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为什么？上半部分已经讲了，我们的人口转移不出去，发达国家的模式就照搬不了。而且不仅我们现在劳动力严重过剩，将来会更进一步过剩。因为我们人口最高峰值是16个亿，将会在2020-30年出现。转移不出去，内部又消化不了，现在才4亿城市人口，怎么设想16亿人口的时候可以实现70%-80%的城市化率？那就有十二亿在城里，怎么可能？

　　城里的人均生活用水消耗是农村的20多倍。这个倍数大家可能不理解，城里人每天洗澡，农村人每天洗吗？城里人洗衣机洗衣服是农村人端个盆洗衣服耗水量的多少倍？30多倍。大力发展城市的结果，首先是水资源哪儿来？我们现在600 多个城市一半以上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属于严重缺水城市。城市化怎么扩张？哪儿来水资源？显然城市化扩张是要受到资源限制的。昨天晚上的电视报道，温家宝总理在召开能源问题的会，请了一批专家来谈，最后提出我们只能走节约型经济、有效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缓解能源危机。

　　最近热炒了一两年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案，是什么问题？普京代表了俄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得了70%多的选票，他为什么对尤科斯石油公司下刀子，其实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因为当年江泽民和朱镕基先后访问俄国，曾经跟叶利钦签了协定，俄国向中国每年供应不低于3000万吨以上的石油。靠谁供应？就是尤科斯石油公司。普京不能公开撕毁合同，但他是克格勃出身，这个尤科斯公司被干掉当然是有理由不再执行原来的协议，公司连运费都没有，没法再向中国输送石油。可当时，我们做了很大让步才签了合同。尤科斯公司给我们石油，管线应该从西伯利亚修到大庆，叫安大线。普京上台后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原则，只卖给中国一家，卖不出好价钱，要另外修安纳钱到沿海，对日、韩、中三国卖石油才能抬价，这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等等。中国没办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原来指望这条北部的石油补给线告吹了。西部石油补给被人家做了安排，在中亚驻军，卡住石油脖子；北部的这条石油补给线陆上通道又被干掉了。都是战略伙伴关系。桌面上握手，桌子底下踢。全球化的实质是什么？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中国崛起，中国太大了。于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看到这个局面，难道是因为没有照搬美国的制度吗？哪怕中国人把美国的制度复制一万遍，大国也不会允许中国崛起。普京代表俄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身边再崛起一个工业化大国。就好比当年日本对付中国，两雄不能在亚洲并立，道理是一样的。民国年间，蒋介石政府大局甫定就加快工业化，立刻召来日本侵略，不能让中国起来。李登辉秉承日本人的意志讲要把中国切成七块，切成更多小块，亚洲就没有威胁了。

　　现在这些言论恨不得中国马上散摊子。内部一些小知识分子遥相呼应，不考虑国家民族大计，以为自己翻了几本英文书，读了几本理论就能治中国。思想理论体系的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主流学者们强调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解决中国问题。这“四化”对还是不对？去跟发展中国家比较，去看看周边的国际环境就明白了。我03年在德国经济研究所讨论问题。他们说，中国为什么不放开汇率？为什么人民币不对外？我说举一个例子：人们知道美元是严重高估的货币，高估了70%。人们也知道美元应该贬值。但为什么大家还都要美元？美元99%跟交易没有关系，主要是在泡沫经济“钱生钱”的那个游戏里边在滚。除了战略命脉、国防工业保留之外，美国的一般制造业已经移出了，不外乎就只有靠军事霸权才能够强行变成强势货币。是因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吗？不是，是因为美国维持了全世界最大的军事实力，最大的军事霸权，所以它的美元值钱。那我接着再问一句：为什么人民币值钱？一般都知道国内的银行不良资产的比重相当高，那为啥大家还往银行存钱，人民币币值还坚挺，国外还都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呢？不就因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占有全国资源吗吗？中国的货币是否坚挺根本上看不绝对地取决于银行的资产质量，而是要从全国有多少资源，有多强大的国力来看。因此有些意见就得怀疑，银行全面私有化行吗？金融体系全面对外开放行吗？

　　不妨去看一看苏东国家，政治改革优先，政权跨掉，立刻就有一个算一个，苏东国家几乎都是货币体系随之崩溃，本币大幅度地、百分之几千地贬值。我曾经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实地考察过，那个钞票拿到手以后，后边零太多，中国人不习惯，都数不出是多少钱，但它只够买一个公共汽车票。请问，中国人民真地要这个吗？盲目地讲这些道理的人，似乎不看那些转轨国家曾经有过的教训。

