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的海外并购应当支持
关于平安1月21日公告没有明确再融资用途一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文件固然要求执行信息披露，但并没有要求在股东大会之前的公告上就宣布一切细节。如果考虑到此次再融资规模巨大、远远超过补充资本金之需，多半是用于大型并购项目，而且很可能是海外并购，那么，我们不难看到，过早、过细地宣布收购细节，将推高收购对象的股价，从而提高收购方的成本。
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提升在国际金融界竞争地位等角度来看，如果平安此次大手笔融资是为了开展大型海外并购，我们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支持，尽管具体融资额之类细节可以商榷。
扩大海外投资对化解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等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是众所周知。而无论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还是为了中国投资者个人利益，在各种对外投资方式中，与业已实施的提高QDII额度等措施相比，我更赞成增强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通过他们去收购海外资产，以及开放外国政府机构和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证券。因为在QDII模式下，QDII通常只能充当相对被动的财务投资者；在国内企业、金融机构海外并购模式下，可以将海外资产纳入中国企业、金融机构整体发展战略，从而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国内证券市场融资用于收购有潜力的海外资产，也能够为苦于市盈率过高的中国股市增加软着陆的机会。而在开放外国政府机构和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证券的模式下，我们能够用中国法律来规范当事各方，从而更好地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利益。
看看海外上市中国内地公司遭受的额外困扰，不难理解这一点何其重要。从早期的中华网，到后来的中航油、中国人寿、空中网，中国内地企业在海外（主要是美国市场）频频遭受投资者集体诉讼困扰；2007年在美国上市的巨人网络11月1日正式挂牌，11月26日就遭到美国律师事务所发起的集体诉讼，更创造了中国赴美上市公司从上市到遭起诉周期的最短纪录。海外上市中国内地企业为应付这些诉讼付出了沉重代价，如空中网2006年4月宣布，为在2004年7月9日至8月17日间购买或者出售该公司股票的股东建立一个和解基金，注入350万美元，以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在美国法律制度某些特点的激励下，为了获得对上市公司集体诉讼往往高达30%的代理费，美国存在一大批专事此道的律师人为制造诉讼机会，尽管此类案件很少能够真正站住脚并赢得诉讼，但企业多半会为了避免困扰而选择和解，律师处于不败之地。
就金融业而言，无论是出于分散业务风险、实现不同区域业务互补、提高收益等中国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求，还是出于服务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即所谓“跟随客户”）的需求，抑或为了抵销海外同行混业经营额外竞争优势，中国金融业都需要更大规模地“走出去”开展海外业务。不仅如此，我们的金融机构、以及我们的其他行业企业拥有许多潜在竞争优势，只有走向海外市场，这些潜在竞争优势才能转化为面对海外同行的现实竞争优势，进而提高我们在各个行业、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如果不走向海外市场，那么中国的这些优势就只能为海外机构所利用，用于提高他们的收益，甚至在同我国机构竞争时用于化解我方的竞争优势、巩固他们的优势。
笔者参观过平安集团设在上海张江的后援中心，对金融后台服务的集中获得了直观的感受。金融后台服务大量耗用人力，因此，与西方国家同行相比，中国金融机构在这个环节有着潜在的人力成本优势。如果平安集团走向海外，收购西方国家同行，那么，仅仅将被收购方的后台服务环节转移到张江，就能大幅度节约成本，取得额外的收益，赢得对东道国同行的现实竞争优势；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不走向海外，那么这部分潜在优势就永远只能是潜在优势，海外金融机构反而可以借助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政策利用中国的这部分优势。倘若富士康之辈为外资贴牌的代工厂在中国大陆早早发展到今天这般规模，华为、中兴等国人引为自豪的自主创新高技术企业必定没有成长的机会，因为他们当初赖以起家的国际竞争力来源因素（劳动力成本低廉）也被发达国家竞争对手利用了；现在，我们必须抢在金融界的富士康崭露头角之前，尽快推动金融界的华为、中兴成长起来。
从成本和市场准入等条件来看，目前也是金融业扩大对外投资的良机。任何海外投资（特别是并购）都必须考虑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超调是金融市场永恒的特征，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导致巨额资产显露垃圾原形，也会导致大量本质不错的资产价格过度低估，此次次级按揭危机自不例外，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抄底的良机。回顾1997—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欧美企业、金融机构在东亚廉价收购了多少资产，就不难理解这一点。目前，美国股市市盈率已经下降到了1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彭博社对分析师的调查，以2008年预期盈利计算，目前标普500成分股平均市盈率13.71倍，而上一次该指数成分股市盈率低于14倍是在1990年10月。而且，在景气时期，东道国奇货可居，对外资收购者容易产生敌意；在萧条时期则相反。当初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闹得满城风雨，这回华尔街陷入危机，中国金融机构入股贝尔斯登、摩根士丹利却连舒默之辈一贯的极端反华派也没有阻挠。
