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俄华界掀起轩然大波、并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效仿的俄罗斯零售新规尚未全部执行就发生了反复。为缓解物价上涨压力，稳定零售市场，莫斯科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限制外国人在俄市场从事零售业的法令，自2月12日起允许外国商人继续经营莫斯科食品市场的空摊位，莫斯科市政府期望通过这项举措将本市商品价格降低一至两成。

这场风波起于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2006年11月15日签署的第683号政府令（下文简称“禁商令”），该命令从2007年1月15日起正式生效，禁止外国移民在俄从事酒类和药品零售贸易，从2007年1月15日到4月1日，外国人在售货摊点、自由市场及商店以外的场所进行零售业的人数不得超过零售业总人数的40%；从2007年4月1日到12月31日，外国人在零售业总人数所占比例将下降为0，即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

对于在俄从事零售生意的外国商人而言，俄罗斯禁商令本质上属于“蚕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又称“间接征用”）风险。征收风险即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所谓“蚕食式征用”，本意系指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合同中事先约定，外国投资者在一定年限内，按一定比例分期将其股份逐步转让给东道国政府或国民，使东道国方所持股份达到51%以上，甚至100%。[1]后来其内涵逐步丰富、发展，按照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投资保证专门委员会《关于保护外国人财产的条约》第三条的注释，蚕食式征用具体指不适当的独断性征税、限制汇款、禁止解雇、拒绝批准进出口原材料，等等。美国众议院有关材料则将蚕食式征用定性为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外资政策的改变、强制国有化、借贷限制、雇佣外国人的限制、强制出口、价格统制，等等。总结蚕食式征用各类具体行为，可以将其定义为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并未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或实际上被取消，从而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目前，蚕食式征用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即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蚕食式征用、与腐败动机结合的蚕食式征用，以及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蚕食式征用，这次俄罗斯禁商令就属于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蚕食式征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外商不得不退出部分乃至全部投资股权。一来外商退出股权通常违背其本意；二来由于政策变动导致外商被迫集中在短时间内脱手股权，即使其资产能够找到买主，在这种人为造成的买方市场上，卖主资产的市场价格也要大打折扣。在这场风波中，今年元旦前后，一部分在俄“练摊”的华商就开始低价甩卖剩余货物，甩货价仅相当于平常价格的1/5—1/10，甚至低于在中国的价格。在效仿俄罗斯禁商令的吉尔吉斯斯坦，一位浙江义乌商人被迫选择低价清盘，几个小时之内便损失70万美元，造成了当地媒体所说的“比什凯克零售业上单日最大损失”。[2]

由于在俄外国零售商人中华人最多，目前俄罗斯100万外国零售商人中90%以上是中国人，华商是这项禁令的最大受害者。但我国企业通常又不能简单地用撤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方式来规避上述各类蚕食式征用风险，因为不少上述蚕食式征用风险较高的国家对于我国保证资源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或者属于我国企业西方竞争对手的空白区，或是对我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如俄罗斯），我国企业往往有必要承受一定风险开拓这些市场。因此，对这种蚕食式征用风险，我们从总体上来说不应消极回避，而应积极应对。何况，一定的风险还有助于提高预期利润。

应对上述蚕食式征用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无疑是展开政府间的积极交涉，尽管这种交涉未必需要大张旗鼓，因为过分大张旗鼓反而可能导致事情激化而更加难以解决。在交涉中，我们要抗议的是无偿的强制征用，而不应是调整外资政策，因为只要没有违反自己的国际承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调整外资政策。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包括要求对方适度推迟实施导致风险的有关政策法规、给予华商更多缓冲期等，因为过分短促的过渡期（如此次俄罗斯禁商令从签署到正式实施不过两个月时间）将造成人为的买方市场，从而令需要脱手货物、股权的华商蒙受损失。在中长期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在与别国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中添加东道国外资政策调整最短过渡期条款。

其次是建立风险保障机制。国家已经在中央层次上建立了针对类似政治性风险的保障机制，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海外投资保险等，但需要在险种、覆盖面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发挥地方政府和商协会组织的积极性共同完善风险保障机制。鉴于海外众多华商都是从事资本额不很大的零售生意，而且来源地域相当集中，在旅外商人集中的地区（如浙江、广东、福建和黑龙江等地）建立某种地方性的海外经营保险基金也许是可行的选择，这种地方性的基金应当与国家层次的海外投资保险工具展开多方面的紧密合作。

对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蚕食式征用风险，我们在应对时需要沉着，往往时间本身就会解决问题，因为东道国的不少禁令会因为违反经济规律、对地方政治经济考虑不周而贸然出台等原因而难以落实，直至最终撤回。过多的直接交涉可能造成我国与对方的对抗，反而壮大了东道国禁令的支持力量；等待禁令对东道国本身的负面后果暴露，能够从根本上化解东道国禁令的政治基础，亦无经济争端政治化之虞。俄罗斯政府当初表示，发布零售业新规目的是整顿商品市场秩序和零售业升级，保护俄公民利益，并夺回被外国人抢占的就业机会。用心不可谓不好，但如此仓促出台的禁令显然没有充分考虑俄罗斯广大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远东地区对中国零售商的需求，也没有考虑到外国零售商仓促撤出之后，普遍不愿意从事艰苦零售工作的俄罗斯本国国民究竟能填补多少市场空白。此前，笔者已经预言，俄罗斯禁商令最终未必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未必没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修订，乃至撤回。事实也确实如此，禁商令生效后，大约3万名外国零售商离开了莫斯科市场，但俄罗斯人并没有填补这些空白，莫斯科及远东城市各市场大量摊位空置，食品、小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肉类和蔬菜价格平均上涨15%～20%。莫斯科市政府取消禁商令，实属理所当然。当然，从长远来讲，此次风波也再次警告我们，需要加紧在贸易伙伴国内寻找、培养壮大对华亲善群体，组织反贸易保护主义同盟军。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第25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2] 杨磊：《回家》，《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