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超二赶一”与“中上等收入”

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

宋  立

    摘  要  经济总量“超二赶一”位次变化与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使得我国中等收入阶段遭遇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挑战和困难，跨越“超赶”陷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避免日本式“赶超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额外必要条件，是在体制改革、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常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手段之外的“附加”手段。要以“十二五”规划制定为契机，统筹跨越“赶超陷阱”的战略选择。首先要将赶超与总量位次问题定格在经济层面，弱化“赶超陷阱”形成的外部环境。其次要逐步改变“赶超”模式对体制和政策的长期扭曲，着力构建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体制保障。“十二五”时期要切实加快自主创新和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动态优化，为顺利跨越“中上等收入陷阱”创造必要条件。

    如果在若干年之后以历史的眼光向后看的话，也许可以发现20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历史性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000美圆，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超二赶一”和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在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来到了“追赶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两大陷阱的挑战面前。能否顺利跨越“追赶陷阱”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从经济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跨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内外部重要挑战。

    一、总量“超二赶一”与人均“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及相关陷阱

    最近几年，我们谈论比较多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这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史表明，虽然许多国家能够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大多数国家先后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困境，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一些拉美国家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后来并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主要的变化只是从原来的中下等收入阶段推进到了中上等收入阶段，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又被不严格地称为“拉美陷阱”。就实质而言，由于大部分国家是在中上收入阶段逐渐放慢了经济增长速度，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应该叫做“中上等收入陷阱”。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均水平持续提高。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4000美圆，实现了从中下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到了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推进的起始阶段。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战略任务。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挑战也已悄悄来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追赶陷阱”或“超二赶一陷阱”。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了三个“不期而遇”。一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不期而遇，二是我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变化、尤其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与汇率变化的不期而遇，三是经济总量位次“超二赶一”与人均水平“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第一个“不期而遇”致使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可持续发展问题进一步凸现；第二个“不期而遇”使我们原有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模式遭遇严峻挑战，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压力和再造比较优势、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历史使命；第三个“不期而遇”使我国的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面临跨越“赶超陷阱”的压力和实现从大国变强国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我们已经对第一个“不期而遇”有所准备，对第二个“不期而遇”也已做了一些准备的话，那么我们对第三个“不期而遇”虽然已经有所感觉，但缺乏充分清醒的认识和认真足够的准备。

    实际上，我们对第三个“不期而遇”的冲击与“赶超”面临的特殊挑战既不完全陌生，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从我国自身经验来看，2005年以来，在我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这些国家均经历了对我态度的非理性与情绪化反应，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北京奥运大大出人预料的不友好态度上。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超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多的只是统计意义，而不是实际意义，但“超二”现实带来的“赶一”预期引发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化反应，并将不可避免地得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甚至难以预料的经济与非经济冲击，干扰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可以想象的是在今后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新近被我们赶超的国家将进入前几年欧洲式的情绪化反应中。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认为我国经济总量赶上跃居世界第一将在2020年之后，但下一个被赶超者的情绪化阶段不仅有可能大大提前，而且很可能出现更加强烈的反应。

    从历史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赶上先进国家，尤其是成为第二位次国家之后能否成为首位国家充满不确定性，挑战第一或双雄并起成功概率并不高。战后的苏联和日本都曾挑战美国的第一地位，但均没有成功。日本既是最新的案例，也是与我们最为接近的情形。日本经济总量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进入的“超二赶一”的最后冲刺期，之后的70年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致有些学者认为两次石油危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对日本崛起强制收取的“买路费”。当然这些结论无从考证，很难证实或证伪，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的挑战及其严重后果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1980年代初期成为高收入国家，198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80年代后期经济总量接近美国，“日本可以说不”一时十分流行。随后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不断加剧，最终在美国建议下日圆急剧升值，加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当，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由此终止了日本的长期经济增长，陷入了所谓的“失去十年或二十年”。日本1956-1973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1%，1974-1990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4.2%，1991-2009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0.9%，呈现明显的台阶式下降趋势。如果从新进入者与在位者的博奕角度来看，这种困境可以称为“赶超陷阱”，只不过这是一种高水平的陷阱，在日本表现为高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

