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推动民营资本做大做强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民间和外资企业态度是观望的多、投资的少，考察的多、留下来的少，谈的多、签协议的少。毫无疑问，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西部地区吸引外部资源的软环境是改变这一状况的重要方面。四川政府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科学、规范和法制化，充分体现统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政策优惠应是针对某个领域或市场，而不应是对某一特殊企业，对于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民企和国企都应该提供相同的“国民待遇”。财政出资要用在刀刃上，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财政对于技术改造的补贴或贴息应突破所有制的界限，根据企业的产业影响和就业影响程度的大小，确定对优势民营企业技改的财政援助。运用财税杠杆，鼓励民营经济通过租赁、股份合作、收购等方式参与中小国有企业的转制，鼓励民营经济大力兴办与大中型企业配套的企业、农产品深加工、环保型和资源综合利用型企业。

既然本地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拥有富裕的民间资金，四川就应该做好对内招商的文章，在对外开放之前先对内开放。应允许符合条件的本地企业进入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与经营，并与外商或外省企业享有同样的土地及税收优惠条件。或者根据上海等地经验，划出一部分土地开辟为民营企业经济开发区，并配套以相应的优惠政策。通过不断的产业聚集和人气聚集，提升开发区的品质，再图更大的发展机遇。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于财政的直接援助毕竟是有限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是市场的有效性[⑦]，市场的有效性决定了民营企业可以更为灵活、快捷、廉价、高质量地从市场上获取所需的生产要素，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要保证市场的有效性。衡量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是市场体系的容量、结构以及专业化程度。发育完善的多种要素市场体系是四川吸引产业发展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四川投融资体制构建的重要一环。

四川要想取得更佳的工业投资效果，必须加快民营投资的发展。在我国的竞争性产业领域，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融资较难，四川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建立适应民营企业发展需要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促进其发展的关键。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他们是金融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应有熟悉其信用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配合其发展。因此，四川应积极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在本地拓展业务领域。通过充分引进民间资本和适度引进外资来增强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实现城市商业银行股权多元化并建立风险约束机制。借此次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时机，四川应按照合作制原则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规范，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其服务功能。

四川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信用担保机制不健全，影响了银企借贷关系的建立。未来四川需要加速建设较为完善的民营企业贷款的信用担保体系。第一，信用担保机构的数量要增加，规模要扩大。应在市、县两级再建立若干家适应企业发展要求的信用担保机构；要吸纳更多的企业与社会团体共同出资建立担保机构。第二，市县政府必须参与信用担保机构的建立，特别是创立初期，政府出资的比例要高一些。由政府出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是政府发挥政策性资金的经济杠杆功能，按照政府政策导向扶持中小企业的一种间接方式。第三，信用担保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模式，其一，由各级财政出资建立财政预算安排的共同担保基金，担保责任由省财政与市县财政共担；并且集中委托专业机构管理，以确保担保审批程序规范透明，防止政府行政性干预。其二，建立企业互助担保基金，把分散的小额担保基金集中起来，形成约1-2亿元的互助基金，担保对象是互助基金的会员企业。互助担保基金可以委托专业担保机构代理担保。其三，现在银行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提供贷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保基金规模过小，没有补偿机制。目前，四川政府应建立起担保资金的稳定的补偿机制。在建立各类担保机构的同时，还要健全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制度。建立中小企业的惟一的标识码，建立中小企业的经营信用、资本信用、质量信用、纳税信用、个人行为信用等方面的资信档案。

九、促进农业产业化

与工业和商贸业等纯粹竞争性行业相比，农业具有公共品的某些性质。这是因为农业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高度相关，农业最基本的土地、农业资源天然具有保障功能和社会职能。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对农业产业给予大力支持和投资倾斜。未来四川要不断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农村电网、道路、市场设施、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工程的投资；划分省市县三级在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事权和财权，形成稳定而可靠的财政资金来源；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完全取消农业特产税，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根据WTO《农业协定》绿箱政策，增加农业科研、推广、培训咨询等政府一般性服务支出及农产品市场营销、促销服务支出和结构调整补贴。

