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看到宁德的变化很大。十年巨变，无论在哪儿，你都会感到变化非常显著。昨天晚上很长时间在思考着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必然全面显露出来的特殊阶段。

　　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于十多年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的认识。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从世纪之交到进入新世纪这几年，不论是国家层面上，还是地方层面上，人们或多或少地都感到了，今天的很多提法和过去有相当大的不同。人们感到了这个不同，但目前还不能全面理解。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强调“和谐社会”，这是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从过去单纯追求GDP转变到强调综合发展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变化；必须结合04年2月份中央党校召开省部高级干部研讨班来认识。那次是让领导干部读书讨论、听中央领导讲话，由曾庆红同志主持，温家宝同志做长篇报告，专题演讲科学发展观。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与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大目标又有什么联系呢？不妨把问题再往上延伸一下：与最近这几年，即十六大以后中央、国务院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又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会把这些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呢？而且，最近的很多讨论，包括近来有关宏观调控问题的讨论，各地各界反映出的情况似乎是和过去有些不同。除了一般说认识不统一之外，还应该看到，过去那种一声令下全党全国齐步走的情况，对于现在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当然，应该是全党服从中央，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在口头上不是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尤其是这次宏观调控，明显有阻力。

　　自从04年春国务院明确宏观调控以来，我在各地调查中感觉到，干部认识上很难统一。有一次向领导汇报情况时我说：以我片面的、有限的了解，大部分地方干部还难以真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理解并贯彻宏观调控政策。在思想理论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批评态度。相当高层次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并不都是正面、积极地呼应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连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讨论中也有人说，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难道现在不要发展了吗？难道综合发展不也仍然是以发展为主吗？还有人发表文章说GDP是好的指标，没有GDP怎能衡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呢？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追求GDP，我们怎么能放弃呢？这些似是而非的讨论，也许在无意之间模糊了公众的感觉。难道有谁说放弃GDP了？三中全会只不过提出把过去单纯追求GDP，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转变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

　　确实，除了少数人是背后的利益作用之外，大多数对这些新的提法和作法不大理解的人，是由于没有与新世纪中央正在推进的重大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说，讲宏观形势，首先要把当前宏观形势所处的历史阶段讲清楚。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

　　我这样讲是有依据的。

　　大家可以往前看十几年，其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可以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关键词来概括。十四大关键词叫做“市场经济”，因为十四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把它概括起来，那就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这个十四大的关键词，随即成为党报党刊和意识形态系统全面接受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此，大家记忆犹新。但是，对于后来的两次大会和关键词却没有那么深刻，这也许是有原因的。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资本经济”。2002年的十六大则几乎是相对地提出了“全面小康”。如果把三次的提法联系起来，仅仅从表面上看，许多人会不理解。因为，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所以，有些人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就都跟不上了，把“全面小康”只当成一个口号来理解，或者在工作上只当成扶贫、推行低保。不愿或不能把执政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关键词的不同，看作是整个国家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需要进行重大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的概括。

　　也许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们对十六大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把握得并不是很准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都会在有意无意中构建一种思维逻辑，如果逻辑建立不起来人们就无法理解。所以，这并不是服从不服从党中央的问题。今天人们的思想都很复杂，背后大都有利益关系，不是中央一声号令，大家就“全党服从中央”。因此，一定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

　　如果深入理解1992年以来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三个不同的关键词，其实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合理的逻辑关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

　　市场经济好理解。十四大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半年之前，江泽民同志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做了一个报告，高级干部们对于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大家对“市场经济”不仅是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是在各地实践中已经普遍接受的。后来就写进了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并做为核心概念。为什么顺利接受呢？这是因为十四大之前中国的改革可归纳为“放权让利”，政府已经从1979－1985年的农产品市场购销和价格改革开始，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控制。1988年又进行了“双轨制”的价格改革。当时中央成立了“方案办”，包括吴敬涟教授等很多今天的著名学者都在研究改革的不同方案。

　　尽管那次“物价闯关”的改革失利，尽管此前的城市改革，并没有像农村改革那样先把土地分配给农户再放开价格，并且多少是因此而造成或者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但后来还是化解了、或者说暂时渡过了危机。

　　正因此，中国也就算有了一个相对而言的初步的市场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市场环境之后的意识形态反映。

