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形势]寻找新动能
2019/3/15 1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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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货币、信用与房地产
2018/11/20 11:16:00
 

    ——一个基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假说
  【摘要】货币数量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经济的效率,货币的数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在以实物商品为货币基础的时代,货币不足制约了社会分工水平。商品货币通过“储蓄创造货币”到“顺差创造货币”,就是为了解除货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信用货币解除了货币的短缺问题,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货币现象。中国通过土地金融所创造的资本市场,成功转向信用货币机制,社会分工水平迅速提高。正因房地产是中国货币信用的主要来源,房地产政策必然会对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关键词】分工 货币 信用 增长
  尽管货币对经济的重要性早已被从费雪、凯恩斯、哈耶克到弗里德曼众多经典经济学家所注意,但现代增长模型却很少将货币纳入理论的核心。他们大多专注于具体“植物”--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忽略了变迁的“气候”--增长的货币环境。特别是那些基于均衡的新古典模型--从拉姆齐、索洛到卢卡斯--货币几乎完全从增长问题中消失了。不同于传统的增长理论,本文力图说明货币不仅对财富增长和制度变迁有显著影响,其实货币本身就是增长问题的核心。而在今天的中国,货币的生成的核心制度就是土地金融。房地产问题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问题。
  01.分工模式与货币供给
  米塞斯在《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一书中指出:“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合作,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为尽可能地改善个人物质状况的努力得以成功的终极的和唯一的源泉”(米塞斯,2007,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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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效用型增长:边缘地区城市化模式
2018/9/29 15:10:00
 

    引言:空间增长的分化
    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1966)(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在《极化发展理论》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 and Periphery)。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核心—边缘结构迅速形成。原本互不关联、独立发展的城市地区变得日益紧密,凡是靠近核心地区的城市迅速增长,反之,城市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城市间人口移动迅速取代城乡间人口的移动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分化日趋明显。核心城市进入自主增长的同时,边缘地区的传统增长之路已被阻塞。少数核心城市继续增长的同时,大量边缘城市增长减缓、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城市规划迫切需要为此类城市寻找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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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阶段与转型:走向质量型增长
2018/9/29 14:05:00
 

        长久以来,城市规划一直因无法寻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经济分析工具而备受困扰。尽管市场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规划为增长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但规划开出的处方却常令委托人失望。规划面对回答增长转型问题普遍存在的无力感,暴露出学科理论框架的缺失。除非规划能构造出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否则,面对城市增长问题就依然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次,更谈不上为市场提供专业水平的解决方案。
  刚刚结束的十九大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于“高速度增长”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有比较一致的定义和标准,那就是GDP的规模和速度。但关于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共识。大量经济决策依然是“看到左转信号仍然向右转”,“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依然是经济决策者惟一能看得到的“仪表盘”,“固投”仍然是地方政府操控经济最主要的“油门”。我们已经知道要离开的地方,但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对经济而言,如果你只有“体重计”时,是不可能量出经济的“体温”的。除非我们将“高质量发展”的刻度显示出来并找到新的操纵杆,不然,由“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一句空话。而要度量经济“发展质量”,首先必须知道经济的“质量”是什么。不能区分“高速度”和“高质量”两种不同增长模式,就不可能定义两种模式之间的转换。
  理论的一般性,取决于初始概念的一般性。增长问题可以从定义最原始的商业模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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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范式转变:从均衡到竞争
2018/9/28 9:41:00
 

  从新古典理论诞生伊始,竞争就从理论上被假设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所谓的“均衡”。从那时起,对完全竞争的批评就没有停止过。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五章“竞争的含义”中写道:“根据广为接受的观点,完全竞争须具备下列先决条件:(1)同种商品由大量较小的销售者供应或购买者需要,其中无人能以其行为对价格施加可感受到的影响。(2)能自由进入市场,并且没有其他限制价格和资源流动的阻碍。(3)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完全了解相关因素。”然后,哈耶克指出:“倘若我们探询一下,要是那些条件全部得到满足,通常称为‘竞争’的活动还有哪些仍可能存在,那么,作为竞争均衡理论的起点的这些假设的奇特能通过质,就会暴露无遗。在此,也许值得回忆一下约翰逊博士给竞争所下的定义,他说,竞争是‘力图获得别人也在力图获得的东西的行为。’这样,在被所谓的‘完全竞争’控制的市场上,还有多少在日常生活中适合于这种目的的手段可供销售者利用呢?我相信答案确实是‘没有’。根据‘完全’竞争的定义,为货物和服务做广告、对其削价和改进(‘使其拉开差距’)等等活动全部被排斥在外,所以,‘完全’竞争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一切竞争活动。”尽管从斯拉法、哈耶克到科斯,对新古典的批判汗牛充栋,一直未曾断绝,但新古典却仍然一统经济学天下,萨缪尔逊以后的本科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没有本质的变化。只有范式才能取代范式。按照库恩的观点:“一个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要宣布它无效,就必须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者取代它的地位才行”。
  对新古典范式提出的否证,不论多么雄辩,都不足以完成传统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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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房地产调控——基于货币史学的视角
2018/9/11 14:56:00
 

