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实施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成效十分显著，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一大批贫困家庭摆脱了贫困保证了温饱，走上了实现富裕奔小康之路。但仍有将近3000万人没有实现温饱，至今仍处在贫困状态之中。近几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虽付出了极大努力，成效却不明显。因此，笔者认为，反贫困应有新思路。

一、   深刻认识贫困人口存在的基本原因

从尚未摆脱贫困的群体和家庭来看，绝大多数已不是体制性致贫，而是区域性致贫。贫困人口多数生活在西部地区的山区和干旱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贫困人口也多数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一小部分是因病因残或缺少劳动力致贫。如宁夏南部、甘肃东部的严重干旱地区，贵州、广西的石漠化地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秦岭大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赣南山区、横断山区、努鲁儿虎山区，以及湘西、鄂西、闽西、浙西山区等，都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这些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很少，或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西部地区国土辽阔，但在7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有240万平方公里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64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90万平方公里石漠化的岩溶地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区。根据测算，这一地区的人口已严重超载，超载的人口不仅难以实现小康的目标，而且对生态环境带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反贫困应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势，充分考虑贫困人群的生产生活环境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此为依据，制订反贫困的对策和政策。

二、   对既往反贫困政策的反思

中国政府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给予了高度关注，制定了一系列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和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政策和措施。但有一些政策和措施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如扶贫重点县的政策和开发式扶贫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效果已不十分明显，有些地区已出现付面影响。

（一） 对扶贫重点县的反思

2003年初，国家在中西部21个省（区、市）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确定592个县，作为新阶段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划定贫困线的标准为627元/人，贫困人口2820万人，比上年减少3.79%，贫困发生率为3.0%。

人们一般把这些县称为国家级贫困县。首先从数量来看，全国县的数量为1680多个（不包括县级市和县级区）， 将592个县确定为贫困县，占总量的1/3还多，且不说国家有无如此大的财力，单说如此多的重点，其实际效果就值得怀疑。其次是对社会的影响。由于成为贫困县能够得到国家重点支持，很多县便千方百计挤入贫困县行列，以至于有“敲锣打鼓迎贫困”之说。前几年摘去贫困县帽子的又重新戴上，没有重新戴上帽子的县，其主要领导干部普遍遭受当地干部群众的非议。相邻的几个县，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有的县戴上了“帽子”，有的县却没有戴上。第三，戴上帽子的县，每年得到上级政府财政支持达几千万元之多，而没有戴上帽子的县却得不到任何支持。以至于一些贫困县造起了豪华的办公楼、建起了耗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广场和体育场。第四，扶贫资金被挪用的情况比较普遍。虽然国家给予贫困县很大支持，但贫困农民并没有得到很大实惠。这也是贫困县的县城变化很大，而贫困农民照样贫困的原因。第五，由于不愿意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便在统计数据上做文章。第六，一些贫困县实力已非常雄厚，县城规模已很大，完全达到设市或改区的标准，但因不愿丢掉贫困县的帽子，而放弃改市或抵制改区。

从贫困县的内部结构来看，多数县的贫富差距都很大。贫困县中既有衣食不保的赤贫户，也有资产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富人。在一个县中，既有普遍贫困的乡镇，也有普遍富裕的乡镇。一般来讲，在县城居住的家庭都比较富裕，而扶贫过程中，他们得到的实惠也最多。我个人认为，以县为单元进行扶贫活动，失之于过粗，甚至会造成新的发展不平衡。

（二） 对“开发式扶贫”的反思

开发式扶贫曾被认为是反贫困的新思路，此举受启示于“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的古训。对一个人来说，这句古训本没有错。但施用于一个地区，甚至大半个中国，就有些问题了。问题是钓鱼的人太多，而鱼太少。青海、内蒙古等地的牧民为了致富，拼命养羊，以至于再不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沙漠化日益严重。贵州人、四川人靠山吃山，利用现代化工具砍伐树木，使长江变成了第二条黄河。“村村通”、“乡乡通”，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成了各级政府的目标。贵州的一个县，为了实现“村村通”的目标，斥资18万元给一个村通了电话，一个月仅通话一次。内蒙古某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支持几十亿元资金修通了通往各乡的道路，但时至今日，五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我始终想不通，羊和牧羊人走在柏油路上和走在草地上有什么不同。有些地区修了很多路，多数都在晒太阳。通过“以工代赈”修了很多路，确实改善了落后乡村的交通，但当地贫困的老百姓却“修补”不起。“吃”与“行”、“教”与“行”哪一个更重要，是再明白不过的事，而我们的各级干部对“行”倾注了太多的热情确实令人深思。

生态环境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经济活动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结果。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必须从源头入手，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调控和引导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促进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和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地区人口转移，以杜绝人为因素产生的新的生态破坏。

