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产业发展己进入以数量扩张为主转为以素质提高为主的新阶段；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总体上讲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同时，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仍存在大量的发展机会；产业发展和投资结构调整的重点由解决比例失调转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解决比例失调并重；产业发展和投资结构调整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压力；产业发展和投资结构调整要符合新发展观的要求，要体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四川产业发展及结构变动也具有同样的特征。适应上述产业结构变动的新特点，四川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下述基本原则。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应该从政府选择与扶持优先发展的产业逐步转向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未来四川产业结构调整及政策取向应该在尽量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造成市场扭曲的前提下，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与完善的政府规制来实现。政府应该在反垄断、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减少信息不对称以及控制（负的）外部性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政策实施的重点应该从直接支持某些产业的投资与发展，[①]转到要素（人才、资本、技术）市场的培育上来，形成适宜要素流动、组合与增值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降低要素的使用价格，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强四川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要从在产业发展中强调利用地区比较优势，转到有意识地弥补地区比较劣势和将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上来，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第三，谨慎运用税收区域优惠政策，对减免税规模、结构与效益应有有效的控制。产业政策的实施从过多依赖税收优惠，转向建立财政补贴政策、财政支出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投融资政策、土地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相配套的政策体系。

第四，坚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制定适合四川需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现有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中，四川与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竞争，所以，四川制订产业政策不应与沿海发达地区完全一致。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上的差距，实行局部的赶超战略，对某些弱势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必要的。

第五，实现四川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是在对现有经济基础进行大规模“损害”基础上的重建，但是，也不能延续发达国家以及国内发达省区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的老路。而只能是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内部创新因素的培育，改善生产方式与工艺过程，延伸产业链条，减少对资源的过分依赖和过度开采，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二、充分利用地区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以及区际分工的基础，也是各国或地区选择主导产业的基础。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在分工与贸易体系中，各国或地区应该使用自己相对丰裕而价格相对低廉的要素从事商品生产，以发挥各自的要素的优势。从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资源五种基本要素的丰裕程度来看，四川似乎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源三种要素上占有优势。但是，实际上，第一，由于各地区均实行差异性不大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土地价格根本无法反映其稀缺性，在浙江、江苏等发达省区的开发区中，零地价或象征性征收土地租金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四川土地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明显表现出来。第二，由于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②]所以，发达省区与欠发达省区同样充斥着廉价的劳动力。只要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完毕之前，只要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四川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省区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同时，由于本地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留在四川的剩余劳动力因年龄、文化、技能等方面的不足，更加不能满足投资者对于熟练员工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川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并不显著。

与沿海地区相比，西部的优势在于资源，西部特色产业的发展均离不开优势资源。以四川为例，无论是攀枝花的钢铁钒钛工业、宜宾的酿酒工业、自贡的盐化工业，还是阿坝州的旅游业、凉山州的有色金属工业、夹江县的建筑陶瓷工业无一例外地强烈依赖当地的资源。即使在西部地区各省区的比较中，四川的物种资源、矿产资源、气候资源、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独特而丰富的，这些资源是四川赖以发展的真正基础。目前四川发展比较好的企业均是以本地资源优势为依托引资成功或发展壮大的。在主导产业选择上，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从“八五”以来的地方政府规划中可以看到，政府选择重点产业或支柱产业进行扶持，结果往往并不理想，政府的产业规划与实际情况相比常常出现明显错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不是一句话、一个口号就能实现的，没有适宜的土壤与气候条件，相关产业发展就会水土不服。三线企业的逐渐衰落是一个例子，长虹集团与绵阳本地企业难以形成明显的产业关联及其市场竞争优势下降也是一个例子。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四川发展的支柱仍然是资源密集型产业，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第一，资源型产业对本地经济的延伸带动作用较弱，要加强对资源的深度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拉长产业链条；第二，在资源开采环节，要坚持国有经济对资源垄断开发与经营，大力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率；第三，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约降耗，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发展资源型产业必须调整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必须考虑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综合环境价值。以水电开发为例，到目前为止，国内水电开发移民鲜有成功案例，所以，拥有丰富水电资源的四川，必须谨慎对待移民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考虑到生态资源一直是当地居民在使用，四川的大型水电项目库区也可以采取以土地和生态资源入股的方式，每年将一定比例的电站收益以股利的形式返还给库区移民。只有这样，库区移民的生存利益才能得到有效和长期的保障。政府应用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和居民沟通，达成共识。应该加强对水电站等大型水电设施的监管，特别是对移民安置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贪污腐败进行严厉查处。四川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敏感区。因此，仍应探索不通过水电开发实现脱贫致富的途径。可以利用集中通电、通水、通路、居住、办学、集中发展产业的方式，点线结合，实现人口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精耕、精种、精养，结合小城镇建设，实行退耕还林，优化林木产业布局。