　　我们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包括党校的教学，都已经极其混乱了。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到底应该要什么？无论什么主义，都得适合国情，因为主义可以换，就是国情这东西换不得。

　　所以我说，早已经不再是照搬个西方货币理论体系就能解释现在的国际金融现象了，何况照搬来解释国内金融现象！世界上的货币发行从1944年放弃“黄金本位”起，就早已不再根据有多少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基础了；早就演变成政权信用的货币表现。当年两个超级大国的时代，卢布比美元贵得多；反映出的就是有多大的政治军事强权，就有多大的货币信用。这道理有人讲吗？苏东国家解体的时候，首先崩溃的是支撑金融体系背后的政治强权和政府信誉。我当年曾经在那些苏东国家考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金融崩溃局面发生的过程，老百姓的储蓄短期大幅度贬值，这难道真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和社会公平吗？

　　那些教训使得中国人不再敢盲目地去把那些东西搬过来，即使要搬，也得看我们的现实条件。而我们九十年代最大的失误就是盲目照搬了。不仅是学者，有些高级官员也主张盲目照搬。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当我们正处在这个国家面临战略转变阶段的时候，当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的时候，能照搬一套西方的说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我看照搬不得。而你们看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西柏坡，后来他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一个执政党领袖的高明之处。你们再看看温家宝总理就任总理之前干了什么？到东北下矿井，跟矿工用一个饭盒吃饭，用一个杯子喝水，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此提醒我们的各级干部，九十年代傍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该去帮农民、帮工人了。今后如果你们的镜头仍然出现在大款的宴会上，早晚出事。如果你们也出现在农村，象温家宝总理一样到工人、农民中间，那就是亲民，是立党为公的表现，是贯彻胡温新政的表现。如今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执政党要求各级干部应有的起码的标准，强调以人为本应该是执政的前提。如果不转过来，仍旧还是招商引资傍大款，那是九十年代的图景，说明你落伍了，既没跟上胡温新政，也没跟上十六大以来的战略转变。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再不能把原来九十年代盲目照搬过来的理念拿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了。很多过去正确的口号都应该重新认识。比如说依法治国。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依法治国”后不久就做了修正，强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结果被有些知识分子批判。甚至共产党惩治腐败搞的“双规”，都有很多法学家批评说是违法的。这不迂腐吗？当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都宣誓为党的事业献出一切对不对？现在根据誓词就能对党员干部进行“双规”。党员不是一般的公民，首先自己愿意宣誓作一名共产党员，承认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何况，现在哪几个被“双规”的没问题？双规很好。比如安徽的王怀忠。当年（八十年代）是安徽省毫州市这个县级市的副书记，分工就是管农村试验区的工作。我是搞农村试验区工作的，所以我认识他，眼看着他一步步当上副省长。即使知道他有问题，你能查证吗？现在不仅“双规”，而且不在本地，拿到山东来“双规”，他跟本地没有任何联系了，谁也不能出假证了。还没走司法程序他不就交待了吗？最后判死刑。另外，那个云南省的李嘉廷省长，不也是下了飞机就车接走了，说是开会，直接拉到“双规”地点。不靠这种手段怎么解决？靠地方上的司法程序？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未必能解决。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任何执政党，包括美国的党争，不也是执政的共和党想加强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吗？执政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强地位符合政治规律。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认识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自由化这条路在中国现在条件下，咱们不说永远，只是现在，暂无条件。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尤其是党内干部，至少先服从一次党中央。现在不可以向中央叫板。

　　还得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个权力部门的人，包括公安、工商，教育、卫生，所有这些部门的同志们，你们也照搬不得现代法制。你们老说农民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其实错了。现代法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当然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那我问你们，农村大包干以后，事实上恢复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恢复的是传统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常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那好了，问问这些权力部门，你们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经济基础？当然属于上层建筑。那请问，难道不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你们吗？

