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冰雪冻雨灾害，令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脆弱之处暴露无遗，也促使我们反思。在雪灾反思中，我们需要摆脱感情的冲动，按照以下原则对问题发生的症结加以冷峻的审视，并思考解决之道：

首先，在思考解决之道的时候，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充分考虑可供选择的解决之道的副作用和成本，并考虑应对办法。如为了化雪而大量使用融雪剂，对土壤和农作物生长损害可观，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某种解决之道要我们付出的成本甚至高于灾害造成的损失，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采用。

其次，避免过多关注追究责任。这样的罕见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尽管只要证据确凿，必须依照法律和组织纪律严惩此次救灾中表现不力的干部和趁火打劫的奸商们，但我并不主张过多地追究哪个部门、哪个个人的责任，过多地把焦点集中在追究责任之类问题上，恐怕主要还是给那些什么实事都不会干、却特别擅长揪这个那个人毛病的人创造机会，最终演变成一场政治口水秀，而政治口水秀的结果往往是无辜者、乃至功臣沦为替罪羊，灾后重建等正事却被置诸脑后。当年大兴安岭火灾判刑的责任人当时不是有众多民众为其鸣冤吗？现在不是平反了吗？导致当时石油部长被撤职的“渤海二号”钻井船沉没事故后来不也证实是天气变化的不可抗力所致吗？至于历史上政治口水秀导致名臣良将含冤负屈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我们要吸取教训。

本着上述原则，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思此次雪灾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技术性问题；商业化改革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公共产品属性冲突问题；人口和产业重新布局问题；军事安全。

一、技术性问题反思

技术标准不尽合理造成灾害或提高灾害发生概率，此种现象屡见不鲜。我国大陆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京津塘高速公路宽26米，紧急停车道宽2.5米，比现行标准分别少2米和1米，正是这一差距使得这条高速公路事故频发。在这次冰雪灾害中，不少损失实际上也是由于防寒技术标准较低而造成的，典型莫过于华中地区自来水管道和建筑物采暖和防寒标准。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为淮河—秦岭一线，在此线以南，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防寒标准明显低于此线以北，其建筑物多数无暖气设施，自来水管道保温层等明显不如北方地区。在笔者的家乡武汉，正是这一点导致一些自来水管道冻裂。实际上，在淮河—秦岭线以南、南岭以北的华中地区，冬季气温在摄氏零度上下的情况并不少见，且南方湿度较高，而当气温低于人体温度时，湿度越高，人感觉越寒冷；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采暖、防寒标准过低，不仅提高了基础设施冻裂受损风险的概率，而且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笔者生长武汉，又在北京生活近8年，对此深有体会。灾害造成基础设施损坏本身是坏事，但倘若能够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充分汲取教训，提高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从而实实在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那未尝不能转化为好事。经过今年这场灾害，我觉得需要考虑一下改进南岭以北省份建筑采暖标准的问题。当然，这毕竟是50年一遇的灾害，我并不希望为了防御这样的灾害而把成本提高太多，那没有必要。

与技术标准相比，更重要的是这场灾害充分暴露了所谓现代技术设备和集中供应的基础设施面对意外冲击的脆弱性。毫无疑问，在能够保证电网运行的正常情况下，电力机车比之内燃机车、蒸汽机车经济和环境优越性显著；而对于水、电等基础设施网络而言，高度集中供应的大型网络经济效益也远远好于分散供应的小型网络。然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争之类意外冲击，电力机车和高度供电模式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前两年，北美电网就发生了供电危机，美加两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均未能幸免；在我国的这场雪灾中，近年来大力推进电气化铁路建设的铁道部门不得不四处搜罗内燃机车投放南方，电力网络的崩溃更令我们狼狈不堪：有的县城商店里找不到一个手电筒；有的妇产科医院连自备电源都没有，只能紧急转移产妇；有的城市只有电影院有一台小型发电机；不少地市党委政府不得不点蜡烛开会；……南方电网不得不紧急安排1亿多元为贵州、广西购买了300多台柴油机，加上广东、云南灾区，共运送5470台柴油机到灾区。灾后，南方电网组织编制了《电网建设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能力的措施及实施方案》并已通过专家组评审，准备通过分线融冰、建立电力应急通信网、加固重要线路三项综合措施预防电网再次被“冻伤”，这是必要的，但是，上述措施仍然是着眼于应对风险，并不能做到从根本上降低风险概率，如果能够推动发展袖珍涡轮发电、废热回收等小型基础设施技术，那么不但可以供应农村和分散的企业、居民点使用，避免一处冲击导致全网崩溃，而且在紧急状况已经发生之后也能够以火车运载发电暂时取代脆弱的铁路电网。