三、规范政府的投资责权

政府直接投资及政府对投资的引导是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政策实施的重要方面。有效的政府应该是有限的政府。能力有限的政府，如果要成为有效政府，其职能应该也是有限的。它应该以社会的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它应该考虑与市场或社会各司其职，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应由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过复合的制度安排来供给。长期以来，四川政府投资领域或范围选择与政府职能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与政府投资范围过宽、过滥有关，也与投资领域选择缺乏制度化规定、随意性较大有关。所以，根据政府投资职能要求及其变化，根据不同物品与服务的特点及供给方式的不同，对政府的投资范围进行明确的区分和界定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重新划分和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政府的投资要从“越位”领域退出和填补“缺位”领域。政府投资职能和范围的界定必须有进有退，即一方面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范围，另一方面需切实强化公共领域的投资。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以及基础和公益性科学研究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内容；有些则可在保证了基本需要之后再量力而行或逐步发展。政府投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投资的规模和领域有扩大的趋势。例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交通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流动人口的增加使居民增加了对公共交通、公共安全、消防、环境保护等公共品的需求。随着四川经济发展和财力增强，政府在外部性较强的基础设施领域中的作用不会削弱，反而会有所加强。[③]

省级政府要与地方政府确立投资责任的正式划分。依法规定哪级政府有明确的责任提供有关公共服务，和当有重复责任分工时，哪级政府负责监管和制定提供服务的规定，为服务提供资金和实际提供服务，并建立相应的费用分摊机制，以避免在事权及投资责任履行过程中相互转移负担。扩大共享税种。改变现行按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做法，实行按属地征税、省与市（县）共享的办法，从注重分税向注重收入共享转变，逐步扩大共享税种范围，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收入分配新机制。省级政府要尽快解决横向财政不平衡问题。重点解决市县级政府之间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问题，使接受转移支付的地区能有足够的财力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与其他地区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要引入国家有关服务（教育和卫生等）供给的最低标准，同时，大幅度改进现行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间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资金提供方式，重新明确分配计算公式，以保证能够解决财力和支出需求之间的差异。逐步完善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对一般性转移支付，由省直接计算分配到县（市）。省里因体制调整集中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到县（市）。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夯实财政增长基础。按照分税分享，适当向县（市）倾斜的原则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设立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通过贴息、担保、参股等形式引导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从本级超收中，采取转移支付办法分配到县（市）；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扩大县（市）的经济决策权、事务统筹权和社会管理权，激发县级财政活力。

四、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产业集群强调的是集群(Clusters)，是大量企业在同一地理区域上的聚集，产业集群强调水平分工体系，强调工业网络组织，更多集中生产某一类产品，如东莞的电脑、温州的打火机、永康的五金产品、海宁的皮革制品、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等。把产业集群作为政策工具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产业集群应该是一个市场自发的结果，过于强调政府干预，而不考虑市场规模、技术要素、产业特征，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产业集群的实质在于知识、技术和基础设施等的共享，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若纯粹是地理的集聚，不等于产业集群。第三，引进的企业不应游离于本地产业结构之外，必须建立与本地企业之间紧密联系。第四，一定要注意避免产业集群所产生的技术锁定与依赖，以及这种锁定与依赖带来的创新精神不足问题。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并不是四川追求的目标，在全国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四川只需要寻找若干个突破口，将其做大、做强、做精即可。对于各市、州、县、区来讲更是如此。产业集群的塑造符合这一理念。