　　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违背规律，必受惩罚。有的领导同志不懂这个规律，骂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土豪劣绅。其实，基层干部90%以上本质是好的，恰恰是强压了一个现代上层建筑给基层，既让他们去贯彻这个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又不给足额经费，只能迫使对小农收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小农经济支持不了，就弄得七所八站、乡村干部都上农民那儿拿钱。所以农村就鸡飞狗跳，结果当然要跟农民发生矛盾。而反过头来骂他是土豪劣绅。到底谁错了？干群矛盾尖锐，难道赖那些执行这种错误政策的人吗？都是本乡本土的，谁愿意干坏事。也有个把坏的，老百姓说是“骑着摩托挂着枪，村村都有丈母娘”。欺男霸女干坏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层干部是好的。要是基层干部都变成土豪劣绅了，这个政权的基础还存在吗？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天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这么复杂，不就是错误地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在那个小农经济基础上吗？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过去造成的问题，怎样去处理已经发生的矛盾呢？中央又该怎么办呢？中央正在推行善政，以具体实施重大战略转变，已经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比如，最能够引起大家讨论的，就是农村税费政策。在富裕地区如江苏，财政丰厚，推行全省减免农业税一步到位。农民不交税了，干群关系自然理顺了。可黑龙江财政亏损，也一步到位，一推矛盾全出来了。

　　第一大矛盾：谁养活干部？

　　过去靠税，就得靠做统计上的游戏，说年收入递增10%，税就递增10%，可老百姓收入增了吗？没有。之所以是个统计游戏，是因为谁都弄不清楚具体每个农民增收多少，神仙都弄不清，更何况人呢？我干了二十多年农村调研，让我到老百姓家里边去帮他算帐，年收入多少？能算清吗？去问老百姓今年收入多少？他说我不知道。那你打了多少粮食？他说五个蛇皮袋的麦子。蛇皮袋有高有低，你帮他拿去称？另外，你怎么能知道这五个蛇皮袋麦子是自己吃呀，还是卖了？有多少可以计算成现金收入，有多少是老百姓自己消费？怎么能弄清楚呢？问他打了多少玉米？他说，那不是一囤子，用席子围着，上边披着稻草，怎么去弄清这有多少玉米？其中又有多少是水分？怎么能知道他这玉米有多少自家喂猪、喂牛，有多少是卖了？根本就弄不清楚。那怎么能够说他有多少收入？只好是上级说咱们县今年按计划农民收入应该增长多少，那就层层下达计划指标，然后到了村会计那儿给添个数再逐级上报。这就是农民收入增长。各地其实是根据这个计划增长数，来倒算出农民应该交多少农业税，否则怎能满足开支。

　　这回斧底抽薪，农业税全免。黑龙江全免就出问题了，干部开始上访告状了。过去是村向乡交上访抵押金，乡再向县交，层层干部是紧着拉着农民说：你别上访啊，我给你磕头都行。甚至有一个乡，几个乡干部合谋暗杀了一个上访农民。为啥呢？交了上访抵押金，也与他交流思想了，但他就是越级上访，这个上访抵押金就没了。这是利益问题，悄悄把他干掉，上访抵押金就能拿回来了，结果事发了，这几个人就犯杀人罪。现在倒过来了，基层干部开始上访了，一个乡养了几百个基层干部，现在一斧底抽薪，国家财政按照定额下拨财政经费，那么多七所八站，事业单位，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里头呢。你们想想，一个村的老书记干了二十多年了，自己一个黄花闺女，是让她下地干活，还是给她一个计生站的什么员啊？人之常情，他也得想办法跟乡里书记说：给我安排一下吧，我不容易呀，给你干了二十年了。可现在要开始砍干部了，一个几百人的乡级班子和干部队伍就得改成五十多人。那可是大多数要下岗啊。以往干部让工人下岗的时候，干部是有保障的。现在大一点的乡镇能留50多个人，小一点的乡只能留到30多个人。那留谁不留谁呢？就算完全公平，也会有人说不公平，因为根本利益被牵涉。这种事情必然要发生的。

　　第二，谁管事？

　　只保干部工资都困难，连摩托车的油费都没了，怎么办呢？想再下乡，去村里边，连个带路的都没了，基层干部有情绪，既然对我们这么不讲信用，说让我们辞了就辞了，那就不干事了。农村基层原来的那套上层建筑的功能弱化，有的几乎瘫痪；过去那套管理秩序也没法再用了。

　　第三，过去累积的债务矛盾爆发了。

　　你们知道一个乡多少债务吗？最重的债务4000万，少的也有个百把万的债务，有的乡镇政府的楼已经抵押了好几回了，现在，债务人全找上门来了。怎么还债？过去他们还能指望每年按照递增比例多拿点钱，慢慢还。过去虚报税，买税这些事确实是有的，现在，这种做法累积的矛盾全爆发了。不光乡这一级债务，村这一级债务问题也爆发了。那谁是债权人呢？恰恰主要是这些干部。往往最能罚款的单位，最有放债的可能。公安、工商、计生、税务、卫生、防疫等等，凡属于能罚款的部门，大都是放债部门。这回放出去债权仍然在手里边，债收不回来了，利息更别谈。怎么办呢？基层的这个矛盾就爆发了，很多人都束手无策。