应借鉴国外对农业保险的作法，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省市县财政每年拿出部分支农资金和救灾款充实保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社会团体等以参投方式筹集专项基金。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适当补贴，在税赋政策上给予优惠照顾，如减征或免征营业税、所得税等；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投资定向用于农产品购销、批发、专业市场建设上，并对农民合作组织免税地放开所有的与农业相关的市场经营。政府应摒弃政府、集体投资办农业产业化的做法，要实行政策倾斜，扶持多种经济成分办“龙头”企业，积极协调和解决民间投资主体的困难。要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市场投融资体系。第一，要积极发展农业信贷。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支持重点应从分散农户向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转移。这一方面可降低贷款风险，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农业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为了更有效地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四川应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型项目、基地开发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实行龙头企业承贷承还制。第二，农村金融机构要改进金融服务手段，增加对农业产业化企业的票据贴现，扩大票据融资规模。第三，四川农业产业化的企业规模太小，承受市场波动的风险能力不强。因此，应支持其做大自身经营规模。对于前景较好的农业项目应优先推荐上市融资。

合作社是四川农业产业化的基石。许多人认为：龙头企业是主导的、首要的，有了龙头企业就有了农业产业化的成功；龙头企业代表农民利益，因此，支持龙头企业就是支持农民。但是，现实中问题远非这样简单。单个农户缺乏谈判能力、信息搜集能力、市场把握能力和资金筹措能力，既可能被龙头企业操纵与控制，使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也可能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难以与龙头企业达不成协议，所以，单家独户的农民一般都处于被动地位，公司则处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利益的分割经常性地偏向了公司一方。如果龙头企业属于非农民所有的话，龙头企业则根本不能代表农民利益。即使在最佳的状况下，这种龙头企业也只能为农民提供比较稳定的产品销路，或比较合理的销售价格，而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巨大增值与农民无缘。因此，要从制度上保障农民这一市场经济的最弱势群体的利益，应在四川各地大力建设规范化的农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农民地位和力量不平等、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信息资源匮乏和不对称、科学技术推广缓慢、生产规模狭小等问题。与千家万户订合同，违约后的惩处成本很高，所以，龙头企业也希望与有组织的农户打交道。可见农业合作社是农户与企业、农户与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与纽带。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与扶持政策，为农业合作社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当前，亟需出台有关四川农业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和明确的扶持措施。合作社的建立应遵循以下原则：合作的程度与规模完全由自愿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自己决定，农业合作社是经济组织而非行政或政治组织。利益分配上坚持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法定比例。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农业合作社的资金实力，每个社员应承购一定数量的交易权股，同时，允许外来资金参与合作社投资。要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增值业务，提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应从外部引进管理人员对合作社实行专家管理，开设合作社股份交易市场，改善合作社的管理水平。促进农民以土地入股，实行保底分配和效益分配，农民实现职工化的新型农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十、生态建设与资源利用

四川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的天然林保护以及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建设取得了初步效果。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投入缺乏持续性。在工程实施中，重造轻管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已经实现退耕还林，但由于造林成活率低，保存率低，林草生长不好难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难以使退耕还林的农民从退耕地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并可能导致退下来的坡地出现返耕的现象。此外，因为工程性资金没有对应固定的财政收入项目，它主要依靠政府专项拨款、补助或发行国债，当政府财政出现收入不均衡需要削减财政开支时以及国债退出时，很可能会影响生态工程财政资金的到位情况。因此，生态效益充分持续发挥还要依赖稳定的财政补偿制度。

为加快四川的生态环境建设，必须坚持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办，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制定符合实际的优惠政策和生态效益补偿制。征收生态环境建设税是促进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考虑按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以及河流的上中下游位置，开征一种有差别的生态环境建设税。该税种可设计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按六四比例分成，60%上缴中央，统一用于西部或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40%归地方，用于当地生态环境建设。对污染性企业或破坏和浪费资源的企业征税比例要相应提高，以体现“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四川应建议中央设立国家生态建设基金，东中部地区根据其损害减轻程度评估缴纳基金，收缴来的基金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配置给西部地区，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并实行专款专用。对投资复垦废弃地、承包治理水土流失和沙化严重的荒山荒沟荒地的，加大税费减免力度，其收益和产品在一定年限内免征税赋；对贷款从事土地复垦和治理的，实行低息和贴息政策；坚持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本政策，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农民承包绿化荒山荒坡，治理荒地，承包期限可延长至50年。治理的土地可以依法租赁、继承、转让；鼓励投资者到西部地区按规划从事易地土地开发和治理，并依法享有与当地群众的同等权利。

