府管制。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素的市场制度要发展成熟起来。

　　要素市场首先应该讲土地。土地要素市场这些年有了一定的发展，比如说经营性土地要“招拍挂”，大家通过竞标去获得土地来进行开发，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机制。还有像资金，怎么能够实现利率自由化，由商业银行来制定存贷款的基本利率。另外一个要素就是人。现在人的定价相对来讲是比较市场化，当然也有一些政府对人的定价的干预，像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将来都应该进一步由市场来决定。

　　《中国企业家》：实际上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除了市场本身的建设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去年的宏观调控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焦点实际上就是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们怎样避免10年、20年之后，不会重蹈现在的覆辙呢？

　　盛洪：其实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本质上是宪政问题。意思是说，到了这个边界政府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违宪了。应该有这样一个边界，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边界，政府随便可以越过边界，那么市场制度永远不可能建立。关于这个边界的宪法，我们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肯定不要介入；市场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要看看其它非政府的安排能不能做，比如家庭能不能做，非盈利的机构能不能做，企业能不能做，宗教组织能不能做，慈善组织能不能做，如果都不能做才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市场失灵的地方就是市场的边界，但不一定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中间可能还有一个区域，是民间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活动的区域。有一些公共物品尤其是区域比较小的公共物品，比如说社区的慈善，可以由民间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提供。再比如说农村里一个村或者一个乡，不大的一块地方，如果有慈善机构，或者有一个基金会，就能为那些穷孩子上学提供资金支持，这是有可能的。

　　《中国企业家》：现在边界中间的这一层还是比较薄弱，10年、20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盛洪：从大的趋势看，中间组织这一层肯定是要发展，第二不要低估家庭的作用。家庭是中国非常古老，但是非常成熟又非常有效益的制度安排，这些年来被打破了。但是对它的优越性，大家要重新审视。现在南方很多地区，家族制度是正在复兴的。有很多家族设立了整个家族的基金，然后来帮助族里的贫困家庭，比如解决贫困家庭的上学问题。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如果政府要想变得更有效率，更多地要依赖跟民间非盈利机构的合作。10年、20年后，像天则所这样的机构会很多。现在很少，因为条件不足。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变化。

　　第一，要鼓励和支持民间非政府机构的发展。因为在很多领域中，它能够替代政府做一些事情，使政府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不得不做的领域；如果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那么政绩也会比较小。

　　第二，确实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比如：像捐赠免税等等一些制度。这套制度要促使人们愿意把钱拿出来去支持社会上的一些非政府、非盈利机构，来做一些准公共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提供。

　　中国其实有公益传统的文明，过去有义仓，赈济灾民。但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奉行了政府万能的做法，什么事情都是政府帮大家做，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想，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结果使老百姓逐渐丧失了公益心，没有了社会责任感。所以在文化上，即使我们开放民间基金会，也会有相当长时间大家不愿意掏钱去支持一些非政府、非盈利机构。他宁愿花好几十万去请人吃饭，他可以想尽办法享受自己的财富，但是却没有想过怎么去帮助别人，帮助这个社会。我碰到非常多这样的富人。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还是会逐渐恢复的，回归到有公益心、慈善心、同情心的层次上来。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刚刚20多年，也就一代人，还没有两代。第一代人的思维变化有限，但是第二代就会变了，会有更多的慈善之心。我相信，至少10年、20年以后，下一代富人的公益心、慈善心、同情心会更强，真正会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时尚。(时间：2005-12-30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