二、商业化改革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属性冲突问题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就总体而言，我们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中越来越多地引进了商业化机制。按照官方说法，中国收费公路里程已经是世界第一，收费桥梁也为数众多，供水、发电、港口、公交等领域都相继引进了外资和民营资本参与，水电投资甚至一度成为某些地区民营资本的投资热门，基础设施上市企业已经不止一家，基础设施部门内部管理也日益企业化。不可否认，商业化改革对突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瓶颈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中国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功不可没，社会上对收费公路、桥梁的抱怨声未必完全公平，因为如果没有这类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服务短缺的抱怨声只会比目前对收费公路、桥梁的抱怨声更大。基础设施部门的企业化管理也有助于督促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减少浪费。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所谓商业化改革本质上是将基础设施全部或部分私有化，然后将原来免费或廉价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改为高价提供，而基础设施又存在公共产品属性，冲突也就由此而生。在这次雪灾中，这种冲突表现得格外尖锐。

在一些地区雪灾初期，公路上车队已经排起了长龙，公路收费站却全然不顾，依旧“恪尽职守”对车辆逐一收费放行，人为大大加剧了道路拥堵。电力系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根据政府部门统计，南方电网区域内贵州、广西、云南、广东4省区7503条线路、859个变电站停运；截至2月19日，南方电网10千伏及以上线路倒杆、倒塔及损坏合计121915基，断线33803处；其中110千伏及以上线路倒杆、倒塔1677基，损坏913基，断线2769处。根据笔者看到的某些说法，称电力系统（特别是东北电力系统）本来有冬季人力巡查制度，随时敲落电缆上结的冰，因此无论降雪和冻雨本来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但南方省份电力系统取消了人力巡查制度，致使电网损失一时不可收拾。如果确实这样，那么，我们需要考虑，我们在前些年的基础设施企业化改革中，是否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削减了一些不应该削减的支出？

不仅如此，目前流行的某些主张还会加剧上述问题，或是导致上述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展望未来，我国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企业上市者将日益增多，公司上市固然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和强化投资者监督（或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但也大大加大了上市公司改善短期业绩的压力，公司管理层为追求粉饰短期效益而削减这类支出、牺牲长期利益的内在冲动将大大加强。外部投资者越是活跃、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是降低，公司管理层感受到的这种削减长期支出的压力只会越强。前两年，有个外资基金经理旅游到国内某山区，发现其中国移动手机信号仍然很好，对于消费者和整个国家而言，改善普遍服务无疑是好事，但他的反应却是想在欠发达地区建设无线基站会降低公司资本回报率，当时就打电话到中移动咄咄逼人质问高管。

近年来舆论界对铁路、电力、石油等所谓“垄断”产业的口诛笔伐有增无减，成品油价格上涨等很多问题都被归咎于“垄断”，引进民营资本被不少舆论称作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这次雪灾中，也有人意图将铁路和电力部门的问题归咎于“垄断”。对此，我不能不说这些主张相当浪漫主义。近两年许多媒体和学者将广州、深圳等地区的局部“油荒”归咎于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控股石油巨头的“垄断”，并声称引进民营资本、打破国资控股石油巨头“垄断”格局乃是化解“油荒”和抑制油价高涨的出路。其实，因为内地成品油价格未能追上国际油价涨幅，境外汽车、轮船、飞机都愿意在内地加油，与港、澳两个自由港毗邻且海港、机场一应俱全的广东首当其冲，以至于深圳每天投放市场的成品油有1/5被香港汽车加走，局部、暂时“油荒”实在无可厚非。把引进民营资本、打破国资控股石油巨头“垄断”格局当作化解“油荒”的药方更是南辕北辙，因为国资控股石油巨头多少还能服从一些政府要求，在内地成品油价格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甚至与成本倒挂时还承担保证市场供应的义务，民营资本则不可能做这种亏本生意。在这场雪灾中，对铁路和电力部门的服务同样可如是观。

