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4年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从这些经济运行的数据走势看，2004年全年的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基本上没有大的悬念，走势和格局也已经相对清晰。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在前三季度运行状况的基础上，探讨第四季度应当采取哪些相应的政策举措，从而为2005年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大的空间。

　　总体上呈现明显回落趋势

　　无论是从GDP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工业生产的增长，基本上已经呈现比较明显的回落趋势。分季度看，其基本趋势的确立，起始于2004年第二季度。从GDP的增长看，二季度的GDP增长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三季度比一季度回落了0.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增长9.5%，比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这种平稳回落的趋势显现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也会持续到第四季度和2005年，在判断下一阶段的市场走势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性判断。

　　信贷控制在第四季度可能适度放松

　　信贷紧缩对于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因此，第四季度的信贷投放基调对于2005年的增长格局有一定的影响。对照2004年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投放情况，前三季度贷款增加1.79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比2003年同期少增6697亿元；与此形成对照时，2003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47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与2004年新增贷款2.6万亿元的目标相比，前三季度的信贷控制有过紧之嫌，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模式倾向于年初多贷、年末少贷，第四季度的信贷收缩可能会更为强烈，因此，有必要在第四季度适度放松信贷的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增大信贷的投放，避免2005年的经济增长因为2004年下半年过于严厉的信贷紧缩出现明显的下滑。

　　实际上，从宏观调控角度看，信贷投放不应过分拘泥于预定的计划目标，现实的经济增长趋势和物价、就业等才是宏观政策的关键目标，因此不应以信贷计划目标过于严厉地约束信贷的实际投放。特别是考虑到贷款的收缩主要是短期贷款，这对于企业运行的冲击就更为显著。实际上，在2004年前三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中，短期贷款增加6373亿元，同比少增219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9820亿元，同比少增906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432亿元，同比少增3068亿元，短期贷款的增加显著减缓。

　　回到市场化改革和参数调控轨道上

　　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从2004年4月份开始的宏观调控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有其必然性，同时也具有见效快的优点，但是，采用行政性的手段也有明显的缺陷，例如导致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并没有根除，建立在管制和审批基础上的宏观紧缩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方政府的游说下效力会逐步下降，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不同部门在总结宏观调控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往往会强调“宏观调控的成果还是阶段性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基础还不稳固，实际上，在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发布的报告中，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如何使得宏观调控的基础稳固起来呢？显然还是需要回到体制改革，回到市场化的参数调节上来。要针对导致经济过热的体制缺陷进行针对性的改革，例如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

　　市场化的参数调节，有代表性的就是利率和汇率。偏离均衡水平的利率，特别是负利率，必然在投资管制放松之后导致投资的反弹，也必然会导致资金的体外循环。而汇率的调整则涉及到对外部门和对内部门、经济外向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与相对比较低的地区的利益调整与平衡问题。实际上，当前的石油价格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汇率问题，是当前的汇率机制使得石油价格更高。200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外部门的过热，是外贸和外资的过热，前三季度的外贸和外资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证明，此时如果采取对内部门的严厉的紧缩措施，不仅促使资源向外向部门转移，同时也促使内向部门更多吸引外资，外资和外贸的大量进入必然在国内的投资大幅下滑之后，还使得煤电油运供需关系保持紧张，也继续使得上游产品价格涨幅偏高。

　　因此，无论是汇率和利率的调整，其目的都不应是为稳定而稳定，而应当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促进对内部门与对外部门、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发展的相对均衡。在利率和汇率的调整过程中，利率和汇率水平的重估与利率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必然需要相伴而行。

　　政策争论显示统计缺陷

　　2004年以来，产生了许多政策争论，例如利率是否需要调整、如何看待物价走势、如何看待粮价走势等。在这些争论的背后，越来越清晰地显出处当前统计信息采集与发布上的缺陷。这已经成为制约宏观分析与决策的重要障碍之一。

　　例如，在讨论利率调整时，基于负利率的现实，许多学者呼吁上调利率；但是，一些学者也强调，货币政策决策参照的应当是核心物价指数，不应当是目前的CPI或者其他物价指数，但是，目前中国的统计部门并不公布核心物价指数，这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无从深入。

　　在分析物价走势时，除国家统计局统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外，中国人民银行还从生产价格的角度对一些内部所掌握的五千家企业进行统计，二者之间往往出现相当大的差异，究竟二者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哪些？市场应当如何把握这种差异？目前这些方面的信息披露十分不充分。

　　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宏观数据尚付阙如。例如，就业状况本来是宏观决策的最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权威的统计数据；粮价走势是2003年以来影响物价走势的关键性因素，但究竟中国的粮食库存多大、每年消耗的粮食是多少、最低的粮食安全线是多少？这些基本的数据也难以找到。

　　这样看来，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已经使得统计体系的缺陷日益显著，需要及早根据经济决策的需要进行改进。（时间：2004-9-3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