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基本对立的长期的体制矛盾。这不只是因为中国总人口的增长趋势到2020年以后才可能停止，而且当今中国农民人口仍然占世界农民总人口的1／3，到2020年以后农村还会留下不少于5亿人；更主要是因为利益结构固化于其中的城市体系是具有机体排异功能的。以往城市化过程的一般经验表明，这是一种实质上排斥三农的激进的资源资本化的发展模式。  

　　近20年中，不仅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更加大规模地净流出农村，而且，每次中国出现经济高涨几乎都同时造成耕地减少幅度大于人口非农转移，导致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几乎不可能随改革与发展而根本改观。  

　　图1的两条曲线标示出，改革开放25年来每次GDP高增长都必然引发耕地被更多征占。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认识到：在20世纪末以来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导致工业化建设大规模占地不可逆转。目前这种制度软约束条件下的行政控制，实际上既不能有效抑制各级政府在财政亏损压力下对耕地“农转非(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巨额增值收益的渴求，也不能控制中央上收了金融权利之后地方政府与具有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之间“以地套现”的交易。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在资本增密的内在机制作用和以私有化为主的改制中，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资本排斥劳动、使农村劳动力在本地的非农就业连年下降的情况，同时也并不因为产权清晰而出现原来坐落在乡村的企业向城镇的自然集聚。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和改制企业排斥劳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给“城镇化”发展带来阴影，但却很少引起理论界的重视。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农村“城镇化”至今尚未起到通过大量吸纳农业人口和促进乡镇企业集聚，来缓解人地矛盾，推进规模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地方政府正是利用现行土地管理法不承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享有平等的经济权益的弱点，通过土地低价征占，高价出让，最大限度获取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同时，由于地价过高，农民和企业向城镇转移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城镇发展由此也陷入两难困境。  

　　其二，中国的城市化并不真正落后。一般学术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依据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低于世界平均值。但即使认为以户籍登记表现的中国总体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  

　　很多理论文章都把城市化不足的原因简单地归于中国曾经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得人们以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放开户籍控制，问题就解决了。其实户籍制度所调控的只是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抑制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人口的过快膨胀，而早已不是阻碍城市化加快发展的主要矛盾。由于中国这种超大型的大陆国家的区域差别显著，不同的地方城市化水平也有很大差异，中国东部有些地区“大城市病”严重，已经出现发达国家才有的人口向郊区城镇流动的“逆城市化”趋势，而中、西部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则显然城市化不足。  

　　此外，根据不同统计数据来源所呈现的中国城乡人口比重差别很大。如果把大约1.2亿流动进城打工的农民及其随带家庭人口，以及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的工业化镇村的人口都计算为城市人口，则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值。中国已经拥有了超过老欧洲城市人口两倍、超过环太平洋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总和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却根本不可能提高国内愈益有限的资源、环境对高消费的城市人口的承载力。

　　三、借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问题

　　“三农”问题其实是世界普遍现象。对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应该找到具有“普适性”的真问题。不论是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还是拉美的墨西哥、巴西等等，只要是发展中的人口过亿的大国，就都有三农问题。因为，无论采取何种体制，发展中国家都是要从本国的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就都会必然出现农业三要素净流出，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同期，也都会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严重的甚至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辍。

本文作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调查中认识到，现在仍长期存在农民起义，甚至形成游击区“红色割据”的那些国家，如印度和墨西哥，应该说西方意识形态认可的经济基础上的私有化、市场化和上层建筑上的民主化、自由化，他们全都“化”得比中国彻底得多。但在所有人口超过1亿的发展中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虽然大部分国家的国情约束不那么严峻，人均资源占有量远比中国宽松得多，却没有一个如中国这样基本上靠内向型积累实现了工业化，不仅成为世界上主要制造业产量第一的工业化国家，而且同期还维持了人均农业主产品产量达到、甚或超过世界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