    现在，与日本当年类似的情形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能否跨越“赶超陷阱”，避免日本式的长期萧条甚至停滞，有可能成为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挑战。不仅如此，由于总量“超二赶一”和人均“中下转中上”的不期而遇，使得在日本表现为高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在我国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陷阱，致使我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环境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我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之后超过美国，不考虑汇率升值因素，我国202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才能达到5000美圆（2000年美圆），考虑到汇率升值因素的情况下，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也许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接近。虽然如此，我国人均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日本当年与美国的“总量比较”是一个青年人与中年人之间的“比试”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与美国之间的“总量比较”则属于青少年与中年人之间的“比试”。我们在人均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被领导性国家视为“竞争者”，而处于过早地被关注、被防范甚至被堵截、被遏制的被动境地。我们不仅要克服其他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所遇到的一般困难和挑战，还将不得不遭遇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特殊困难和挑战，即来自已经和即将被我们赶超的国家的各种摩擦和阻力——包括已经和即将被我国超越的国家“保持领先或领导地位”的努力无疑将给我们带来更加严峻的直接摩擦及其刻意扶持和培育的竞争对手给我们的竞争压力。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越“赶超陷阱”能否成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功。如果能够顺利实现“超二赶一”，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如果由于前堵后追等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超二赶一”整体进程被延迟，则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必将加大。因此，防止陷入“超二赶一”和“中等收入”两大陷阱，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避免日本式“赶超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附加条件

    已有的研究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大致包括社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障碍、过度依赖外需市场，以及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等。有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有些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则强调内需不足、外需依赖的影响。我们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源泉，不同的发展阶段推进过程实际上是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转换过程，如果在原有的旧的动力源泉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源泉，则必然陷入某种形式的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陷阱之一，就其实质而论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动力源泉接替和动力机制转换陷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初的资源禀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吸引的外资等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主要依靠政府公共投资支撑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收入的推进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投资驱动作用。外资一般与本国的资源禀赋等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在一些成功实现跨越的国家外资主要通过与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实现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所能够依赖的因素越来越少，经济发展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一方面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构建新的增长源泉和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再次转换。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国内市场发育，实现从出口导向、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内生增长的转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向高收入阶段推进。如果不能在产业结构升级或国内市场扩张等方面有所突破，在原有的劳动力等资源禀赋优势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发展动力将趋于减弱而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实现从中等收入或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战后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仅有的两个规模较大的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基本上沿着资本深化与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途径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正因为如此，资本深化与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被东亚学者所强调。

    就我国现实而言，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决定的长期发展动力机制来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主要依靠“体制红利”和“人口红利”来推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体制红利——即改革所释放的被传统体制压抑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90年代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则越来越多地依靠“人口红利”——将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与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结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被认为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加入第三次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特征。危机以来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风潮，表明人口红利空间必将越来越小，长远发展需要也只能越来越依靠“创新红利”，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发展动力转换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推动资本深化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势在必行。这既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重要教训。

    从生产要素报酬决定机制及其决定的需求结构和短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趋于下降，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净出口贡献率虽然危机前几年明显上升但长期来看持续波动。在世界经济调整、外需规模有所萎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经济恢复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将不得不也只能主要依靠内需。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政策基本完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高峰，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基本完成了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将完成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框架，预计“十二五”时期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潮可能基本完成，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在外需和投资需求动力逐渐减弱的背景下，构建以消费为主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再次转换十分重要。短期内扩大内需需要在优化投资结构、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不断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则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努力方向。实际上，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必要条件，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如果我国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和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存在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区别。一方面，虽然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出口导向模式而与美国发生了持续的激烈摩擦，韩国在90年代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总体来看，日本和韩国两个仅有的成功跨越的较大经济体的跨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怀抱里实现的，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至少是相对友好和宽松的环境里实现的。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等复杂原因，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信任鸿沟，可以预期中国的跨越过程不会过于顺利。另一方面，日本是在实现了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跨越，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才进入总量“赶超”美国阶段的，而我国可能需要先在总量上赶上美国的同时或稍微偏后才能成为人均高收入国家。目前的情况是我国在人均水平4000美圆的较低收入阶段即进入了总量“超二赶一”阶段，致使中国过早被美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挑战者，美国保持世界第一地位的努力，不仅将对中国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制造障碍和摩擦，长期来看可能将致力于将中国锁定在“二流”国家行列。因此，对中国而言避免日本式“赶超陷阱”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额外”任务，是在体制改革、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常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手段之外的“附加”手段。如果说对日本和韩国等在美国怀抱里的国家来说，通过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单一途径即可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在加快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形成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机制则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抉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三、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从历史高度统筹跨越“赶超陷阱”战略