  从航海大发现带来的“白银时代”开始,中国的货币问题就和贸易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的兴衰,几乎完全与货币流入流出正相关。贸易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与其说是市场问题,还不如说是货币问题。直到今天,贸易与货币的共生关系仍然没有本质改变。这也使得中美贸易关系远比表面上看到更为复杂。
  一、顺差为什么重要?
  我们不妨假设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各省是不同的“国家”,人们会关心各省之间的顺差吗?答案肯定是,不会。这就像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描述的那样,只要每一组自愿交易都可以最大化双方利益,贸易的加总就是对所有人有利的。地区间的不平衡不会改变这一结果。
  那么为什么在国际贸易中,“顺差”突然变得重要了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货币。道理很简单,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唯一差异就在于交易是否发生在同一个货币区。顺差的含义,就是一个货币区在与另一个货币区贸易时,流入的是货币而不是实物。没有了货币区的差异,顺差、逆差也就没有了意义。货币流出好还是实物流出好?这还要从货币对经济的影响说起。
  所有经济都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有没有货币,社会分工的水平大不一样。米塞斯认为,货币就是市场的基础“市场的根本在于协调供需的各种要素,这一概念正是现代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且必须以其为基础,如果没有货币的使用,那么这一概念是不可设想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是,依赖货币分工(市场)的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资本形成能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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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大国棋局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和地方政府
2018/8/17 14:34:00
 

  8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中写道:“关税所发挥的作用远超任何人的预料。中国股市在过去4个月下跌了27%,他们在跟我们谈判。我们的股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特朗普的推文无意间暴露了在今次中美纠纷中美国的真实目标所在——中国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就像一个国家实力的倍增器,帮助一个又一个世界霸主实现迭代和扩张。在“第二次百年战争”(1689—1815)中,英国通过国债长期化、低利率化,创造出远比法国规模更大、成本更低的资本,一举战胜综合国力(无论财力还是人口)远胜自己的法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间,依靠高信用基础上的高贴现率,美国连续取代英国,战胜德国,压倒苏联,称霸全球;随后又制服日本、欧盟等一个个王座觊觎者。正是无敌的资本生成能力形成的低息货币环境,助力美国成为科技、文化以及军事的全球霸主。
  一、货币与资本市场
  如果说经济是一个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组成的森林,货币就是决定森林生态的气候。只要气候适宜,不管每一棵树木(企业)如何兴衰更替,你都会得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反之,就算每一棵树木都被认真呵护,也阻挡不了整座森林的退化。无形的利息就像经济“气候”,影响着每一个微观主体的生存发展环境。
  而决定利息的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货币供给的多少。相对于巨大的人口,古代中国的货币极其稀缺,利息长期高于欧洲、日本,成为中国跨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资本门槛的最大的羁绊。而率先越过了资本主义门槛的国家,无一不是首先解决了货币问题的国家。能够把长期利息压到最低的国家,一定是世界经济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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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以住房改革助力上海转向质量型增长
2018/7/13 17:03:00
 

  一、“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判断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高速城市化阶段的结束。中国目前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虽然只有58.52%,但“空间”城市化已接近尾声--到2015年,中国建成区面积就已经足以容纳78%的人口。除少数一线城市外,绝大多数城市“空间增量”迅速减少。主要依靠固投拉动的资本型增长必须开始转型。
  一般来讲,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资本型增长,增长主要通过固定投资来实现。其特征是高速度。第二阶段为运营型发展,发展的质量主要体现为现金流的及其净收益增长。发达的资本市场决定了第一阶段能否启动,启动后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而现金流收入能否覆盖现金流支出,决定了第二阶段能否维持高水平的运营。(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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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如何分析“土地财政”
2018/3/13 16:30:00
 
  拙文《土地财政: 历史、逻辑与抉择》2014年发表后,如我所料引来大量批评,维持高热达数年之久。但在批评文章中,有学术价值的却寥寥无几。路乾不久前写的批评文章《“土地财政”是伟大的制度创新吗?——兼与赵燕菁商榷》(以下简称“路文”)就是这不多的几篇之一。对这篇文章的回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显著的经济成功,在主流经济学里却得不到有效的解释。正如凯恩斯所言“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对错误加以清除,在思考其他经济现象时,也依然会成为过时经济思想的奴隶。
  1.土地价值的来源
  路文在一开始,就质疑我提出的“城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城市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城市不动产的价值,说到底,就是其所处区位公共服务的投影。”来自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或生产成本价值论),即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价值的来源。”
  来源于“公共服务”和来源于“公共服务的投入”有本质的差别。古典经济学对农业土地的“级差地租”有过透彻的描述,但是用“肥力”、“区位”、“气候”等自然禀赋很难解释城市土地价值的来源。虽然劳动价值论将劳动力投入作为地租的主要构成,但这就像电话的价值源于通讯功能而不是来源于生产电话“投入的要素”一样,投入本身并不能保证产生价值。
  现代经济学则是用马歇尔的“外部性”(externality)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土地价值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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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土地财政与货币假说
2016/11/28 17:01:00
 
    货币问题并不是我的专长,但城市化,特别是土地财政问题钻进到足够深时,就会触碰到货币这个“基岩”。有的时候思考问题,就事论事怎么也分析不清楚,但往后退一步,从远处一看,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现在的经济问题分歧巨大,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分析工具上,而是出在视角上。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探讨、思考一下土地财政以及当前的经济问题。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新视角。
  记得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曾和一个学天文物理的同学聊起方励之提出的天体物理模型。他学告诉我,在天文物理里,类似的自洽的模型没有上百也有几十。每一个模型都能解释一部分天文现象,但也都只是假说,没法说谁对谁对错。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开普勒之前都只能算是“假说”。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货币模型,也只是假说。但就像“日心说”一样,一开始并不能比“地心说”解释更多的观测,但其重要性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传统理论还无法解释的现象。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部分。首先讲一下货币生成机制从实物的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变;第二部分,讲一下信用货币和中国经济有什么关系;最后,如果这个货币解释是对的,应当怎样应对当前的危机。
  一、增长的货币假说
  0.1.经济现象的“反常”
  最近几十年以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层出不穷的新经济现象。比如说货币量和通货膨胀。历史上,只要货币超发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从没有例外,通货膨胀必定是货币现象。但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货币越发越猛,通货膨胀反而没了,甚至有些国家还面临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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