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呈明显下滑趋势，全年投资保持低速增长。1-4季度国有单位投资分别累计增长22.7%、12.5%、8.1%和6.3%，增幅逐季大幅回落。全年全社会投资完成29876亿元，仅比上年增长5.2%，增幅同比下降8.7个百分点，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年度增长水平。按经济类型分，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21719亿元，增长6.1%；集体经济投资4190亿元，与上年持平；个体经济投资3967亿元，增长6％。按管理渠道分，基本建设完成投资12618.7亿元，增长5.9%，更新改造投资完成4418.7亿元，下降2.2%，房地产投资完成4010.2亿元，增长11%, 其他投资完成1371.4亿元, 增长31.8%。鉴于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显然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
从资金来源方面看，政府投资仍呈孤军奋战的局面。全年国有单位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完成1512亿元，同比增长43%；虽然贷款融资仍是投资增长的重要渠道，国内贷款占国有投资资金来源的比重为22.9%，但是，与前些年贷款大幅增长的情况相比，今年以来贷款投资增长略显迟滞；债券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全年债券融资同比增长了49.2%，占资金来源的比重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在融资方面，影响投资增长低缓的主要原因是利用外资的大幅下降和自筹投资的严重不足。在国有投资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同比下降26.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下降34.1%，这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景气下降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消极影响较为显著。自筹投资几乎只有零增长，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仅同比增长3.3%。自筹投资不足表明经济效益不佳已严重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的扩大，同时，企业风险意识增强，在投资机会的选择上保持谨慎的态度，另外，企业融资渠道不畅、融资工具缺乏也制约了企业自筹投资的扩张。
在行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全年农林水利投资同比增长22.9%, 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同比又上升了0.5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继续下滑, 其中能源工业投资同比下降1.9%, 原材料工业投资下降1.7%, 轻纺工业投资下降3.0%, 机械电子工业投资下降0.9%。从月度情况分析，工业大行业投资整体下降还是近年的首次。受长期快速增长、基数过大因素的影响，第三产业投资增长放慢，但仍明显超过全部投资增幅。其中，运输邮电业投资只增长0.6%, 金融保险业投资同比下降20.3%。
在投资的地区分布中，中部地区投资增长最快，全年中部地区投资累计增幅达7.1%，东部和中部地区投资增幅相同, 为5.6%。在全国31个省区中，投资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4个，占总数的45.1%。其中, 投资增速同比下降的省份有上海、云南、海南和天津; 投资增幅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在10%以下的省区有7个, 占22.6%; 投资增幅超过10%的有10个省区, 占32.2%。统计表明，投资增长乏力不是少数地区的个别现象，东部地区各省投资低缓是形成整体投资形势不乐观的主要原因。
1999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仍在增加，但进入3季度新开工项目大幅减少。1季度累计, 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新开工项目7023个, 比上年同期增加849个，增长12%；上半年累计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30715个、1693个和5.8%; 而全年累计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97655个、-5221个和-5.6%。全年新开工项目同比有所增加的只有天津、河北、辽宁、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重庆8省，其它各省则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582亿元, 同比下降15.8%,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占全部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比重也比1998年同期下降4.7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增加多少是判断未来投资增长的重要指标，从全年的新开工项目增加情况看，尽管有上年同期基数较大因素的影响，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项目投资的谨慎态度，这可能会对未来的投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相对较快，在国有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幅超过全部国有投资增幅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了24.5%，与上年同期水平持平。商品房销售情况较好,全年累计, 商品房销售额2655.3亿元，同比增长23.9%, 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24.3%；销售商品房面积13380.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2%；售出面积为竣工面积的67.6%，这一比例同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
目前，投资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足，以及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不足。而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国民经济内部深层矛盾直接作用的结果。
1．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1999年政府的投资扩张政策是近年来最为积极与务实的，但是，政策的实施或是局部效果有，总体效果不理想，或短期效应有，长期效应不佳。主要表现是经济紧缩状态未见缓解，经济增速呈现下滑趋势，物价水平持续走低。1-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分别增长8.3%、7.6%和7.4%，全年增幅预计仅略高于7%；1-3季度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2.9%、3.2%和3.0%，全年预计下降2.9%。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一是投资增长向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其二是不同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结果，其三是投资的结构效应。投资量一定，由于投资对经济的传导机制、经济政策间作用结果以及投资的结构效应的差异，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却可能不同。我们希望的目标是：以较小的投资增长带动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从与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方面考虑，1998年以来的投资增长水平并不低。当年投资对GDP的弹性，投资率都超过了1992年的水平。但从启动经济的效果来看，此次投资扩张显然没有1992年投资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原因在于：