　　可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市场经济，是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国家发生的问题、渡过的那场经济危机周期相联系的，也是与当时的经济改革政策研究和实际执行过程相符合的。因此，它当然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路线。所以，当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时候，省、部级干部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老同志也认可这个提法。于是“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核心思想就顺利推出了。后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也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此前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也应该说是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今天，我们回顾十几年前的历史，应该不讳言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波折，有过的困难，甚至曾经爆发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可以把当时、即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以后所产生的这些现象形态的问题，归纳或者定义为“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经济危机。也可以把1989年的政治风波，归为因经济危机爆发而连带发生的社会政治矛盾。对这些不同情况之间的相关性，都应该客观地去分析理解。只有不讳言过去发生的问题，才有今天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的胜利。

　　如果十四大对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思想，用“市场经济”来概括是与时俱进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十五大可以用“资本经济”来概括呢？

　　首先应该说，这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前后，国家随即放开了三个前所未有的资本经济领域：第一是证券市场、股票交易。这是什么？当然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交易的是什么呢？是量化的、价值化的、可以被拆细的、可以连续交易的企业资产；不仅是固定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随之，虚拟资本在中国产生。

　　第二是同期开放的期货市场。

　　第三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亦即房地产市场开放。

　　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提出之后，开放证券、期货和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资本经济客观上应运而生。

　　不过，既然中国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下来之后，真正放开的市场却是证券、房地产和期货这三大具有高风险、高投机性的市场；而这三大市场又都是大规模吸纳资金的市场。那么就必然形成90年代开始的银行业迅速扩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速度成倍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从92年之后的货币化（或者称为“货币深化”）推进的经济资本化程度，也就突飞猛进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与时俱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所谓资本经济，在国内不就直接表现为三大资本化的市场的发展吗？不也就在事实上造成了银行的货币发行速度必然大大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吗？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虚拟经济的风险收益当然高于一般制造业，带动全球500强中的80%在90年代纷纷抢滩中国，在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的同时，也推进了全球化和自由化，虽然，这些都属于派生的问题。

　　根据1995年世界银行发展研究报告，其在总结全世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经验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是所有转轨化国家中货币化程度最快的国家。因为到1995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GDP的比值已超过了100%。而当时俄罗斯只有27%，既使是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也不过百分之七十多，欧盟中的德国也是百分之七十几。日本当时最严重的经济泡沫化，进入了一个十年衰退期，不得不靠大量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也不过是120%左右。

　　此后，从95年到03年的短短8年间，中国的M2与GDP之比，已经超过了200%，成了世界上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可见，资本经济发展在单一制的中国创造了高速扩张的奇迹，尤其从十五大以后。

　　所以可以说，当年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同样，1997年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也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人们都应该知道的常识是：在资本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使社会矛盾复杂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地区甚至会尖锐化。这也是世界普遍经验，不承认则是闭目塞听。

　　并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发达国家在2百年之前工业化加速发展，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只不过是用对外殖民战争的方式化解了国内矛盾：用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坚船利炮”，大规模向外转移了贫困人口。

　　我们知道，欧洲这个最老的工业化地区，当时就向洲外转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当年向外转移了三分之一人口，英伦三岛中的苏格兰，因为是高原地区，经济不发达，农业收益水平也不高，所以，苏格兰地区向外转移人口是二分之一。这些欧洲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口占领了世界上的四个大陆，北美、南非、澳洲、非洲，把当地的人差不多杀光，占领了当地的资源。然后，又把工业化过程中那些反抗的贵族中的一部份转到新的占领地当总督。这些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占领了新资源的时候，也就富裕起来了。

　　有人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囚犯建立起来的国家，这是因为欧洲的老工业化国家把在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多的连本国监狱都容纳不下的那些囚犯转移到澳洲等殖民地去的结果。这就节省了国家管理成本，政府就不用开支那么多钱来管监狱了。当然，伴随着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开拓这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人民饱尝苦难。

　　历史常识告诉人们，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不过是通过殖民化向外转移来化解了。西方的殖民化大约搞了五百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基本结束。其中，中国收回香港是在1997年，收回澳门不是更近吗？再比如东南亚，不是直至70年代才真正争取到独立吗？

