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一言以蔽之曰就是“扩大对外开放”。直到2007年3月份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仍然是“扩大开放”（见第五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无疑，这个提法曾经是最合理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由于以下原因，继续沿用这一提法的合理性正在日益流失，需要转而使用“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或“建设开放经济”的提法：

首先，“扩大对外开放”这种说法隐含地将自己放在被动地位，由外商来利用中国的销售和投资市场；“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表明的是该经济体系对外开放度如何。目前的形势是过度依赖出口、外资超国民待遇和外资垄断对我国国民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负面后果正日趋严重，社会和最高决策层强调新发展观，强调内资主导和自主创新，这种转变符合民意，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应当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向，而不是与潮流相悖。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正日益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先进制造业，这些先进制造业的战略意义较为突出，国家必然对外资在其中所占份额给予较多限制；高度依赖外资、高度依赖出口的道路在我们重点发展的许多新兴产业部门正日益不可能重演。

第三，任何一个政策指导思想都必须能够让我国从中受益，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但所谓“对外开放”仅仅是向我方自己施加了义务和承诺，但我们开放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出口贸易中克服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获取海外资源供给、发展对外投资，等等，“对外开放”概念无法涵盖。如果说原来我们建设开放经济的重心是我方扩大对外开放，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需要向我们的贸易伙伴提出商品、投资市场开放的要求了，尽管我们提出要求的方式应该、也可以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充满霸道色彩。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过近30年的东西方阵营封锁，我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多，当时，海外的市场开放度已经足以让我们规模尚小的对外贸易腾挪，除了港澳一带的窗口公司之外我们谈不上有上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也还无从体现，彼时仅仅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足以增加我国从国际经济体系中之所得。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近30年，片面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或者说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给、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已经相当可观，并且还在快速增长，贸易伙伴对我国商品、资本、劳务的开放度早已屡屡触及天花板，中国沦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已逾10年，此时继续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任何向中国开放采购、销售、投资和劳务市场的义务，因此并不合适，也有损外经贸部门在本国国民中的声望。

我们可以认为国内公众对外经贸部门的一些普遍负面看法是偏见，是忽视了外经贸部门开辟和维护海外市场的努力和成效，但我们至少应当从各个方面向公众表明我们追求的目标，使公众更方便理解我们的作为。

在去年6月份的一次研讨会上，笔者曾当着几个部门研究机构的一些同行强烈质疑“扩大对外开放”的提法，主张停止使用“扩大对外开放”的提法，改而使用“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或“建设开放经济”的提法。令人欣慰的是，在10月份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所作报告第五章第（八）节采用了这样的提法：“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将“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提法消失。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继续采用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在主管部门的媒体和文告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也正在逐渐流行。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相当丰富，就当前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贸易政策头号重心从追求总量平衡转向调整优化结构；加强防范外部不利冲击；增强中国对国际市场价格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所谓“大国”，就意味着不是价格和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价格和规则的决定者；我们目前在国际市场上还不能算是一个十足的“大国”，但这绝不等于我们就不应当去追求成为货真价实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