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向伴随着外人的评头品足，自从90年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明显提升以来，围绕中国与国际经济相互影响关系的声音日益响亮，中国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被认为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世界经济中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归因于中国根源。前几年“中国输出通缩论”还令人记忆犹新，数年来关于“中国需求”拉动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声浪仍未平息，“中国输出通胀论”的声音又日益响亮。

就笔者所见，最早将发达国家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归咎于中国出口货物价格上涨的海外重要财经官员是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去年6月13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继4月上扬2%之后，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于5月同比再度上扬2.2%，创7个月来最高点，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而且，英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特征。在截至2006年4月为止的12个月中，英国基本进口商品（除能源和轮船、飞机等价格波动大的商品之外）价格上涨3.6%，是1996年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其中，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商品价格涨幅为2.1%，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商品价格涨幅则高达6.2%，默文·金由此将英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与中国出口成本上升联系起来了。在知名公开舆论工具上最早提出“中国输出通胀论”的则是英国《金融时报》去年7月12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国出口通胀？》，这篇文章称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涨正在加大西方通货膨胀压力。今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日趋明显，截至7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3%，7月份CPI更高达5.6%，首次突破被认为是“严重通胀”标志的5%大关，为1997年2月以来的10年新高，1—7月CPI累计上涨3.5%，一经发布就令国内外为之哗然，“中国输出通胀论”也由此似乎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事情果真如此简单明了吗？

如果仅仅考虑中国出口商品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中国输出通胀论”的分析逻辑完全成立：制造业员工加薪、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涨价、政府放开公用事业和燃料价格……无论中国提升生产效率、消化涨价因素的能力多么强，这一切最终必然要反映到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上。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企业议价能力上升等因素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出口商品涨价的趋势，毕竟，截至今年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6155元，比去年末升值1932个基点，升值幅度为2.54%，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中间价为1欧元兑10.2337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0.32%；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中间价为100日元兑6.1824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16%。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今年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8.68%，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2.15%，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8.17%。在实际中，今年1—6月，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平均单价普遍上涨：棉纱线上涨3.6%，电视机上涨90.5%，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上涨34.7%，摩托车上涨10.6%，自行车上涨7.8%，汽车及其底盘上涨31.6%，……

由于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三出口大国，今年可望跃居世界第二，多种制成品出口量居世界之冠，且出口还在快速增长，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必然要加大主要进口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其实，除了西方人之外，中国人也一样早就注意到了上述问题。早在去年6月中旬我就注意到了上文所述英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和别的地方提到了这一趋势对中国宏观调控与贸易争端的影响（《高贸易顺差考验宏调政策工具》，《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14日社评）。

然而，上述分析又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中国自身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样具有鲜明的外部输入特征，这种外部输入特征首先体现在进口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昔日作为初级产品净出口国和制成品净进口国的中国已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进口额逐年高涨。 1994—2006年间，我国年进口额从1157亿美元上升到7916亿美元，初级产品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14.23%提高到2006年的23.64%，提高幅度超过9个百分点；且初级产品进口比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两类，前者所占比重从6.43%提高到10.51%，后者所占比重从3.49%提高到11.24%。我国已经是铜矿、锰矿砂等其它多种资源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入国。在这种情况下，当主要原料、能源输出国和西方投机基金们在市场上翻云覆雨，推动主要原料、能源屡创新高之时，中国无论如何也无法幸免。

即使是某些中国本国产品，外部冲击因素也成为其价格上涨的最主要根源。在7月份的CPI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类价格以15.4%的涨幅遥遥领先，涨幅第二位居住类为4.4%。1—7月，食品价格上涨8.6%，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2.9个百分点，构成CPI的另外7个类别合计才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0.6个百分点，食品类价格堪称今年中国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涨幅是在中国去年粮食丰收、今年夏粮单产创造历史新高的同时出现的。2004—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依次为9389亿斤、9680亿斤和9800亿斤，逐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达到11534万吨，增长1.3%，增产146万吨，为连续第4年丰收。之所以出现粮食产量与价格同步上涨这种似乎背离价格规律的现象，原因在与国际市场。去年世界粮食减产1.6%，其中谷物减产2.1%，小麦减产5.2%，粗粮减产1.1%，粮食需求则增长1%，导致芝加哥期货市场小麦、玉米等期货价格大幅度上涨，也吸引中国粮食出口上升，以至于今年出现了粮食净出口的现象。1—6月，中国谷物及谷物粉出口565万吨，比去年同期（346万吨）增长63.3%；出口金额11.259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6.1519亿美元）增长83.0%；进口谷物及谷物粉只有94万吨，比去年同期（201万吨）减少53.3%。在这种情况下，欲求中国食品价格不上涨，实在是难乎其难了。