　　所以尽管我们说，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是放在我们前面河里的石头，都可以摸着走，市场经济、资本经济都可以摸，可一旦摸到这里（社会矛盾问题），没法再摸了。因为这块石头上写着“坚船利炮”、“殖民战争”。只怕是刚一伸手，就有人打你了。

　　我国已经走到这个阶段，内部矛盾必然出现；而向外转移人口又根本不可能。于是乎，就出现了象福建、浙江个别的大量向外偷渡人口的地区。这是因为人们的发展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只好向外转移。出去的人口多的地方往往是受资源限制太严重的地方。这些情况，也说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矛盾。

　　西方现在是文明社会，可当年呢？文明吗？美国陆军成立的第一年，打了1200多场战斗，主要是打印第安人。美国开发西部是血与火的过程！到1992年老布什宣布说：印第安人在美国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只剩下四万多人了。现在有些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就象动物一样被人参观。这至少让人在现象层次上看到了西方人解决国家内部矛盾的办法。

　　我们现在有些专家、学者批评中国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搞殖民化，这一步我们无论如何也照搬不了。别说我们不能殖民化，就是日本人在上世纪初叶号称是欧洲人最好的学生，他的口号是要“脱亚入欧”，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一直看不起亚洲人，全心全意想学习欧洲，也在亚洲施行殖民地战略，掠夺满蒙、台湾和东南亚。但结果呢？不是仍然在二次世界大战被彻底地打回了日本本土的哪些岛上去了吗？谁打的呢？有亚洲人民的奋起抗战，但主要还是欧美老师打的。

　　如果换位思维，细想一下：假如你是欧洲人，明明知道这么干是不道德的，是血与火的殖民扩张，谁要是这么干，谁都会白得资源。那现在建起发达国家了，还能容许别人也这么干吗？

　　再看现在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布局，无论是打伊拉克，打阿富汗，还是准备收拾伊朗，这些地方都是在世界上命脉性的战略资源最集中的地方。难道仅仅是为了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吗？美国人自己都说，布什父子两代打的战争是石油战争。只有国内一些天真烂漫的知识分子说美国人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自由。从这种理念出发就看不到这是人家的一个战略布局，看不到这是一个典型的石油战争！这与当年的殖民扩张的手段不是一样的吗？

　　而中国人呢？刚刚想在缅甸承包修个港口，立刻就被西方指责为想在孟加拉湾修海军基地。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非常小心了。从周恩来时代起，我们就宣布海外没有一兵一卒，即使我们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只派警察，能象日本、韩国那样派兵吗？尽管向外宣称“和平崛起”，我们至今在海外确实没有一兵一卒，足以证明我们是和平的。但是，西方却几乎没人相信。

　　举一个例子。1999年被美国定义为“恶棍”国家的，有北韩鲜、中国、伊拉克、伊朗等。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恶棍”国家呢？第一是集权，说你是非民主国家。第二，内部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有社会冲突；我们有疆独、藏独不断地制造事端。第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核武器等，这些中国当然有。在它的五条标准中，中国有三条。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机构－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写了一段被西方世界广泛认同的话：二十世纪，曾经因为日本和德国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一世纪，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试图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他的意思很清楚，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是德国、日本挑起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也会引发大战。

　　因此，千万别天真。我们从来不向海外派一兵一卒，据此说和平崛起，还是没人信。这是因为，凭着他们的既往经验，进一步发展工业必然要带来社会矛盾，内部解决不了就必须向外转嫁。而现在，中国按照西方的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建立起了一个体制、制度的时候，我们的内部矛盾不仅也加剧了，而且还确实难以解决。

　　我们内部有什么重大矛盾呢？

　　首先是90年代以来的两次圈地运动造成城乡差距拉大，无地农民增加，导致农民的群体性事件大面积发生。第一次圈地运动期间，在广东省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中，有一半左右是因为征占土地而引发的；在第二次圈地运动期间全国接近四分之三的农民上访告状是因为征占土地。

　　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最能够产生增值收益的就是直接占有资源，并把它转化成可供交易的资产，甚至是进入虚拟交易的题材。而能够最快形成收益的资源就是占地。只要占有了土地资源，就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银行贷款就几乎非常平滑地拿到了。因为，只要圈占了一块土地，那么，土地作为一种短缺资源，它的潜在升值预期和产生附加的“机会收益”就非常高。

