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要在华盛顿举行了。美国在中国对外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自不待言；作为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大国、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全世界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国库券第二大外国持有人、多种初级产品世界最大进口国、全世界能源进口增长最快的大国、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2000年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美方统计）……这一切也决定了美国必须打点精神认真料理对华经济政治关系。令人欣慰的是，从去年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的《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U.S.TradeRelations:EnteringaNewPhaseofGreaterAccountabilityandEnforcement），到去年12月11日（美国时间）鲍尔森发表的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直到这次吴仪副总理少有地在5月1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的署名文章，都表明双方领导层都认识到了双边经贸的互利性质和中美全面、深入、理性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性。

　　在任何谈判中，议题永远是外界感兴趣的东西。此次对话前夕，关于双方对话议题、可能达成什么成果，照例是满城风雨。作为研究人员，作者的兴趣在于分析而不是打听“内幕”，所以无从得知双方具体会谈些什么。但可以肯定，双方交流讨论的重心应该是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双边问题，以及需要双方协作解决的全球性重大经济问题。去年第一次对话议题覆盖了全球经济失衡和中美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企业社会责任、疾病防控等众多领域，这些议题，都有在此次对话中继续讨论的价值。此外，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及其监管（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跨境证券投资数额差距数倍）、金融监管信息交换、两国货币政策协调、能源战略协调，……等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由于美英在国际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美国政府也很善于借助媒体造势，且中国媒体从业人员中通晓英语者日众，致使包括媒体界人士自己在内的国内外公众普遍容易形成每次中美之间的经济磋商都似乎只是美方向中方提要求的印象。其实，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一样，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我个人觉得，中方可以向美方提出的问题包括：

　　──美国如何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美国如何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

　　──取消对中国商品的歧视性待遇，特别是在反补贴和反倾销问题上的“双重惩罚”问题，即一方面在反倾销实践中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法。

　　──共同努力重新启动多哈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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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从来就比平和更能吸引眼球，每次中美经济协商前，那些近期性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发生了贸易争端的一些问题总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次对话前夕，鲍尔森对媒体放话，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signpost）式的成果，“目前讨论的是要有什么样的标志性成果，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做人看到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路标”（signpost）式的成果应该是指就双方争议的近期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双方就近期问题作出一定安排，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双边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极为重要；此次鲍尔森提前对媒体放话，有人认为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但恐怕也有可能是某种默契、有把握的表示。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有关部门还有必要对一些新出现的趋势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影响力传递途径及其对策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从“227”到“419”，再到这次“515”，中国内地股市暴跌引发全球股市振荡，标志着这个问题浮现。中方大可不必一味强调沪深两市市值占世界交易所联盟主要交易所市值总和的比重不足3%，毕竟股市影响力和走势的直接决定因素是预期而不是规模；某些美国议员们也不必借机炒作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话题，双方就这个问题认真探讨一下如何？

　　甚至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也可以作为对话的议题。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超越国境，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为此，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由于西方七国经济的分量，七国集团首脑及其经济阁僚的会谈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各种经济政策协调话题的设置。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西方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强化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但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不愿意中国作为享有全权成员的身份加入以前七国集团的协商机制，中国又不可能接受俄罗斯那样的参与七国集团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加入七国集团的替代品。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相信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大量使用从第三方、特别是从中国周边国家进口的投入品，以至于中国外贸形成了“对东亚逆差＋对美欧和非石油发展中国家顺差”的格局，中国周边经济体对中美经济协商的期待尤其强烈。正因为如此，这场双边战略经济对话才那么引人注目；中美两国对话者们不仅需要对各自国家的国民负责，还需要向世界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