进一步考察，为什么世界粮食需求会出现1%的增长？正常的食用需求增长倒还不是主要原因，制造生物燃料的需求“异军突起”才是主要原因；而之所以要用本来是供人食用的粮食去制造燃料，主要又是为了满足汽车、特别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汽车那饥渴的胃口。美国人又没有把管理美国经济的权力交给中国，难道中国人还要为美国这个汽车王国用粮食造油负责？

而且，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主导，即使在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超过加工贸易10多个百分点的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4408.4亿美元）仍比加工贸易进出口额（4408.7亿美元）略少。在这种模式下，出口最终产品价格的上涨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口中间产品价格的上涨，这部分上涨因素中国无法左右。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从股市到房地产市场，中国资产市场价格全面、大幅度上涨，不可避免要加大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而已。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和资产，通货膨胀随之来临。而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又源于此前几年西方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日本银行的零利率，以及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降息13次。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源于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外汇占款居高不下原因是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居高不下，中国贸易顺差（在另一个方面就是美欧对华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反映而已。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由中国方面采取措施无济于事，需要美欧日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中国合理协作。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欣慰的是，从联储主席伯南克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委员格拉斯利，越来越多的美国官方人士公开承认美国贸易逆差、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在于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才是矫正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失衡的治本之道。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题为“中国经济：进步与挑战”（The Chinese Economy: Progress and Challenges）的演讲，其中提到，“……关于全球失衡，我已经探讨了既能降低中国的不平衡又能鼓励消费的解决方式。美国在这方面也必须做出努力，特别是提高国民储蓄率以及避免保护主义。”这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进步，但需要实际行动来验证。而且，发达国家金融当局的某些行动没有减少流动性，反而在增加流动性。在近日的美国次级按揭信贷危机中，美、欧、日等国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日本银行的加息行动恐怕也因此要不知等到猴年马月，中国人民银行则在随后又一次加息。看来，在全世界缩减过多的流动性，从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美、欧、日欠了中国一个人情。

在我们分析中国出口商品账面价格上涨时，我们还不可忽视两项不可比因素：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因此理当索取更高价格；部分国际游资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国内资产市场高收益率吸引下大举内流，高报出口价格又是主要的变相资本内流渠道，而这种变相资本内流固然会加大中国国内资产市场的泡沫，却不会增加资本输出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审视对中国“输出通胀”的指责本身在道义上是否能够立足。指责中国“输出通胀”的说法有一个隐含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是不好的，不对的；可是，请如此指责的人扪心自问，强迫要求中国出口企业仅仅获取非常微薄的利润，还要为此对中国工人敲骨吸髓，以便保持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这种做法正确吗？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权利要求从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更合理份额的收益吗？难道西方品牌商、销售商就不能把他们的惊人利润合理让渡一部分给中国制造商吗？

让我们看一看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中国对外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吧！中国生产企业按照客户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在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甚小，通常只能获得10%，甚至更少，大部分利润被外资品牌商、销售商等取得。《华尔街日报》曾以罗技公司的鼠标为例描绘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这样的利益分配格局，就是上帝也没有权利强迫中国人永远安之若素。中国愿意以合理价格向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消费品，但外国销售商不能一毛不拔，只是一味压榨中国供货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总体而言是好事，因为这表明1/4人类在国际分工收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改善了，拥有1/4人类的中国不能永远安居血汗工厂地位，不能永远安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只要中国能够在劳动生产率、流通渠道、自主技术进步等方面保持进步和优势，中国就无需担心部分低价商品订单转移。由于中国出口商品成本上升，部分原来在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订单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增加出口收入的机会，他们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能力也就随之增强了，如果真是以全人类利益为重，又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