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东北长期调研并对其发展探索的基础上，笔者逐步形成“三重锈带”观点。“锈带”说，虽然受国际上通行的“铁锈地带”一词的启发，但笔者赋予其独特的内涵，属于一种“再创造”。“铁锈地带”一词，在国际上是指衰落的资源型城市或工业基地，如英国的伯明翰、美国的底特律、德国的鲁尔和法国的洛林地区等。国外的“铁锈地带”主要“锈”在资源枯竭和产业上，因此，这些地区都是“衰落的资源型城市或工业基地”。而在东北，除人所共知的此处“生锈”外，还多了其他。

　　所有制之“锈”之一：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国企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1)国企市场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2)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3)国资监管体制需要完善;(4)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理想;(5)“内部人控制”;(6)国有资产流失严重;(7)计划经济遗留下的企业办社会职能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等等。2015年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是-52.7亿元，三省的盈利面简单算数平均为49.56%，特别是作为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国有企业净资产利润率平均数为-0.3%。这就意味着东北三省，近1万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加上银行贷款等超过2.8万亿元的国有总资产)经营一年，不但没有利润，反而整体亏损。

　　所有制之“锈”之二：民营经济不发达。在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民企500强中，浙江占134家，广东占50家，上海占14家，而辽宁只有7家，仅占1.4%，7家总营业额为3498.5亿元;吉林和黑龙江各只有一家，东三省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经济调节之“锈”：突出问题是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东北“经济调节结构”，究竟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或称“政府干预型”模式)?东北长期以来存在的“政府主导”模式到底改了多少?笔者调查的结论是：东北地区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跨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在揭示东北“体制病”时第一个判断就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

　　结构的“锈带”：封闭的对外结构与板结的动能结构。研究东北的经济结构，最关注的是三点：第一点是“对外”方面的结构;第二点是需求结构;第三点是产业结构。封

　　闭的对外结构：对外开放度低。东北的对外开放度则一直不高。1978年东三省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3.56%，比全国当时的平均水平要低6个百分点。4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东三省2017年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6.74%，纵向比有明显进步，但与全国当年的平均水平比，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7个百分点。这与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其所承担的中国对外开放前沿的战略角色是极不相称的。

　　板结的内力结构：新旧动能难转换。首先看需求：三个层面的消费需求相对减弱。需求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方面。

　　第一层，从三省最终消费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看，在1993年到2013年20年间，黑龙江省由3.66%下降到2.65%，吉林省由2.09%下降到1.83%，辽宁省由4.62%下降到3.73%。

　　第二层，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总和)的比重，在1993年到2013年20年间，黑龙江省由83%下降到62.49%，吉林省由83.68%下降到68.39%，辽宁省由80.02%下降到78.89%。

　　第三层，在居民消费中，除拥有较多国营农场的黑龙江省外，吉辽二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下降较多，仍按上述20年统计，吉林省由34.51%下降到26.17%，辽宁省由31.19%下降到17.15%。同时，“板结方式病”还体现在拼资源、拼人力、拼设备，增长方式粗放。东北“投资驱动型”经济特征明显。

　　另外，“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形成，也是缺乏新动能的突出表现。据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东北GDP占全国的8.4%，而高技术企业在全国的占比只有4.5%，高科技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也只有3.65%。“失衡”的产业结构：现代服务业和新型产业滞后。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同时也是东北经济的优势之所在。

　　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2003年至2012年第一轮振兴的“政策驱动期”，驱动第二产业一度回升，但自2013年之后，第二产业再度回落。整个东北产业结构有向“三、二、一”转变的迹象，但是仍有不少问题。产业结构：服务业仍发展滞后。2015年，整个东北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6%，比全国平均水平(46.1%)低8.5个百分点。

　　文明方式的“锈带”：“官本位”较重、契约精神淡薄与传统的“工业文明”。表现在三个方面：“官本位”较重。东北的“官本位”并不是东北人民天生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1949年建政伊始，中央选定东北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因当时没有经验可依，便把苏联斯大林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体制移植过来，东北逐步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

　　在这种“整个社会联系体制官僚化”的影响下，会产生许多问题。一是，“行政依附(包括人身依附)”;二是“特权”;三是“封闭”。这是“束缚和抑制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主要问题”。“官本位”如果不能破除，所谓转型，所谓改革，所谓振兴，都难以突破。

　　契约精神淡薄。契约就是我们常说的“合同”。契约精神是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一般来说，契约精神有四个支点：(1)契约自由精神;(2)契约平等精神;(3)契约信守精神;(4)契约救济精神。其中，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也是契约从“习惯”上升为“精神”的伦理基础。人们说东北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法治社会”。并不是说东北乡亲没有对契约精神和法治环境的渴望与呼唤，而是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联系体制官僚化”，而使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和契约救济精神相对薄弱。

　　结论与建议。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东北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病”，而是“综合症”或“并发症”——体制病：“沉重的翅膀”;结构病：封闭的结构和“失衡的格局”;文明方式病：“官本位”较重、“契约”精神单薄和传统“工业文明”而非“生态文明”的模式。面对东北存在的“综合症”和“并发症”及其深层内在矛盾，必须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和转型。唯此，方能突破“三重锈带”。针对东北的思想实际，东北的思想解放究竟要从哪里解放出来?建议紧扣“思想的三个解放”，即从计划束缚、行政依附和封闭老路三个方面解放出来，以便与人类先进文明相交融，这是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