　　因此，金融资本是最容易与房地产资本结合的。

　　此外，还因为市场条件下一般产业资本的风险比较大。比如，今天办一个工业企业，明年黄了是非常可能的。竞争加剧，产品没有技术含量，不很快就黄了吗。更何况，对中小企业来说，市场是越来越难做了。地方搞中小企业需要多少年的奋斗才能打开销路，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必须非常慎重。可是，在投机性的领域，无论你是搞房地产，还是搞股票，银行贷款一般是比较容易得到的，除非有政策限制。

　　总之，两次大规模圈地运动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在中国只能内部解决。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客观地认识，那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与时俱进。

　　讲了上面的道理，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我们在九十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随后进入了资本经济，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社会的两级分化必然加快。内外矛盾都很复杂。因此，就得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十六大的“全面小康”。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只要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路继续下去，我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仅国内的矛盾已经尖锐了，国际上还被美国人视为“恶棍”国家。随之，从99年的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下一步面临的威胁是什么了。所以，江泽民总书记1999年6月份采纳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要建立陆上能源供给通道，同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时候，又有些人说：我们把资金投到东部，一年可以打十几滚，为什么要开发西部？也许这些短视思维的人不能理解国家的战略意图。我们海上石油运输70%的份量要经过马六甲海道，这不是与当年日本的毛病一样吗？日本当年为什么要打东南亚？就是因为海上石油通道被欧美控制。日本没有石油。而它在满、蒙地区的殖民扩张，投入现代化军队，没有石油是不行的。中国东北当时没有石油。所以，只能经过马六甲海峡向中东要石油。而马六夹海峡被欧美控制，那里可是日本的生命线呀。所以它就往东南亚打。得罪了欧美，就被消灭了。

　　而如今，我们70%的进口石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现在已经是三分之一以上靠进口了）。无论是发展现代国防、现代工业，还是老百姓的现代生活等等，都得有石油。一方面是靠内部挖潜，另一方面是靠海上运输（包括我们三都澳港的开发，将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呢？如果国家还是大规模靠海上石油运输，那沿海就要建立石化基地、石油战略储备等，那就搞这些了。）

　　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恶化。所以，一方面出动大型国有公司到中亚五国去买石油资源，买石油勘探权；另一方面，建立上海“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五国是世界第二大油气资源丰富的地方。我们给投资帮发展，互利的结果是得到资源供给。于是，就着手建立从新疆到上海的油气管线，这条管线4600公里在中国境内，如果再往西修2000公里，就进入中亚。

　　但是，阿富汗战争一打，美国、俄国相继在中亚驻军，卡住了向中国输石油天然气的陆地通道；此后，美国又动员欧洲银行，从里海往西亚往欧洲修输油管道，这可能卡住中国的石油补给。俄国人则是从中亚一直南下到阿富汗北部，至今还控制着阿北方的军阀。为什么呢？维护的是俄罗斯的利益。所以，普京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典范。

　　我有一次与西方学者讨论，当他们叫板的时候我就说，咱们算一笔帐，如果把欧洲向外的移民都计算回欧洲，会有多少人？欧洲人口坐地增一倍。现在老欧洲三亿多人口，就变成七亿多。欧盟十五国不打翻了天那才见鬼。如果把在外的混血人口也都计算回来，欧洲人口会超过了十亿，都集中在欧洲这个半岛型的大陆上，请问有环保吗？有人权吗？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所以，不要拿今天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其实我们不过是遇到人家300百年前的局面。怎么解决呀？内部解决当然就得用内部的手段。我们只是矛盾内部化处理了，没有向外转嫁而已。因此不能随便照搬西方通过殖民化大量转移贫困人口之后才形成的现代制度。

　　看来，今天的思想之混乱，主要在于没有、或者不愿意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搞清楚。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历史阶段，是一个矛盾非常复杂、非常集中、随时爆发的时期。只能采取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手段，才能解决。

　　三大差别问题严重

　　我们的矛盾严重到什么程序呢？大家都知道三大差别不断扩大。第一大差别就是上面提到的城乡差别。尽管还有区域差别，收入差别，但最主要的矛盾是城乡差别。 (时间：200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