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扶贫式开发，以稳定解决温饱和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为中心，以发展种养业为重点，增加扶贫投入，着重帮助贫困农户改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我是不反对的，改善交通条件和水利条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我更不反对。但从贫困人口的分布来看，大多数居住在自然环境生态极为恶劣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人口严重超载，任何形式的开发都是不适宜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绝对贫困人口较多的592个重点扶贫县中，有76%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山区，46%的人口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他们居住在那里，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开发已到了“极至”的地步。如果再鼓励或大事提倡大开发，搞不好会造成大破坏。青山变秃山，草原变沙漠。绿洲成戈壁，污水遍地流。我们已渡过了物资全面短缺的年代，劳动力并不短缺，短缺的是就业岗位。我们靠全国的力量已有能力让所有人获得温饱。让没有获得温饱的贫困人口获得温饱已经不是大问题，没有必要让他们在不毛之地通过“开发”自行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事实上，即使再怎么“开发”，也难以使他们走上富裕之路。

三、   反贫困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条件，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新的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提出为反贫困指出了方向。据此，我提出以下基本思路。

（一）扶贫到户

反贫困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解决贫困居民的生活问题。建议对目前支持贫困县的政策进行改革，满足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比照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做法，凡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农村居民无一例外的予以救济。由县镇政府在细致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省市政府进行监督。救济数额确定之后，委托银行按月直接发放给享受救济的居民。为防止一些县镇政府虚报低保人口，可将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公务员的报酬挂钩，以体现国家干部和共产党员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有人会认为这是“养懒汉”的做法，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享受“低保”并不是很高的待遇，且不是光彩的事。对享受“低保”的家庭每年复查一次，对已脱贫的家庭不再享受低保。

让未获温饱的人享受“低保”，国家能否承受得起。我算了一笔账，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共2610万人，按每人每年1200元计，共需要313.2亿元。这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国家完全能够承受得起。事实上，我国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远大于这一数字，只不过未完全花在贫困人口身上。每人每月100元，够不够，我认为，按现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山区的消费水平是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

（二）教育扶贫

我赞成这样一句老话，曰“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教育水平落后，劳动者素质低下是导致一些地区落后的基本因素，也是贫困人口长期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不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素质问题，要根本摆脱贫困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教育扶贫是扶贫的根本，应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核心途径。要把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同反贫困紧密结合起来。国家要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尤其是要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础教育支出由国家承担起来。不要把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和贫困儿童的家长。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区特别是西部山区，虽然教育条件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善，但就学条件仍然很差。有相当数量的小学生还在危房里上课，辍学率仍然很高。要下大力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

（三）移民扶贫

对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区，采取移民搬迁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模式促进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实现GDP和人口相一致的目标。

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快劳动力向区外流动的速度。第一，通过劳动力的输出，有利于推动加快脱贫步伐。多数地区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出现了“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片”的情况，成为解决温饱、缓解粮食紧张、增加资金积累的良好途径。如果能有计划地转移落后地区富余劳动力到我国其它地区去，则能够一次性地完成这部分人口的脱贫工作。第二，有利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由于欠发达地区多数土地承载能力低，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山区农民为脱贫致富，为眼前利益不得不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和资源的浪费，更加深了贫困的程度，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通过减少有限土地资源上的人口承载量，即通过劳动力的输出，既能够加强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又可实现本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贫困县乡的党政部门应把劳动力输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与发达地区县乡政府和企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贫困农民找到适合他们干的工作岗位。对于不愿意离开家，宁愿受穷的人要做思想工作。也可将中学毕业生成建制带出去打工，选择优秀的年轻干部出去做领班。组织部门应把年轻干部外出领班打工作为业绩来考核，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不予提拔。

（四）生态扶贫

为了遏止生态的严重恶化，我们不遗余力地提倡植树造林，但效果始终不明显。因为生态具有外部性，西部地区保护生态，其获益者是发达地区的人和城市的人。所以，我们提出了开征生态建设税的建议。课税对象是收入和财产，因为收入高的人对环境有更高的要求，财产多的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如洪水暴发，受损失最大的是富人。生态建设税收入主要用于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植树造林。搞生态工程建设是增加落后地区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山区农民就业的一种方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在西部大规模推行退耕还林还草。但是能否持续，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原因是国家已没有多余的过去几年看来用之不竭的粮食。如果没有持续的资金支持，辛辛苦苦种下的树用不了多久会全部砍掉。未来的生态工程建设是通过规划论证，凡需要保护的，国家应支付保护费，凡需要植树造林的，应支付一定的报酬，不能再让贫困地区为发达地区继续作贡献。

（五）计划生育扶贫

把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反贫困工作的重要任务，坚决控制计划外生育，贫困地区至今仍然没有摆脱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把扶贫与计划生育结合起来。坚持把计划生育工作与最低生活保障相结合，凡计划外生育的人口不享受低保。引导山区农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贫困地区人口改变生育观念，控制贫困地区人口的过快增长。

（六）医疗保障扶贫

农村医疗条件改善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因病致贫问题和因贫致病问题。因病致贫的现象十分普遍，贫困地区中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合作医疗上，这一方式适用于发达地区，但不适用于欠发达地区，其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充足的财力，如没有中央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建议在贫困地区推行大病统筹制度，大病统筹类似于医疗保险，但又不同于医疗保险，即采取半强制手段使全体农民参加大病统筹，每人每年缴纳20元，患了诸如癌症、白血病、爱滋病、肝炎、肺结核和各种传染病等给予免费治疗，而不是象现在一样求助于媒体或在家等死。大病统筹收缴的资金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这也是和商业医疗保险不同之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大病统筹可采取强制或半强制手段，商业保险则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因此，商业医疗保险很难在贫困地区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