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一五”时期的国内需求分析

（一）内需与外需结构分析

中国拥有13亿人口，稳居世界第一。但是。2001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3.7%，大大低于美国的32.6%和日本的13.6%。目前，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还不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1/30。13亿人的衣食住行，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因推进城镇化建设，2002年-2005年年均就将创造需求900亿元，拉动经济增长0.83个百分点；因城乡居民耐用品消费增加，2002年-2005年年均就将创造需求780亿元，推动经济增长0.72个百分点。 可见，全国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都会激发与创造出巨大的国内需求。从长期看，我国内需总是不断扩大的，因此，扩大内需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坚持扩大内需，实质上就是坚持发展。当然，扩大内需与扩大出口不是对立的，在坚持扩大内需的前提下，我们仍然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净出口比率基本在±4%之间波动，198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1995年以后，净出口比率保持在2%以上。那么，“十一五”时期的外需比例是否会有所扩大呢？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净出口比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较为显著的反向变动趋势，即经济上升期，净出口比率下降或逆差比率扩大；经济下降期，净出口比率上升或逆差缩小。这一规律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趋明显。这表明国内需求增加会拉动进口增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未来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十一五”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因此，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上升期将可能持续到“十一五”的初期甚至中期。根据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周期变动规律，未来五年左右的净出口比率将保持稳定甚至下降。

我国贸易结构的局限性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也将制约我国外需的增长。在我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占一半以上。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间投入品和相关配套设备的“大进大出”趋势越来越明显，因而，从总量角度看对外需扩大影响不大甚至呈现负面影响。2003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陡然增加。为平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价值的批评，中国政府将会采取降低出口退税平均税率以及大量购买国外大宗商品的方式，减少与相关国家的贸易逆差；目前尚存的进出口关税、配额管理、进口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上述措施将会抑制外需（净出口增加）对经济的作用程度。据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的统计显示，我国是世界上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不能减少贸易摩擦，甚至在某些领域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由于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以及我国入世后15年内仍会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国外针对我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今后将会有增无减，贸易摩擦将是制约我国外需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消费与投资结构分析

从图2可以看到，我国的消费率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1981年，在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率达到最高值的67.5%，之后，逐步下降到1994年的57.4%；1995年以后，消费率略有上升，到2000年达到61.1%，随后又开始下降。而资本形成率基本上是一个与最终消费率逆向变化过程。这表明近20年在我国的需求结构中，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是一个大趋势，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消费率的回升过程则显得微弱且不稳定。这是由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及模式所决定的。

增长与投资之间紧密相关，提高储蓄（投资）率可以在几十年时间内引起相当高的增长。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1980-2002年间，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在这7个国家中，其中又有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条件。改革以来，我国GDP年均增幅达到9.4%，高居全球第一，相应的年均投资率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分别达到37.1%和35%，高增长对高投资的依赖性尤为明显。

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是：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未来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改革以后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4%。如果上述目标真能实现，在世界范围内都将是一个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东亚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经济成就。由于未来我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增长道路，因此，在处理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大多数国家——无论是低收入国家还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方式选择较高的消费率，都可能导致消费率上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而这种局面是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相背离的。因此，从经济增长的既定目标考虑，“十一五”时期我国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投资率有所下降，也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

当然，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并不意味着投资具有无限扩张的空间而永远不会过剩或过热。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更大程度地表现为投资增长→收入增加→储蓄以更快速度增加→进一步转化为投资增长，体现为储蓄与投资的“体内循环”。但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毕竟有较大部分要增加消费品供给，消费需求启动不利只会带来生产能力的更大过剩和产品的更多积压。2003年以来，就连成为消费热点不久的汽车也出现了库存大量增加的局面。1-9月份，轿车库存已超过10万辆，而2002年同期的库存几乎为零。根据美国J.P.摩根公司的预计，2003-2005年，我国的汽车供应将分别超过需求4%、7%和22%。因此，与相对薄弱的消费需求基础相比，当前许多行业的投资扩张是缺少市场支撑的。为避免新一轮的产品过剩和市场疲软，必须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率的提升。