第一，根据乘数理论，投资扩大会引起消费与收入的倍增，简单的乘数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但是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乘数效应减弱。首先，当前医药、养老、失业、教育、住房等多项社会保障和基础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给人们带来了强烈在后顾之忧，产生未来支出增大的预期，从而限制了人们当前的消费倾向；其次，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形成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两级分化，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递减，低收群体消费明显不足，从而不利于消费扩张；再次，我国目前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下就达到了消费饱和纯粹是无稽之谈。只能使人怀疑现有的消费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体制环境是否已经对消费增长产生了约束。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范围被压缩到一个相对较窄的空间内，本应由于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可以产生旺盛需求的、在国外一直作为传统的经济支柱的娱乐业和住宅业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抑制。上述因素影响了投资扩张对经济扩张的传导。
第二，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购买增加，将引起自发总需求增加，并通过乘数作用引起国民收入的倍增。但是由于税收的存在，政府支出乘数的作用将有所减弱，从而减轻自发总需求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如果政府增加购买与增加的税收相同，则国民收入增加与政府购买相同，即乘数为1。也就是说，在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拉动能力。1998年政府增发1000亿建设国债的同时，各项税收也增加了1000亿；1999年增发了6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和技术改造，同时，全年累计各项税收也增加了1000多亿。财政支出与收入政策的相互冲突与抵消，使政府投资对社会总需求以及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不象某些政府部门估计的那样乐观。
第三，一般来讲，投资结构变动会引起相关产业产出份额的变动，又由于不同产业的产业增长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和能力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作用──不同，所以才带来了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由此可见，投资结构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甚至对短期经济增长）意义重大。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其重要标志就是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地位的转换。在国有单位投资中，工业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58.5%下降到1997年的37.8%, 下降了20.7个百分点。其中又以制造业投资比重下降最为明显, 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 相反, 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直线上升, 由1990年的39.7%上升至1997的59.3%, 上升了19.6%。其中又以交通邮电业投资比重上升最快，上升了13.3个百分点。但是投资比重的转换并未带来产出比重的相应变化。1997年与1990年相比，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由36.9%上升至49.2%, 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 呈强劲上升势头; 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却仅由31.3%上升至32.1%, 比重基本无变化, 考虑到1995-1996年这一比重仅有30%左右, 所以第三产业产出比重反而有下降趋势。这样，产出结构变动就与投资结构变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再从各产业对GDP和投资的贡献率的比较来看，在1986－1990年，1991－1997年这两个时间段中，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38.6%上升至52%，其中工业由34.6%上升至44.5%,上升了10个百分点; 而同样时间段中, 第二产业对国有投资的贡献率却由59.6%下降到50.7%, 工业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由19.8%下降到9.9%。这表明，尽管90年代初期以后工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却显著上升了，也就是说工业运用了较少部分的投资实现了较大份额的产出增长，对整体经济的贡献较大。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在投资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反而下降了。在上述两个时期中，第三产业对投资的贡献率由11%猛升至47%，其中，交通邮电业由2.5%跃进到22.3%, 房地产业由3.9%上涨到13.2%; 而同期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却由34.3%下降到31.6%, 其中交通邮电业由8%下降到5.8%。
投资结构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投资效果系数的变动。自“八五”后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GDP增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94年高峰时期的0.430下降到1998年的0.202（不变价），下降幅度较大。这意味着国民经济越来越倾向于要用更大的投资增长才能换来以往仅用较小投资增长就能换来的经济增长。
2．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