四川产业发展的突出优势是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丰富使四川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物耗和高耗能产业。但是，资源丰富是个相对的概念，随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资源的需求、以及矿藏种类的限制与开发，四川的资源仍然是稀缺的。况且，由于四川要承受初级产品低价输出和加工产品高价流入的双重损失，资源与能源依赖型经济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与生态压力只会使四川在全球分工和国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必然限制各种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深度利用。所谓发展高物耗、高载能工业的设想，也会受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和相关政策的限制。四川产业政策仍应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对因开发利用技术条件和设备不过关而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的，以及对开发资源而造成流域性或区域性生态环境破坏且目前尚无法治理的，要限制或禁止开发。鼓励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兼并重组。建议中央提高资源税税率并扩大征收范围，增加的税负通过提高资源性产品价格转嫁到资源加工环节，达到对资源保护性开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洛林、魏后凯：《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2．刘世庆：《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陶睎晦：《四川跨世纪重大经济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朱以庄：《四川装备制造业发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5．王仁发：《以产业化推动西部的城市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6．祝玉峰：《略论促进西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理论导刊》2003年第12期。

7．刘厚俊等：《开发区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战略选择》，《科技与经济》2003年第16期。

8．吴为超：《论我国产业政策面临的障碍及其转型》，《现代经济探讨》2002年第3期。

9．郑松岩：《壮大产业集群，发展民营企业》，《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第3期。

10．盛军锋、叶向阳：《广东产业集群竞争力：机制与对策》，《商业经济文荟》2004年第1期。

11．朱海就等：《从企业网络看产业集群竞争力差异的原因》，《软科学》2004年第1期。

12．柳卸林、段小华：《产业集群的内涵及其政策含义》，《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年第12期。

13．《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战略》，蓝色战略网站。2003年3月16日。

14．关凤峻：《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实施西部发展战略》，：《国土资源》2002年第2期。

15．刘安国、杨开忠：《西部大开发投融资战略研究》，《开发研究》2001年第4期。

16．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课题组：《浙江省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17．郭鸿懋：《中国迈向２１世纪的城市化战略探讨》，《城市》1999年第1期。

18．唐振华、杨基材：《对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考》，《市场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19．毛寿龙：《有效政府的基本逻辑》，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站，2000年。

20．郭克莎：《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与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战略》，《开放导报》2004年第4期。

21．林先杨、陈忠暖：《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经济空间拓展问题》，《开放导报》2004年第4期。

22．王恺：《调整开发区发展思路的若干思考》，《开放导报》2004年第4期。

23．邓戬：《试论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选择》，《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4．张贡生：《西部大开发的财政与税收政策研究综述》，《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4月。

25．关凤峻：《增加政府土地供给量的开源之策》，《开放导报》2004年第4期。

26．徐更生：《农业合作社才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中国网 2004年3月8日。

27．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农网。

28．江小涓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点》，中经网，2003年6月5日。

29．李友志：《关于“中部崛起”的财政对策思考》，中经网2004年11月5日。

30．韩林云等：《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6日。

-----------------------------------------------------------------

[①] 注：政府选择重点产业或支柱产业进行扶持，结果往往并不理想，政府的产业规划与实际情况相比常常出现明显错位。

[②] 注：这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不同，由于国际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能够很好地实现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关系。

[③]注：以前深圳市的公路建设主要遵照国家“贷款修路，收费偿还”的政策进行，使深圳在迅速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的同时，也带来了收费站过多、影响公路通行效率、影响投资环境的问题。2003年，深圳设立路隧项目偿还及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自2003年起至2030年止，通过深圳市财政、国土基金、各区政府、养路费改建资金、公路车辆通行费收入等渠道每年筹集约11亿元，用于偿还非经营性公路和隧道建设所承担的债务；经营性公路和隧道的补偿费用；经深圳市政府批准的路隧收费改革和新建公路所涉及的融资本息偿还；未来10年新建公路和隧道的建设投资和养护、管理费用；受让的原经营性及非经营性公路、隧道的养护和管理费用。又据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李兴华近期所说：为了减少收费公路的总量，多引入财政性的资金来建设高速公路可能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向，这样的话，贷款少一些，收费的路相应的就少一些，收费标准少一些，收费时间短一些，为老百姓、为社会用户的使用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交通部：加大财政投入，减少收费高速公路》，人民网2004年9月5日。

[④]注：“飞地战略”，即打破区划限制，引进客体坐落甲地，其产生的产值、税收归属或部分于乙地的招商主体。

[⑤] 江小涓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点》，中经网，2003年6月5日。

[⑥]注：以无锡为例，近几年，该市几乎绝大部分国资转让或MBO都是由无锡国联信托投资公司操作完成的。现在，国联信托已经开始走出无锡，活动于江苏全省。无锡市的许多官员私下里都承认，这家公司其实就是政府为了加快国资转让而搭建的资金平台和融资“二传手”。

[⑦]注：通常市场体系容量越大、结构越丰富、专业化程度越高、竞争性和透明度越高，市场有效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