当前，制约消费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在于：第一，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同时，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养老、失业、医疗等本应由政府支出或社会保险的领域转而需要大量个人支出。除少数官员和公务员以外，几乎全社会都需要认真面对未来可能到来的潜在危机和风险。增加储蓄和减少现期消费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不断集中。1985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1.8:1，而到2002年差距已拉大到3.1:1。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穷人的消费能力不足成为严重制约当前消费增长和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第三，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过度退出或逃避责任，导致相关个人支出迅速增加，民众不得不节制其它方面的消费，从而出现“消费排挤（抑制）消费”现象的出现。第四，农民也存在子女教育、建房储蓄、防病养老等方面预期支出增加的负担，加上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增长明显落后于城市。

从现在到“十一五”的7年中，随着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更加规范与合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得到抑制，我国最终消费率提高将是必然的，而消费率的适度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国际经验表明，即使与适应经济较快增长要求的东亚国家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也可以提高5-8个百分点，促进消费增长的余地仍然比较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最终消费率将保持在63%以下，而资本形成率则保持在35%以上。

（三）投资内部结构分析

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重要源泉和主要推动力，未来7年的我国投资发展必须适应与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步骤及措施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要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关键是要解决好就业问题，投资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为基本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就要求投资更加关注教育、卫生、公共安全、抵御灾害等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是不平衡的，但是，这种不平衡不应继续加大。因此，在促进先进地区、大中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投资还要高度关注落后地区、广大农村、西部地区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因此，投资应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

从上述投资发展趋势及特点来看，政府在相关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职能不但不能削弱，反而需求大大加强。与此同时，政府投资要基本上从经营或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在基础性产业及设施投资领域更多依靠民间的力量。从现在起到“十一五”末的7年，要以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投资建设适应小康社会要求的、相对协调和较为完善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力争使基础设施投资占国有投资的比例由20世纪后12年平均37%上升到未来20年平均41%，占GDP的比例由6.9%提高到8%。要重点加强教育、卫生保健方面的政府投入。到2010年，医疗卫生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应提高到5%以上，全社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上升到5%左右，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素质和生命健康的需求。 “十一五”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将成为投资的重中之重，治理污染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将大幅度提高，逐步缓解由于消耗型增长模式导致的生态环境压力。政府投资政策的调整也是地区及城乡经济相对协调发展的前提。未来各级政府仍然需要寻求适当的途径支持落后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例如扩大国家预算内投资支出用于落后地区的份额，以及根据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确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大约在53%左右，而政府投资及带有政府色彩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下降为不到一半。从国际比较看，1959-2001年间，美国私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平均为80%，绝大多数年份私人投资占比在75-85%之间。1980-2000年间，日本私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平均为73%，绝大多数年份私人投资占比在70%以上。1950-2001年间，瑞典私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平均为87%，绝大多数年份私人投资占比在80-90%之间。可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私人或民间投资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是经济与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从现在起到“十一五”末的7年，我国市场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民间资本的积累将迅速增加，民间投资进入领域也会增多，预计到2010年，我国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可以达到60%以上，而政府投资及带有政府色彩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下降到40%左右。