在四川的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建立适宜的产业集群结构。通常产业集群中各个企业的关系结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卫型结构，即众多中小企业与少数大企业形成产业链条关系，有信息传递渠道，而众多中小企业之间几乎不存在关联；另一种是市场型结构，在这种集群中，各个企业之间按照市场导向形成网络式的平等关系，各个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形成信息传递的自由通道。中卫型的产业集群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根植性和地方化能力都较差，如果区域环境或产业供应链发生变化，作为中心的大企业往往会发生地域迁移，从而对集群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具有市场型结构的集群的根植性较强，其内部网络易于形成创新效应和协同效应。四川有一些实力雄厚的重型装备和电子信息产品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均为外部嵌入型，与本地企业缺乏产业联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联系也未真正建立起来。建立中卫型结构集群难度比较大，未来还是要更加重视市场型集群的发展。中小企业是集群生长的细胞，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必然会促进集群活力的增强。

第二，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招商引资、“借外助内”的思路本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目前的招商引资热似乎已经逐渐演化成了各地优惠政策的大比拚。一些地方为争引投资，相互攀比，已经发展到大幅度突破国家税收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底线来“贱卖”自己的程度，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也容易引发地方财政危机。四川显然不应急于求成，不应陷入这种恶性竞争之中而不能自拔。为防止招商过程中的恶性竞争，省级及地市级政府必须做好协调工作，通过地区之间的财税转移与平衡，促进产业向专业区域的集中。要加大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等产业政策体系的地区行政协调，最大限度消除产业发展中的地区雷同和地区分割。对跨行政地域的、临近的集群、开发区进行合并，只保留示范和带动效应强的园区，对其共同规划，提供商业服务。省级政府以及地市政府应对愿意进入产业密集带（成都平原经济区）、工业走廊（宝成线、成渝线）、符合结构优化标准的本地企业以及外来项目提供投资补助或财政贴息。实施“飞地战略”，[④]形成产业的规模效应与土地的集约利用。四川应制订类似《产业集群促进法》的有关法规，法规的重要思想是促进集群中网络机制完善。

第三，开发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四川各类开发区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管理上自成体系，过分强调开发区的独立性，拒绝跟外面进行资源整合，造成功能过度单一，居住、娱乐和餐饮等功能要依赖主城，产生了大量的通勤交通。而有些基础设施，如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完全可以信赖主城，却又另起炉灶，造成巨大的重复建设。开发区与主城的产业配置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虽然开发区的设立的初衷是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但彼此恶性竞争导致地方顾不上选择，实际上引入的大部分不是高新技术产业，而是普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因而与所在城市产业基本同构。光靠开发区“筑巢”，难以引来凤凰，城市的综合功能完善和整体发展向好，才是最具竞争力的招商引资条件。四川未来开发区的建设应以城市为依托，定位于城市结构的一个节点、一个社区或一个新区，是城市整体功能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生产、生活、娱乐、休闲等功能与城市协调到一起，形成合力。要大大提高开发区的进入门槛，强调开发的产业协调、集聚和整合，强调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功能配套。开发区要内外资并重，外地资本与本地资本共融，在开发区内生出多元化的资本元素。规模较大的开发区可以运用品牌效应，通过资本经营兼并一些小的开发区。