    预计新近被我们赶超的国家的情绪化反应有可能在“十二五”时期达到顶峰，下一个被赶超者的情绪化阶段有可能提前到“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可以想象，“十二五”时期，虽然我们发展的前景越来越乐观，但发展的道路有可能越来越曲折。因此，“十二五”时期不仅是我国体制转型最为关键的攻坚期，同时也是我国“赶超”发展的最为敏感的冲刺期。“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不仅关乎2011-2015年五年期间的阶段性发展，也决定了今后10-20年的长远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国中上等收入阶段以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的整个赶超阶段的战略发展。“十二五”规划无论是作为后危机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是作为我国中等收入关键阶段和总量“超二赶一”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均具有其他五年规划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十二五”规划将不仅是一个发展规划，也将是一个赶超和跨越规划，更应是一个改革和转型规划。要以“十二五”规划制定为契机，研究统筹跨越“赶超陷阱”的战略选择。

    在价值观与方法论层面，要从长远战略高度将赶超与总量位次问题定格在经济层面，弱化“赶超陷阱”形成的外部环境。风物长宜放眼量。经济总量位次变化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有可能催生赶超者的自满和自大意识，强化被赶超者的忧患和防范意识，被赶超者有可能“上纲上线”，将其放大为超经济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从人民币汇率到环中国海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有关国家也许已经将此问题扩大化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兵伐谋。我们要创造性地运用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尽最大可能去除被附加在总量问题的其他衍生意义，将其还原、回归为经济问题。首先自己要客观认识总量变化和人均水平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不要过度渲染，不能过分高估我国的总量水平，要清醒地认识我们在人均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其次要重视国际公关和国家形象完善。我们不必刻意迎合西方世界，但需要以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宣传自己，要以和平远行的“郑和”来突出我国主体民族性与和文化特征，推动和谐世界理念深入人心。再次要以合作而不是竞争、和解而不是清算的态度对待美国和西方世界。美国少壮得志、年轻气盛，缺乏历史积淀的文化底蕴和经由挫折迩来的历史眼光，从英国继承而来的多是侵略与霸权，而不是和平与共赢理念。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和道德的高度、从全球化合作共赢的角度对其适当引导，而不是激发并强化其负面作为。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来看，近代历史始终我们心中绕不开的结。在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一方面西方会因为我们的快速发展而感觉其优越感和自尊心受到一定震撼和冲击，另一方面会因为历史问题尚未道歉与伏法而“做贼心虚”处于矛盾之中。虽然我们从法律和道义上有理由清算历史，但在加害者已经成为历史的情况下，跨代清算有可能产生新的猜忌甚至仇恨，不仅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反而正中希望阻碍中国发展的国家之下怀。因此，至少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我们以豁达和释然的姿态，以和解而不是清算的态度对待近代历史和西方世界，将其历史原罪感促生为歉意、真诚与合作，而不是防范和新的矛盾与冲突。

    在体制与战略层面，要逐步改变“赶超”模式对体制和政策的长期扭曲，着力构建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体制保障。以非均衡、非协调、非常规为基本特征的赶超模式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不得已的选择，对于打破低水平陷阱，实现迅速经济起飞十分重要和必要。但非均衡、非协调、非常规战略以一定程度的体制扭曲和政策倾斜为前提条件，长此以往必然对长期持续发展本身构成一定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赶超模式实际上是短期急速发展与长期持续发展的选择问题。在我们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跨上中上等收入的情况下，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继续赶超，但主要是对自己的再次超越，以不断提高人均发展水平。同时也需要对以前明显扭曲的体制和政策进行适当的纠正，以增加体制的健全性和政策的全面性，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完善资源配置模式。要合理确定政府职能，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减少在市场可以有效运转的领域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建设“市场促进型”政府。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健全经济增长源泉，完善长期发展动力机制，有利于经济发展动力动态优化和持续转换的体制环境。

    在现实操作层面，“十二五”时期要切实推动自主创新和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动态优化，为顺利跨越中上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一方面要以劳动力供求与比较优势变化为契机，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改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另一方面顺应世界经济调整趋势，以收入分配调整推动需求结构优化调整，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要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提高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消费必须在稳定现有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消费热点回升，并不断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形成内需导向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