四、再融资风潮我们需要汲取的教训
尽管市场上流传的对此次平安再融资方案的指责不少站不住脚，但此次再融资风潮无论是对平安集团决策层、对政府管理层、还是对投资者都有不少教训可以汲取；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我们的竞争对手从中吸取经验，利用中国市场的非理性过度反应来打击中国竞争对手。
毫无疑问，对于平安集团决策层而言，再融资方案在市场上激起如此巨大的负面反应，绝对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惨痛教训。就笔者所知，在中国大陆内资金融机构中，平安集团可能是高级管理层中海外／外籍人士所占比例最高的了，依靠合理的高管聘用制度和受聘人的业务素质，海外／外籍高管对带领平安各方面业务迅速跃居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该公司获得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颁发的“引进国外智力先进单位”称号。但此次再融资方案显然是只考虑了技术问题，对当前的市场全局考虑不周，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考虑不周，更没有充分体会到中国大陆市场参与者心态的细微之处。吸取这些教训，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当有裨益。
对于政府管理层而言，这次闹得如此满城风雨，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管理层此前的某些不当举措。诸如“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银行必须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根据外资竞购者情况“量身打造”企业并购投标资格条件……，所有这类举措严重损害了公众的信任，导致公众很容易从“内外勾结掏空中国股民”的角度来判断问题。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我们的政府部门有必要反躬自省。
对于投资者而言，为了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和自己的长期利益，我们的投资者需要适当调整自己的心态，对投资的态度应当像婚姻，而不应当向一夜情看齐。而且，股民和评论家们指责的很多问题可能根源就在于自己身上。以外资话语权过大为例。外资过大的话语权是我们自己奉送的，它植根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有什么样的土壤就长出什么样的花，这种盲目崇拜存在于我们的政府部门，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投资者、评论家们当中，毕竟我们的政府官员们成长于普通国民之中，并不是从某个外星球降下来统治我们的。我在一些抨击平安和QFII话语权的文章中看到，作者立论的依据也是诸如“美国上市公司挂牌交易后要过18年才有资格再融资一次”之类传闻；诸如“在法治历史久远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有法律及制度的出台都基于一个目的，保护弱者。正因为这样，他们从弱肉强食的蛮夷时代步入现代文明。而我们太多的制度漏洞，已经成了冷血的掠夺者手中的工具”；“当西方国家的强势集团每每将慈善事业作为维护形象的第一选择时，在我们这里，强势者却缺乏对弱势者的同情，他们更喜欢将弱者当成掠夺、戏弄的对象而非奉献爱心、消融自身过错与罪过的对象”之类文字随处可见。既然我们的投资者、我们的评论家们都是这种盲目仰望而不是冷静审视西方的心态，给自己涂抹上海外油彩的QFII们拥有左右市场乃至决策的影响力又何足为奇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警惕我们的竞争对手从这场风波中吸取经验，利用中国市场的非理性过度反应来打击中国竞争对手。根据此次再融资风潮的经验，未来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和一家外国公司在海外竞购，那么，竞争对手完全可以在国内市场上散布流言来破坏中国公司的融资计划，从而在竞购中击败中国公司。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不玩弄借刀杀人把戏上，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不上这种当上面。
总而言之，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外部势力对我国市场的潜在破坏性冲击，但我们不应该在潜意识里自认为永远的弱者，只能被动抵御风险，不能主动出击寻求更大利益和发展。鉴于平安去年以来其海外收购表现相当积极主动，此次融资也很可能是用于海外收购，且包括平安在内的中国金融机构一些潜在竞争优势需要通过海外并购才能成为现实的财务成果，市场上对平安增发方案的反应未免过度了。由于手中股价下跌，股民们发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仅仅是语言过激一点也不妨，毕竟这提供了一条宣泄情绪的途径，网络口水无论如何好过上街打砸；但决策时应当冷静客观。平安仅仅是一家公司，如果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剖析有助于增进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的理性，从而有助于整个中国企业群体和市场的发展。
（初稿2008.2.26，定稿2008.3.1，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