尽管国家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先后增发1600亿国债，已经或即将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由此带动的贷款投资和其他投资增加，可能拉动1998－1999两年国内生产总值各增加1.5个百分点；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并未有效激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及民间投资。国有单位投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筹资金的严重不足，工业投资的绝对量下降（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以及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长落后于中西部地区（东部是民间经济最活跃的地区）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企业及民间投资的低迷状态。可以说，如果相关体制及机制性问题不解决，未来的财政扩张仍将难以得到企业及民间投资者的积极响应。我们认为有以下四方面的因素影响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第一，国民经济缺乏必要的退出机制。对于国民经济整体来讲，适当的退出机制是促进经济不断繁荣、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首先，我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尽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中，盈利企业只占40%，由于投资决策失误背上沉重包袱的占10%，产品积压，达不到盈亏平衡点的占20%，其余20%的企业早应退出市场。但从我国企业实际破产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1989－1997年，全部破产的国有企业只有2449个，占国有企业总数的2.3%。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的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新兴企业可能的发展。其次，我国的金融机构同样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上半年为止，有1/5的城市商业银行出现资不抵债、资产质量严重恶化现象，约有占总数30%左右的城市信用社资不抵债，1/3的农村信用社信贷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不能退出，使有限的社会资金得不到合理利用与重新配置，降低了资本运营效率，从而直接或间接增大了企业单位的融资成本；同时也限制了具有活力的新的金融机构的进入。
第二，企业发展缺少必要的创业投资机制。所谓创业投资机制是指专业投资人员为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新创立的公司提供融资，并依托风险资本市场为新企业的发展提供进一步融资服务的机制。我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建立专门的创业投资机构，90年代以来先后在部分高新技术园区成立了具有创业投资公司性质的创业中心。但总体来看，我国目前以创业投资机构和中心为依托的创业投资机制的政府色彩十分浓厚，资本规模较小，没有实现“股权投资、资本经营、风险承担”的创业投资功能，缺少一套主要依靠市场规则选择高新技术的机制，缺乏创业投资的退出渠道。当前，创业投资机制的缺乏限制了投资者通过风险资本市场参与风险投资，获取较高回报的可能性，限制了高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和产业化，也限制了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的培育和发展。
第三，高度垄断与过度竞争并存，恶化了市场环境，降低了投资者的合理预期。目前，我国一般商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价格普遍下跌，企业投资收益微薄，但企业仍然大多集中于这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除部分是由于企业技术及资金有限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行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电和电力）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的行业垄断，或由于进入门槛过高，或由于政府的严格管制，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垄断的结果一方面使某些利益集团大量获取超额利润和租金收益，并为其集团内部人员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垄断者生产的产量小于社会有效率的产量，垄断高价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因此，垄断的无效率引起整个社会无谓的损失；再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价格保护和进入限制，使垄断企业缺乏竞争性刺激，使企业对提高效率、改善服务不感兴趣，经营机制僵化，形成严重亏损或资不抵债。近年来，受到社会普遍非议的邮电及电信服务业，或依靠其行政垄断地位，对消费者收取不合理资费，或多次提高资费价格水平，以弥补其经营不善、大量亏损的损失。邮电及电信服务业垄断限制了其他资本形式进入这一行业，从而降低了这一行业可能的产出水平，增加了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降低了资金配置的效率。
第四，金融中介部分失灵（Failture）。与市场和政府失灵类似，金融中介失灵是指金融中介不能通过有效率的方式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使经济向均衡状态运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的金融中介失灵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国内的储蓄资源越来越难以转化为国内投资资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1986－1996年国内储蓄总额共计133650亿元，国内投资总额130780亿元，储蓄大于投资2870亿元，进入90年代，投资大于储蓄的年份只有1993年。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虽然有市场需求约束的影响，但现有金融渠道不畅、融资工具缺乏、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其次，金融中介的融资效率低下。长期以来，我国的银行系统都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国有银行资金的绝大部分都归国有单位占有和使用，而这部分经济类型企业活力明显不足，经济效益长期低下，对经济的贡献程度逐年下降。1978－1998年，尽管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77.6%下降到28.5%, 但它们在银行贷款中所占的比重却依然维持在80%以上。由于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差而日益依赖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呆帐贷款大量发生并越积越大，造成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与此相对应，产权相对明晰、自我约束能力强、经济增长活跃、经济效率较高、目前在经济总量中占70%以上，在经济增量中占9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却仅能得到10－20%的银行贷款，而且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资助，依托的也只是规模较小、资金成本较高的民间金融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