五、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

历史上，四川的现代工业主要是通过外部投入形成的，而不是自身工业发展形成的；外部投入也不主要表现为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而是表现为政治需要和行政配置。因此，大企业往往自成体系，与当地经济的融合不好，带动性差，很难在当地形成配套能力。相比来讲，地处大城市的企业，改革和发展情况比远离大城市的企业要好得多。对于业已存在的外部嵌入式的企业来讲，在无法自发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城市环境作为依托，其发展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在已经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四川，城市化反而成为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四川的城市发展要特别注重社会化、专业化的生产服务系统和生活服务系统建设。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型城市，要把发展城市经济与剥离原有体制下依附于大企业、特大企业的社会职能密切联系起来，与开拓城市就业渠道密切联系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单一产业的城市经济向综合性城市经济转变将有可能成为四川结构调整高潮的重要支持力量。要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原有厂区设置不合理的企业搬迁到交通便利、环境较好、有利于服务设施的发展和配套的区域。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非常快，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就是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四川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人口城镇化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以及与之挂钩的社会保障改革滞后。从城镇政府的角度看，城镇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上述领域的负担增加。土地城镇化快的原因在于，城镇政府不仅可以从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中获取土地收入，而且可以从今后的产业集聚中获取税收。但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经营越来越少的耕地，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因此，要加快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要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三位一体的改革，形成人口城市化正常发展的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优先考虑将在城市有稳定收入和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及时转为城市居民。把城市社会保障扩大至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并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我国是一个人均土地面积匮乏的国家，这一国情要求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节约用地，高效率地开发城市用地，这应与计划生育一样定为基本国策。为此，未来四川一是要统一规划和立法，严格控制城市土地供给总量；二是盘活城市内部的闲置土地，即工业项目多占用的土地；三是提高城市建筑容积率，加大土地开发强度。四川要走不占耕地（或不搞外延式投资）也能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率的道路。加强中心城市的加密开发计划，严格控制低密度基础设施、住宅、商业设施的建设，要鼓励新增城市投资主要向老城区流动、向高层设施流动、向地下设施流动。随着国家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维持偏紧的土地供应政策，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沿海地区的征地成本将会不断上升，从而增加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四川未来发展的重心也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因此，需要避免上海、北京等地土地成本大幅度上升，进而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情况出现。应不断跟踪分析房地产市场供需趋势，做好住宅用地供地计划，根据市场需求，及时推出住宅用地；对闲置土地严格按规定收取闲置费，两年以上闲置的土地无偿收回，打击不良奸商囤积土地谋取暴利行为；严格控制拆迁规模，可拆可不拆的，不拆，防止因大规模、无计划的拆迁引起短时期内市场对房屋的大量被动需求，促使房价暴涨；严格界定土地出让金的使用去向，专款专用，除按比例用于农用地整治外，其余必须全部专项应用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造。

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管理体制，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培植城市自主财源。城镇非公益性用地出让要引入竞争机制，公开拍卖，把土地使用权纳入市场经济运行的轨道，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争取城镇土地转让收益留于城镇财政，设立专项土地基金，统一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补偿原土地使用者。在省级范围内实现“农民用土地交换身份”，即政府为进城农民提供低成本住宅、基础社会保障以及就业受教育条件，农民把在农村分得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交给政府，政府将换来的分散的土地进行置换与重组，实现连片开发。通过土地与身份的转化，促进农民进城与本地化，同时避免政府对农民土地的不合理征用，增强政府的资源调控能力。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化进程。打破垄断经营，引入竞争机制，创造条件将可经营的基础设施推向市场；改革市政公用设施的收费制度，对于提供市场化和半市场化公益性服务的城市基础设施，如供电、供水、供气、交通运输及邮电通讯等，要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调整价格，逐步形成投资、经营、回收的良性循环。

六、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在四川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重化工业化和投资服务化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重化工业化可以获得必要的快速增长速度，而服务化则在扩大劳动就业的同时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是，发展服务业对四川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意义更为重大。就业是民生之本。而我国工业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1985年，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82，1986－1990年为0.44，1991－1997年为0.15，而1998－2003年仅为-0.11。[⑤]这说明片面强调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无助于就业的增加。本世纪前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将在1.1亿人左右，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中大约有2500万，非国有企业中大约有1000万，这些都有待于消化。而即使年均经济增长率均达到7.2%，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也只有800多万个，每年劳动力供需差距都将在1000万人以上。四川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同样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不加快发展吸纳就业程度高的服务业就将无法应对这一局面。我们知道，在现代制造业增加值中，只有10-15%的利润集中在生产环节，而35%的利润被品牌所有者拿去，还有55%的利润被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分走。因此，四川只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才能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激励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使产业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盈利率。

四川要打破“没有工业化，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的旧观念，贯彻“以促进竞争为手段，增强服务业活力；以合理规制为前提，引导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原则，在改革中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四川的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这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尤其是商务服务业（如银行、证券、保险、会计、律师服务业）运行状况可能会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公正性，还必须对服务业的发展加以合理规制。

