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应李稻葵先生邀请在清华大学参加座谈会，这是将会场发言整理成文后的结果）

中国工人的工资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没错，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确实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结果。为什么？这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市场工资下限取决于农民工愿意接受的工资下限，而农民工愿意接受的工资下限又取决于他们在家乡务农能够获得的预期收入，前者不能低于后者。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很低，那么资方就有较多的谈判力量迫使他们接受低工资；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明显提高，那么资方就必须相应提高工资才能吸引到他们。

中国现政府是10余年来最为重视民生的政府，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改善民生成为大会主旋律之一，而提高普通工人工资又是民生主题中最关键的内容。在为本次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落实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还声明“今年各地要对最低工资制度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情况，普遍进行一次检查”。没有人怀疑这位曾经为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总理提高普通工人工资的真诚和努力，也没有人怀疑检查的必要性，但温家宝总理本人肯定也不会相信，仅仅依靠检查就能够真正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毕竟，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直接硬性制定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效果未必如意，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们往往会为了“给投资者创造良好环境”而一味偏袒资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工人的正当要求，而改造这样的一支官员队伍虽属必要，却非短时间内所能见效。而且，过多地直接监督非国有企业工资水平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将导致政府规模膨胀，效率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农民工不得不接受打破道德底线的低工资是因为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过低，那么，通过农业补贴提高农业收入，逼迫低工资企业改善工人待遇以便与农业竞争劳动力，这种间接策略效果可能更好。近两三年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和耕地补贴，导致不少农民工回流务农，某些以“血汗工厂”闻名的地区出现“民工荒”，企业因此纷纷提高工资，就说明了这一点。以前珠三角地区台资工厂以对待工人苛刻而闻名，近两三年也纷纷改善了工人待遇。笔者本人通常会利用去深圳过春节的机会走访了珠三角一带的企业，去年在一家台资企业参观时就注意到，该公司就是在这两年新盖了工人宿舍楼。在入世过程中，中国农产品关税从54%下降到了15.3%，而目前世界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为62%（薄熙来：《中国支持多哈回合达成全面平衡协议》），中国农民不得不在几乎没有保护和支持的条件下与享受着巨额财政补贴的西方农民竞争，其情其景，堪比八里桥的清军将士手持大刀长矛冲向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现在纠正当初的偏颇，给予农业、农村、农民一定的补助，当在情理之中。

在这个开放经济的时代，作为一个入世已经5年多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其经济政策“溢出效应”日益显著的大国，中国能否有效地长期实施上述策略，还取决于能否在国际经贸谈判中有效应对贸易伙伴对此策略可能提出的质疑和抵制。与不错，世贸组织规则许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粮食安全、农村发展等目标而采取特定财政措施；但是，上述策略与美国等国农业利益集团对中国市场的短期目标相互冲突，而在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下，农业利益集团从来就以神通广大而闻名，在这样的问题上更容易成功地“绑架”美国政府，挑起贸易争端，阻挠中国政府推行上述策略。

针对上述潜在贸易摩擦风险，中国谈判团队无疑需要据理力争，美国等发达国家自己也需要认识到本国农产品贸易与制成品贸易目标之间存在潜在冲突。在中美制成品贸易中，美方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无疑是提高中国工资水平，削弱中国制成品的劳动成本“优势”，且此结果将有助于扩大中国国内消费；但中国上述提高工资的间接策略尽管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却与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中国市场的短期目标相互冲突。从以往的行为记录来看，由于美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成员，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盲目追求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容易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在此问题上能否作出合理的抉择，尚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