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00年投资预测
1．外部环境
2000年世界经济将实现恢复性的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9月的预测，199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0%, 2000年则上升为3.5%。这一预测结果比其1999年5月的预测值分别高出2.3个和3.4个百分点。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2000年GDP增长率预计将达到2.4%、2.6%、2.5%和2.4%；发展中国家中亚洲国家平均GDP增长率将达5.4%。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形势也普遍看好。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1999年度报告预计，1999年世界贸易增长幅度约为4%，到2000年这一增长率将可望达到6－7%，接近90年代初的水平。国际经贸形势稳中趋好，为我国的经贸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另据IMF预测，200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净资本流入将在1998－1999年低水平徘徊的基础上，实现大幅度增长。其中亚洲危机国家净资本流出额将明显减少，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将由资本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亚洲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趋势的逆转显示出国际投资者对亚洲经济复苏信心增强，鉴于区域内经贸、投资联系的紧密性，我们可以对2000年我国利用外资恢复增长抱有希望。
如果顺利的话，我国将在2000年初加入世贸组织。这对我国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只有我国拥有尚未充分开发的、极具增长潜力、规模巨大的市场，例如，目前我国每年半导体市场需求就达80亿美元，未来20年我国商务客机和相关服务的需求将高达1200亿美元；另外，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条件，有利于跨国公司运用比较优势原则、实施全球发展战略；再有，中国“入世”以后，将逐步建立一个开放的、按国际经济规则运行的经济系统，对外资逐渐实行“国民待遇”。这些都对国际跨国公司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可以乐观的说2000年以后，又将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新的契机。据美国信用评估机构－杜夫·菲尔普斯公司的预测：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到2005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将可望增加1000亿美元，跨国公司以中国作为其出口生产基地的趋势也将随之加强。
中国“入世”以后，将在银行保险业、电信服务业等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外资大规模进入相关行业将不可避免。以金融业开放为例，外资金融机构将更大规模地在华开展资金融通和其他金融中介业务，从而在自身在华投资扩大的同时，也将形成我国吸引外资的一条重要渠道。1997年在华外资银行发放275亿美元贷款，而其在国内吸引的存款只有贷款的13%，这说明外资银行资金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国外。外资金融机构带来了大量国际银行业先进的管理方式、经营理念、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并为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竞争的环境，从而可能推动国内金融业进一步改革开放，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同国内金融机构相比，外资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将在资金、客户、人才、信息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另外，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实行合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我国金融机构将由于经营范围狭窄而处于明显劣势。迫于竞争的国外竞争的压力，2000年以后，我国金融业将进入金融创新的新阶段，包括金融企业组织和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管理制度的放松和业务范围的扩大以及金融产品价格的逐步市场化。这些可能的举措都为金融投资以及实物投资的扩张创造了更为自由与宽松的环境，同时，也为市场化选择与配置资金，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创造了条件。对外资开放也将伴随着对民间资本的开放，这意味着某些垄断高利行业将逐步允许国外及国内民间资本进入，从而拓宽民间资本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利润的空间。以金融业为例，适应中小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民间商业银行和信托、基金组织将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机会。
2．国内环境
这里从政策面和基本面两方面进行分析。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00年的主要任务，突出强调了继续实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扩大国内需求。2000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建设国债。在投资方向上，继续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为重点，同时更加注意与结构调整紧密配合，并带动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增加货币供应，加大金融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制定促进不同所有制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信贷政策。增加直接融资比重，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特别是要重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高科技产业。强调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大对西部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述措施将对2000年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积极财政支出政策的延续，1999年增发的600亿国债中，将有一部分用于扶持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另一部分计划投入用于企业技改贴息和高技术产业化等的资金为153亿元。首批159项技改贴息项目总投资665亿元，装备国产化及高技术项目228项，总投资213亿元。这些项目效应在2000年将更集中地体现出来。1998年以来，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取消贷款规模限制，降低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出台一系列信贷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1999年11月央行又明确提出，将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国债、金融债券公开市场业务，加大央行在货币市场的操作，增加基础货币投入。之后，又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资金、技术、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可以看出，2000年，国家仍将实施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促进需求扩张；同时，政府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外，鉴于其他所有制经济以及中小企业在启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宏观政策也开始注意向它们倾斜；再有，宏观经济政策强调适时调整，重视寻求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政策的提出并不等于落实，只有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与工具，实现多种政策手段的合理搭配，才能为2000年经济与投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政策环境。