（四）消费内部结构分析

1．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

1980-2002年，在各类型国家的最终消费结构中（以最终消费为100），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居民消费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84.5%和84.1%，其次是非洲和东欧国家，均在78%左右，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国家居民消费率较低。亚洲和拉美国家的政府消费比例明显较低，只有16%左右，中东国家的政府消费水平非常高，政府消费率达到31.6%，竟然高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近一倍。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消费水准也比较高，两者的政府消费率分别达到25.5%和22.2%。由于从全球范围来看，拉美和亚洲国家更具增长活力，因此，保持较低的政府消费率应该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93个国家与地区中，居民消费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52，而政府消费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52，这近似说明：随着收入提高，政府消费率趋于提高，而居民消费率趋于下降。政府消费率超过25%以上的国家有27个之多，其中，既包括法国、丹麦、德国、比利时、以色列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和社会福利与保障完善的国家，也包括纳米比亚、安哥拉等非洲低收入国家，还包括卡塔尔、沙特等富裕中东国家。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较高既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社会福利较好的表现，也可能是政府过多占用与滥用社会资源，导致贫困的根源。中国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0.9%，位居93个国家与地区的中游，但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政府消费率较高，仅次于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和地区。

中国是体制转轨经济国家，也是低收入国家，政府消费率较高不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社会福利好的表现，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政府过多占用与浪费资源，导致社会负担加重和社会效率低下。与亚洲高增长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消费率过高，“十一五”期间，应该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力削减政府冗员，压缩不必要的政府消费支出，与此同时，通过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地区之间及收入之间的贫富差距，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

1978-2002年间，在我国全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占比由62.1%下降到43.6%，而城镇居民消费占比则由37.9%上升至56.4%。农村消费比例下降和城镇消费比例上升同样明显。城镇居民消费比率上升与城市化水平提高密切相关，两项指标的散点图，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在全部居民消费中的比例趋于上升。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各国数据，在按不同方法计算的人均GNP与城市化的关系中，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2.5%。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PPP）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世界银行，1997）。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分别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约12和21个百分点。从现在到“十一五”的7年中，我国城市化率的提升是必然的过程，而且提升速度还会加快。因此，可以推测城镇居民消费比率将会继续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比率将趋于下降。由于近年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因此，城市化率提高、农业人口比重下降本身就将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仅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不是唯一因素。我们以城市化率为自变量X，城镇居民消费比率为因变量Y，进行回归分析，分别用线性、对数、指数、幂函数进行拟合，结果拟合优度R2都不超过0.9，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消费比率中只有85-90%的变化可以通过模型来解释，而剩下的10-15%的变化只能用其他特征变量进行解释。198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居民消费比率的上升幅度明显大于城市化率，这表明还有其他因素推动了城镇居民消费比率上升以及农村居民消费比率的下降。其中，城乡之间收入增长差距可能是原因之一。从“七五”时期开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就开始明显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在“七五”、“八五”、“九五”、“2001-2002年”四个时间段中，前者分别是后者的1.43倍、1.84倍、1.21倍和2.42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导致其消费能力和水平逐步落后于城镇居民。“十一五”时期，在保证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的前提下，农村居民消费比率下降趋势将趋于平缓，全部居民消费结构也将趋于合理。

二、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调控目标的确定

（一）“十一五”期GDP增长率预测

从理论上讲，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方法一般是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对经济发展的潜力增长率做出适当估计，以此为基础预测未来的GDP增长率。生产函数的估计需要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可靠数据，我国现有的统计资料很难提供数据支持。因此，很难准确地估计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函数和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可以采用简单近似的方法，假定产出的长期增长趋势是稳定的，而且是由投入和技术进步决定的，这段时期的实际增长率会在长期增长趋势线上下波动。一段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可用这段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来近似表示。

改革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1978-2002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4%。从近几年GDP的增长速度看，1993-1999年GDP增长率逐年降低，2000年以来，GDP增长速度出现了平稳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按照这个目标推算，2001-2020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应在7.2%以上，“十一五”期间的发展速度不应低于这个速度，到2010年GDP比2000年至少要翻一番，以便为2010-2020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十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是GDP年均增长7%，2001年和2002年GDP增长分别达到了7.3%和8.1%，从2003年前9个月的发展趋势看，估计2003年GDP增长可达到8.6%，“十五”时期头3年的经济发展表明我国经济已开始进入新的快速增长阶段，预计“十五”后两年经济将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十五”期GDP平均增长不低于8.5%，这一速度已远超过“十五”预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