各级政府部门应放宽对服务业审批的限制，继续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手续，变事前审批为事中和事后监管。放宽对服务业注册资本的限制，放宽企业登记冠名条件，放宽对经营场所登记条件。鼓励企业开展连锁经营，实行统一纳税，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发展社区便利连锁经营。对符合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的商贸服务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投资抵免税优惠。建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省市州政府应每年从财政预算内安排一定数目的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列入国家、省、市服务业引导资金支持的服务业企业的地方资金配套及扶持四川服务业中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重点市场、重点项目的发展。要进一步规范服务市场，强化服务的规范性和诚信程度。除了教育引导外，社会征信体系（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征集处理体系）建立，对于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应该予以大力支持。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增强行业自律。应从制订服务标准入手，加快服务业业技术法规体系建设。对于可以产业化的部分教育、文化等领域，不能过分强调市场化，而忽略了必要的政府监管。对于基础电信服务、城市公用服务、客货运输服务等带有一定自然垄断性质的服务企业，要在增强竞争的同时加强监管，减少和避免无序竞争造成资源浪费或垄断经营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即使在完全市场化、竞争性强的商业、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公开透明、高效规范的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管理制度也是行业健康发展所必须的。

七、建立市场化资本平台

在竞争性产业中，无论是政府引资还是国有企业集团引资都有其局限性，优惠政府给了不少，但实际效果并不好。四川未来的招商引资，特别是利用优质产业资源，引进外来投资者，应该以“产权引资”为中心，以产权交易市场为引资的基础平台。产权交易市场提供了四川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企业集团）有序进退的规范通道，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更规范的交易规则、更合理的价格评价机制以及更多的成功机会，也提供了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阳光下交易”、实现低成本投资扩张的有效机制。目前，四川的产权交易场所缺少活力，行政条块肢解和部门分割造成交易资源稀少，不足以支撑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改革方式可以是在省政府的直接操作下，将分别隶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产权交易合并为一家机构；也可以学习上海模式，通过目前的产权交易机构互相参股，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市场由分割走向相对统一。

产权交易市场将实现实物资产和股权交易、企业重组与并购、本地与异地交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产权交易市场可以是事业法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或多元投资主体，关键在于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运作。产权交易市场实施公开入场交易、公开挂牌操作和在公开挂牌的基础上竞价成交。目前，四川约有数百家未上市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公司都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客观上需要一个能够流动的场所。可以在产权交易所设立“托管中心”，开展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托管业务，为其提供股权托管、股权质押、增资扩股、转让过户、分红派息等服务。这种做法不仅为股权的有效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产权交易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利于挂牌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有利于股民利益的保障。

如何充分吸纳集聚本地及外部社会资金，并转移到相关优势产业部门中去是四川产业投资机制的重要环节。在促进四川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中，信托投资具有独特的优势。信托投资公司是产业资本与社会资本联系的窗口与纽带，信托投资公司既可以融入长期投资，改善相关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可以通过各种融资工具，引入阶段性资金，如信托贷款、项目融资、桥式资金等等，从而实现小资本驱动大资本，促进企业资本规模的快速发展。

当前，依托已经重新登记的本区或外省信托投资公司，推出适宜本地企业发展的信托产品仍是有可能的。目前，一些观念超前、机制灵活的信托投资公司已将业务发展战略目标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统筹安排，把市场需求作为唯一导向和衡量标准，不分行政区域，不分境内境外。这有利于四川政府及企业充分利用这一极具综合优势的投融资方式。目前信托正逐渐成为热门投资渠道，好的信托产品正在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但是，前提条件是要有好的项目选择和收益前景。四川可供选择的信托投资方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产业指向明确的项目，例如：大型物流基地或园区建设以及高科技农业产业化推广；其二是投资主体指向明确的项目，例如，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集合信托投资发展计划。另外，信托投资公司也可以构造成为四川国有资产重组和投融资改革的重要平台，[⑥]从而突破现有经营性国资控股公司的运营范围和业务的局限性。

企业债券市场对于加强企业财力管理、合理构建企业资本结构、支撑企业固定投资以及丰富金融市场工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政策面对企业债券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理论界和管理层对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将对企业债券的发行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改过去的审批制为核准制；将打破债券发行主体的所有制限制，赋予条件成熟的民营、私营企业发债权利；企业债券利率将进一步市场化；信息披露更加规范化；对企业债券信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将会有相应的突破。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进展，将为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目前，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我国企业债券的融资成本已大大降低。针对四川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较多，实力雄厚的特点，在继续争取在公开股票市场上市融资的同时，应该积极拓展企业债券融资。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具有良好业绩的非上市公司都应借国家鼓励企业债券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发行企业债。鼓励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或重点国有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