尽管2000年经济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较好，但从经济的基本面分析，则没有那么乐观。首先，此次投资扩张显然没有1992年投资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强，原因主要在于市场供求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凯恩斯国民收入理论认为，如果经济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从而限制国民收入增加的就不是总供给，而是总需求。换言之，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生产出产品，增加国民收入。1992－1993年的经济扩张，是在有效需求受到几年的压抑，政府与国有企业投资扩张冲动强烈，融资机制也能为政府政策性扩张提供有力支持的前提下产生的。而1998年以来的经济扩张性政策遇到的却是全面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政府投资扩大形成的有效需求增长很快就被庞大的过剩的供给能力淹没了。市场价格不但不会上升，反而持续下降，因而产生市场持续衰退的预期，使民间资本难以发现经济亮点和增长点。所以以有限的政府投资是不可能带动民间投资增长，并促进经济回升的。其次，经济与金融的紧缩效应仍比较明显，抑制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对未来的良好预期。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均出现连续20个月左右的下降；从1996年5月到1999年6月，我国居民存款利率降幅达79%，贷款利率降幅达47%；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为7476亿元和9198亿元，1999年10月份上升为12032亿元。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经济正处于收缩状态，这种状态使投资者普遍感到经济前景不明朗，投资方向难以确定，投资收益没有保证。再次，1999年下半年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好转，但这种好转只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普遍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资料，1999年前3季度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的行业有机械、石化、建材、电子等，效益有所改善的行业是汽车、纺织、交通、房地产业等，效益降低的行业有建筑业和家用电器业，而经营困难的行业为烟草加工业、煤炭和钢铁行业。按企业规模分类，大型国有企业由于获得了政府及国有银行资金的全力支持，效益好转，而中小型企业经营困境加剧。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对2000年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也应放在改善现实经济环境上。只有在提高投资者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的条件下，2000年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才会充满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79－1998年GDP增长率平均达到9.8%以上。国民经济走的是依赖高积累和大规模资本投入，以资源过度开发和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较差，投资与经济效益较低的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遇到强烈的外部环境约束，包括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约束、消费结构落后的约束、资源和环境状况恶化的约束、技术创新和产业高级化能力不足的约束、资金动员方式与工具严重缺乏的约束、适应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约束等等。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后，将过渡到持续增长阶段。上述两个阶段的显著区别，反映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率一般较高，而过渡到持续增长阶段以后，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呈现出中速增长的特征。对发达国家和战后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论断。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时期，这既是经济成长阶段过渡的必然结果，也与我国特有的体制环境相联系。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上的缺陷，严重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抑制了经济内在的创新能力，使经济较早结束了较高速度的增长阶段，被迫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2000年，在出口恢复增长、消费稳定增长以及政府投资继续扩张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将可能实现7%的增长水平，比1999年略有下降。这一增长水平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与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的要求相适应，当然也是需要一定努力才可能达到的，其中投资又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历史分析表明，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定的适应性，要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必须实现超前的投资增长。从1999年的情况看，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低于1，投资增速较低；同时，受需求及供给结构变动的影响，投资并未达到充分拉升经济的作用。因此，2000年的投资增长还应更多超前于经济增长。从历史上看，高速增长的1992－199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接近或超过2。预计要实现2000年GDP增长7%的目标，在其他需求形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至少应达到1.5。依此计算，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达到10.5%，投资完成额33013亿元。
1．投资的产业选择
1997年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表显示，在国民经济17个大行业中, 对其他行业完全消耗系数之和较大的行业分别是金属制品业(2.248)、机械设备制造业(2.165)、化学工业(2.025)和纺织工业(1.933)。这说明主要工业行业，特别是机械设备行业的产出增长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需求量较大；而完全消耗系数之和较小的行业分别为交通运输业(1.229)、商贸业(1.324)、社会服务业(1.390)和金融保险业(0.957), 几乎都集中于第三产业。这说明单纯投资于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要明显小于工业主要行业。因此，2000年政府投资要想发挥更大的效能，就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思路一，直接加大机械装备工业的投资力度。但是，机械工业属于竞争性行业，财政直接大规模投入与政府投资职能的转变相悖；另外，这一行业属于供给过剩行业，信息的不充分也会影响政府部门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因此，对这一行业的直接政府投入应以财政贴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为主。思路二，增加较多消耗机械装备的行业的投资，通过扩大这些行业的投入引起对机械装备工业的更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刺激机械装备工业定货增加和产出增加，进而通过机械工业较长的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这一方案的好处在于运用市场选择的方式刺激机械装备有效供给的增加，减少直接投入的盲目性。在1997年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表中，对机械工业消耗最大的行业除其自身外，主要是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社会服务业。这就与目前政府投资方向趋于一致，但必须注意的是，政府投资应当主要集中在相关行业的设备投资上。