　　但是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员，真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的以人为本，真的顾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这时候就真得按照规律来。

　　《财经》杂志发了一篇记者访谈，专门对黑龙江税费改革做评价。我说，人家（咱们且不说人家江苏、浙江财力雄厚）江苏、浙江在推进全免农业税之前，干了一件事。那里没有把乡级政府取消，而是搞了“中心镇战略”。在一个县，只保留三到五个中心镇。许多乡改成了派出机构或办事处。对上级，他们没有取消乡（镇）这一级政府，因为《宪法》上写着几级政府，不能动，否则违宪。但撤乡并镇允许，全国多少地方都在搞。黑龙江省事先也说要干这事，但没干。江苏、浙江先把中心镇建立起来，给中心镇享受副县级待遇，然后把那些撤消的乡级单位的七所八站和六套班子、五套班子取消了，主要干部安排成中心镇的副职，逐步消化。中心镇财力比较雄厚，把原先的主管书记、乡长先安排了，带头闹事的人就没了。按照基层政治潜规则，哪个主官没有一班人马呀？没有一班人马，能当得成乡长、书记吗？中心镇的改制把本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先化解了。从副乡级干部中挑有能力的当办事处的书记、主任。这就全安排了。这样，其它干部也就好解决了。这种中心镇战略过渡性地安排了一批干部，中心镇又有相对比较雄厚的财力来化解各个乡镇撤乡并镇的债务矛盾。这时候再取消农业税，可以一步到位。事先把相当多的乡变成派驻机构，五套班子取消了，不用再下去伸手了，因为派驻机构都没权收税。矛盾就化解了。黑龙江在干税费改革之前，没有先行这种办法，矛盾就比较集中发生。

　　第二，很多地方既然知道要这样改，那就率先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及时地让现在县乡各级干部下到基层去，帮助农村发育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养殖协会、种植协会，以此来替代乡村两级政权弱化时留下的组织空白，缓解农村基层无人办事的矛盾。甚至什么红白喜事理事会啊，妇女禁赌协会呀等等，都有重大作用，让乡村自治搞起来，基层矛盾就不用什么局、所出面了。比如，过去谁家老人受虐待，那就要司法解决，就得花多少钱。现在组成老年协会，叔叔、伯伯、大婶、大娘都去劝解这个儿子媳妇，不就解决了吗？农村社会很多问题，用自治的方式，用社会组织的方式，把这个政权弱化留下的空间填补了。而且也不用花那么多的组织成本，又戴铐子、又是警车......不用这个也化解了很多社会冲突。那些合作经济就替代了政府把经济抓到基层，达到了农民自我发展的目的，达到用自我组织的方式来化解基层矛盾的目的。在那些农民合作社、各种社会组织发展好的地方，就不会出现组织空白、无人办事了。

　　但是，政府怎样资助这些事情呢？

　　据我所知，中央财政会拿钱资助的。因为中央财政增收，明年要把新增的部分财政来支持基层的公共开支。那基层得有承接载体呀，得让上级看到具体办了什么事才给钱。所以，我们这儿既然是试验区，干点这事不行吗？早点做准备，把市、县、乡三级干部调动起来，与其等着裁撤，不如早点下去帮助基层把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起来，明年也好向上级报告，有一批公共事业需要财政支持。如果晚准备，到时就被动，干部还可能上访。

　　参与政策研究的人也许早就知道，农业税的减免很早就提出了，而且是在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候就已经初步确定了。2001年定下要全免农业税的时候，江总书记说：不要我们这届班子把这件好事做了。他说，要给下一届留一个宽松环境，这种好事留给下一届班子去做吧。这就是党中央领导的胸怀。希望大家不要听社会上的谣传。

