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制转型

　　东北主要是体制问题，首先是所有制结构。为了给东北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我提出国有民营“共同经济基础论”这个命题。大体走了四步：

　　第一步，2010年提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他们都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第二步，2013年针对“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明确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党执政的基础”。并系统阐述“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第三步，2018年11月1日，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会上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句话：“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里的“我们”是谁?“我们”是指党。第二，“制度要素”的“制度”是啥?我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步，2019年5月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以《“共同经济基础论”再探讨》为题发言，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共同经济基础论”观点。

　　东北所有制改革下一步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国企怎么“增强活力”?东北国企主要不是“做大比重”的问题，而是“增强活力”的问题。例如，依据2020年7月最新的数据，东北某省全部159户地方国有企业中，112户亏损，占70%(“10个企业7个亏”)。其中17户省级国有集团，9户亏损，占53%。要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情况来研究问题。

　　第二，民营经济怎么“做大做强”?2020年中国民营经济500强中，东三省一共才11个，约相当于浙江省的九分之一。所以，东北要“脱帽加冕”：把“做大做强”的“冕”加在民营企业头上。

　　第三，混改怎么“产权交融”?国资体系内部的混合(即所谓“国有资本多元化”)类似“同性恋”。“异性恋”是主旋律，“同性恋”只是“协奏曲”而已。国企“混改”一定要让民营资本参加。

　　同时，还有资源配置体制问题，主要是市场化程度较低。

　　二、结构转型

　　东北结构突出两个问题：“一外一内”。“一外”指半封闭的对外结构：对外开放度低。1978年东北三省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为3.56%，比全国当时的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40年后，纵向比虽然有明显进步，但与全国比，差距则有所扩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7个百分点(2017年)。“一内”指板结的内力结构：新旧动能转换难。具体表现在拼资源、拼设备。虽然，从东北的研发力量来看有一定基础，但创新动力不足，优势未能发挥出来。高科技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只有3.65%。同时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也需加强。建议从全球和全国产业布局来思考东北的结构问题。

　　三、文明方式转型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表现一，由“官本位”转向“人本位”。东北的“官本位”并不是东北人民天生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熏陶凝结的。当年，把苏联搞的那一套最早移植到东北，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这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这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来源。在这种“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的影响下，会产生什么?一是“行政依附(包括人身依附)”;二是“特权”;三是“封闭”。对这种“官本位”，如果不能破除，所谓转型，所谓改革，所谓振兴，都难以突破。

　　表现二，由”契约淡薄“转向“诚信社会”。契约精神是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有四个支点：1.契约自由精神;2.契约平等精神;3.契约信守精神;4.契约救济精神。东北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而使契约四种精神薄弱。实际与“政府的权力太大”有关。东北下一步急需增强契约精神、打造诚信社会。

　　表现三，由传统“工业文明”转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从文明形态来研究，东北还是处在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阶段。按照钱纳里和库茨涅兹的模型标准，东北沈、大、哈、长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因此，需要思考如何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迈向一种人类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的问题。在东北调查发现，现在大学工科的教材渗透的还是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生态文明比较缺乏。中国现在要搞碳达峰、碳中和，怎么渗透到各个方面去?需要做的事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