2．投资与税收
扩大财政投资和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是运用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增长的基本方式。扩大财政投资对促进短期需求见效更快，但效果是否显著还要看乘数的大小，看财政支出是否具有挤出效应。现在看来，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财政投资的乘数作用并不大。另外，财政支出的指向性较强，只有少数行业直接受益，以基础设施为例，它所能拉动的行业就更少了，因此对社会投资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再次，财政直接投资中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败德行为十分严重，又缺少必要的监督，因此，投资成本和损耗非常之大。
与财政直接投资相比，财政补贴或减免税对投资增长更具有普遍的意义，特别有利于企业投资的扩张，这能起到财政直接投资起不到的作用。毕竟财政直接投资十分有限，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很小，1998年以来财政预算内投资的力度是近年来最大的，但1999年预算内投资也只占全部国有单位投资的6%左右。因此，单纯依赖财政投资扩张需求功效是有限的。相比而言，通过财政补贴或减免税的方式促进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增长却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一，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加速折旧可以增加企业清偿能力，从而鼓励企业投资，还可以鼓励企业从事原本不敢从事的较高风险的项目投资；第二，企业再投资的税收减免。这种方式有利于鼓励企业扩大经营。无论是企业收入的哪部分用于再投资，它都以免缴企业所得税；第三，投资补贴。用财政贴息的方式促进国家鼓励的产业部门的投资，这会使相关行业在资本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产生利润，从而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第四，对诸如更多雇用失业、下岗职工，利用本国生产的原材料生产或是到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鼓励，这种鼓励可以包括免税期、免税额或直接的投资补贴。
3．应重视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发展
激活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的关键是不断开放新的投资领域和创造投融资便利。目前对于民间资本来讲，可进入的大多是是竞争激烈、市场相对饱合、盈利空间狭小的传统产业，例如食品、建材、服装、纺织、金属制品、商业和饮食业等。而市场需求大、发展前景好的新型产业却处于较为严密的行政垄断之下，被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有企业独占市场空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市场开放和打破垄断提供了机会，现在某些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以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为代价享受高额垄断利润的部门也不得不以新的姿态应对即将到来的市场竞争。对外开放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内开放，民间资本将可以获得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今后，民间资本将可能在以往对其存在限制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从事开发建设，例如电站和供电网络、铁路、公路、港口和机场建设、金融保险业、城市公共交通与地铁、医疗机构、各类社会福利设施、广播电视及其他新闻媒体；民间资本还可能在某些新兴的行业中获得发展，例如教育事业的发展、环保设施建设与设备制造等等。
当前，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的问题之一是融资渠道不畅，主要表现在缺乏适应其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服务体系。尽管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占贷款余额接近40%，中国农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社向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贷款占其贷款余额的80%以上，但是，仍难满足数量近千万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说，国有商业银行规模较大，从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风险控制的角度讲，不适宜对众多中小企业贷款。中小型企业应该有区域性的、熟悉其信用状况的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配合其发展。目前，我国的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承担了部分为中小型企业融资的功能。但这些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较小，部分城乡信用社、基金会管理水平不高、信贷资产质量差，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弱。因此，未来对民间金融机构在鼓励其发展的基础上，要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在严格准入条件的基础上，应允许以参股方式组建民间商业银行或信用社，从而把多余的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对业已存在的民间金融组织应在公开、规范的前提下允许其获得新的发展；出于谨慎性因素的考虑，也应为民间金融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公众信心，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为使民间金融机构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应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一般来讲，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低，抗市场风险能力弱，融资渠道又相对狭窄，企业财务风险很容易转为银行信贷风险。因此，对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与支持是发达国家通行的作法。例如日本为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不足问题，建有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投资扶植株式会社等，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根据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专门制定了中小企业资金贷款制度和设备租赁制度，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中小企业可以按最低利率在国家专业银行或金融公司获得贷款；对小型企业实行无抵押贷款。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的主要职能就是向适合条件的小企业提供贷款帮助和担保；为支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美国金融部门还向中小企业发放科技贷款。鉴于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需求，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当前，可能实现的措施包括：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通过利率补助和财政担保的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建立中小企业风险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