三、人口和产业重新布局问题反思

这场冰雪灾害由于发生在春运期间而影响分外巨大，上亿人口短时期内的大迁徙对任何国家的基础设施都是重大考验。我们应当保护、鼓励春运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国民强烈家庭责任感，这是社会赖以凝聚的基石之一，在当前这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我们务必更加珍视这些符合中国传统的社会凝聚力因素；但数以亿计的国民为了谋生而与家人长期分离、终年只能一见，即使不考虑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即使不考虑春运对交通系统的压力，即使不考虑中国历史上流民多次成为社会大动乱的主角，我们也不能把如此众多国民蒙受的这种精神痛苦视为理所当然，我们需要考虑怎样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和安家，从而削减春运人流，从根本上降低类似今年雪灾所造成的冲击，逐步减少、消除我国国民蒙受的这种骨肉分离的痛苦。为此，我们需要双管齐下。

第一个方案是加快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步伐。面对汇率升值、工资和地价上涨的压力，向内地转移生产本来就是企业化解成本上升压力可供选择的策略之一；对于我国出口产业而言，区域通关制度的完善也有助于避免他们因迁往内地而降低出口效率，从而令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白白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为了推动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除了持之以恒改善内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之外，还可以推广实行在沿海产业迁出地政府和迁入地政府之间签署税收分享协议，迁徙企业的地方税收入在一定时期内由两地政府按照约定的比例分享，从而激励沿海地区政府主动推进产业重新布局。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扭转目前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让内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样才能吸引沿海产业更多地内迁。

尽管如此，沿海产业内迁只能发挥部分作用。因为，即使不考虑产业范围经济，自然环境也决定了我国各区域对现代产业的承载力从东部到中部依次递减。所以，我们还需要考虑怎样让更多的流动劳动力在他们现在工作、奉献的地方定居下来，而这并不仅仅是就业、住房就能够了结的，还需要在子女教育、政治权利、社会治安等方面相应做出深刻而全面的调整。

四、军事安全反思

我国国民从来不乏黑色幽默的天赋，这场雪灾也为民间提供了许多黑色幽默的创作素材，其中有一个段子称去年美国加州大火是中国对美国发起的气象战，此次中国雪灾则是美国反击所致。虽属戏言，却点出了雪灾暴露中国军事安全软肋的严重问题。

孙子云：“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篇》）。在国际斗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我们不能指望守成大国不动用武力遏制我们这个新兴大国崛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旦发生战争就能够取胜。根据解放军的成长历史，外军战略家不难判断，一旦发生对华战争，出动大军深入中国大陆只能令自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最好的办法是摧毁中国的经济社会秩序和战争意志，令中国认输。美国兰德公司1999年构想的对华战争计划中，就有部分内容是炸断中国若干条铁路运输干线的桥梁、电网，导致南北运输瘫痪，民工滞留南方城市生活无着，爆发动乱，南方经济陷入混乱，最终导致台海战争战败，这一思想清晰地展现在后来的“龙啸”演习和其他常规演习中。面对这次雪灾中暴露出来的混乱，我们应该庆幸揭露出我们这些问题的不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而是自然界，我们必须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做出安排，避免一旦发生战争时重演类似的混乱。

五、结束语

这次雪灾给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仅仅是已有财富的损失，并不是财富生产能力的损失（无论是人力资源、组织能力还是资本设备），所以，既然在这场灾害中中国的社会秩序没有崩溃，那么，雪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只能是短期的，雪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则能够引起我们长久而深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