　　中央历届领导人，从毛泽东同志到现在的胡锦涛同志，都不象社会上传的那样离谱，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是。党的历届领导人，每一个领袖的胸怀和人格都是很好的。就说这一届领导吧，都是相当平和的。有个领导告诉我，家宝总理为了得到真实情况，下乡不按事先安排好的路线走，他自己到司机旁边一坐，对司机说，听我的，前面拐弯。司机说不行呀，没有安排呀。他就说，你按我的做没错。司机只好拐弯。开到哪儿去呢？开到开不动为止。到那儿他下车去做调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领导人。锦涛总书记比较平和一点，他前脚考察完，人走了，后脚就安排人去回访。前不久在一个发达地区，他去劳动力市场，秩序井然，所有人跟他一谈，都是对答如流。他回去以后安排人回访，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上午是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到这儿来的。当然，这事儿也不能怪地方对不对呀？我觉得，这届领导班子现在提出的战略转变和有关问题，不止是这一届领导班子要做的事情，上一届领导已经有了决定，而这个领导班子在执行过程中是认真的，严肃的。如果不这么做，还按这套九十年代盲目照搬的、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继续下去，农民非给逼反了不可。一定要结合税费改革真正贯彻乡村自治。当年，村民自治怎么提出的吗？那是彭真委员长1988年提的，因为他很清楚大包干以后的农村上层建筑，不可能搞那种完全政府体制。

　　第二大政策，2003年1月党中央决定，把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部分用于县以下农村，发展基层的公共事业。可当时相关的四部委都不同意。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卫生部门，我们现在防非典？依靠的不都是县以上卫生院吗？再说现在乡镇下面卫生医疗机构是什么情况？许多都已经改变为私有的，国家要投入的是公共建设，钱怎么能够下到基层？再如教育，很多大学还欠着债呢，既然要求跟国际接轨，创办一流大学，哪个不得需要后续投资？得多少亿，国家还得不断增加呢，怎么能把投资摁到下边农村去呢？科技部门呢，基层已经是人散、网破、线断。老百姓说农技站，“远看象要饭的，近看是农技站的”。又怎能把资金下到那里去呢？很多已经完全变成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了。资金下不去。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中央拍了板，想让农村基层得到公共财政支持，也难以实施。其实，基层的工作不是不能做，不是不好做，而是没做，或者是朝着反的方面做了。看来今后有机会了，因为中央已经定了，新增公共财政主要用于县以下基层。就看下面怎么执行了。

　　第三个大政策也很好，要把国家计划投资（不是新增的），用于农业的部分主要投入与农民相关的小型项目。

　　过去大约四分之三以上的农业投资其实是用到与城市相关的项目了。例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库的建设，发电什么的，不都主要有利于城市吗？防洪不也都是防城市的洪吗？有关部不是也把钱用于搞楼、堂、管、所，被审计出来了吗？即使违法挪用，不是也在城市吗？所以这次中央决定把农业开支主要用到跟村以下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项目上去。

　　但是，即使这样定了，也执行不下去，为什么呢？问问咱们各级部门，无论是电力的、水利的，还是交通的，有多少部门是下到农村基层去帮助设计与农民息息相关的那些小项目呢？这不是批评宁德，说到这儿的时候，好象面对的是一些部委，哪个部门安排过这样的工作？如果都没有，那中央的善政怎么落实啊？

　　所以，我说胡温新政的善意是真的，善政的思考也是真的。但在转变过程中，农村基层这些年体制不顺，没有谁认真地去帮助农民发育自己的组织来作为载体，承接中央的善政。

　　比如说加强农业投资，可农民是2亿3千万户，给谁，怎么给？怎么决定？张三要、李四要、还是王二麻子要，说的清楚吗？还是工作没做到家。不帮助农民组织成合作社，中央如果明年拿几百个亿来支持合作社，可能就得不到。不发达地区其实没有打开思路。有很多事情该做而没做，等到出台政策的时候就赶不上。

　　应该根据什么开拓思路呢？不要老揣摩上边，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办事，理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好好下基层调研，去摸清到底农民需要什么。然后按照合理的安排去做工作，才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现在，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已经明确把三农问题的责任交给地县两级，地方干部责任重大。

　　我希望大家听了我刚才一番话后，不要对我那些比较偏激的说法产生什么情绪，接受其中的值得大家参考的健康的部分，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多思考。

　　今天时间有限，不能讲得太多，到此就打住了。感兴趣的可以上网输入“温铁军”，有数以万计的信息可以供你下载。如果你是愿意看书的人，有两本东西比较通俗。一本叫做《解构现代化》，是我的演讲录，就象我今天跟你们这样讲的一样，谁都能读得懂。另外一本叫做《我们到底要什么》，那是我八十年代以来的文集，对建国以来的，乃至于建国之前的很多重大的问题，我都作了解释。有点理论偏好的人可以去看。

　　就讲这么多。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说对的地方请大家参考。谢谢。 (时间：200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