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货币政策以及启动内需
2008-11-14 14:17:00
 

    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低到9.0%,比2007年降低了近3个百分点。同时,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浪潮席卷了全球,并正在演化为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各国的救市政策相协调,我国在实行了一段时间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后,也正在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样认识我国前一阶段和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本文就有关货币供应、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期引起讨论。

 

一、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货币学派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与印刷机相联系的现象”(弗里德曼语),即货币现象。只要货币供应的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就会发生通胀。因此治理通胀,除了紧缩货币供应外,别无他途。长期以来,这一理论对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发生着重大影响。

货币学派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实践经验也证明,货币学派理论并不完整。一个国家的价格水平确实受货币供应的影响,但同时还受到其他若干因素的影响。货币供应也是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价格水平的。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在19972006这十年期间,受到我国外汇收入迅速增加的影响,货币供应量(M1)年均增长率高达16.0%,比9.3%GDP增长率高出6.7个百分点。按照货币学派理论,是必然会导致通胀的。但事实上这期间并没有发生通胀,平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0.9%(见图1)。其中相当多的消费品价格是负增长(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8a;以下未注明来源的数据均来自同一出处)。对此现象,是无法用货币学派的理论来解释的。

1. 货币供应、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8a)。

 

有一种说法认为,虽然这十年没有发生通胀,但正是这期间货币超发行积累下来,才导致了20072008年的通胀。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数据检验。使用我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相关分析说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1M2)与通货膨胀率(CPIPPI)之间只存在当年效应和两年的滞后效应,更长的滞后期,两者关系不再显著,而且当滞后期延长至45年时,相关系数的符号转为负值(见表1)。

 

1. 货币供应增长率与通胀率的相关系数:1991-2007

滞后期

M1CPI

M2CPI

M1PPI

M2PPI

T

0.8475

0.5087

0.8438

0.6463

t-1

0.9071

0.8692

0.7597

0.8515

t-2

0.7118

0.8297

0.4932

0.6360

t-3

0.3970

0.5480

0.1713

0.4017

t-4

0.1348

0.3465

-0.2164

-0.0415

t-5

-0.2924

-0.1305

-0.7315

-0.6765

数据来源:据国家统计局(2008a)计算。

 

事实上,这期间的价格稳定,主要源于供给充裕、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企业生产能力增长迅速,甚至相当多的行业产能过剩。由此导致了企业间激烈的价格竞争,成为抑制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曾经明确表示,我国有11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它们是钢铁、电解铝、汽车、铁合金、焦炭、电石、铜冶炼、水泥、电力、煤炭和纺织。

除此之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也为抑制价格上涨提供了空间。

CPI显著上升的情况仅仅是2007下半年以来发生的。而这个时期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主要是M1)也进一步提高了。这是否能够说明CPI上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变动的结果呢?事实并不支持这一判断。这将在下一节中说明。

当然,说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排他性因果关系,并不等于赞成货币超发行。在1997-2006这十年期间,虽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是存在的。这期间房市和股市出现的泡沫,与此有相当直接的关系。保持货币供应量合理稳定增长仍然是宏观管理的重要任务。

 

二、对近期反通胀政策的反思

20072008年发生的通胀,结构性非常明显。以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为权重计算,2007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占通胀率(CPI)的88%200819月份占85%。其他消费价格上涨对通胀率的影响只占12%15%,主要表现在居住价格上升,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直接相关(据国家统计局2008a2008b数据计算)。其他如衣着、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这几大类消费价格继续保持负增长。这说明这次通胀的基本原因并不是流动性过剩或“总需求过大”,而主要是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严格说来,供给因素导致的价格上涨不应当称为通货膨胀。但由于不同原因导致的价格上升有时难以明确区分,所以将价格水平上升约定俗成地统称为通货膨胀也可以接受;只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格水平上涨都是货币因素导致的结果。

2007年与2006年相比,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12.2%9.5%,而同期肉类减产3.1%(其中猪肉因蓝耳病等因素的影响减产7.8%);豆类减产14.2%;谷物仅增产1.2%。因此同期毛猪生产价格上涨了45.9%,大豆价格上涨24.2%,谷物价格上涨9.0%。显然,食品价格上涨是在需求正常增长的情况下,因短期内部分食品供给短缺造成的,与货币供应关系不大。正由于这些产品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很小,因此小幅度的供给变动就导致了大幅度的价格变动。其中谷物还受到了美国生物燃料需求拉升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其他影响因素主要是国际市场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它们在较小的程度上推高了CPI

这些因素,都不是单纯靠收紧中国国内的货币供应能够解决的。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对供给因素导致的通胀作用是有限的。

近几个月来,CPI逐月下降。这与其说主要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了效果,不如说主要是食品价格回落的结果。以月度同比价格计,9月份食品价格指数比1月份回落了8个多百分点,从18.1%回落到9.7%,这解释了绝大部分的CPI同比指数回落。而食品价格之所以回落,主要是前一时期食品价格高涨带来了供给的扩大,同时国家出台的对农民养猪、种粮的鼓励政策也发生了作用。其中生猪出栏增长了5.8%,使猪肉价格指数从1月份的58.8%回落到9月份的2.6%(国家统计局,2008b2008c)。食品价格回落,已经解除了通胀的主要威胁。而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也在明显回落。其中原油价格已经从每桶140美元的高点回落到6070美元。这进一步保证了国内未来一个时期内通胀率不会继续上扬。

如果说,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对通胀的影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其增长过慢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则是相当确定的,它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20081-9月份虽然保持了9.9%的经济增长率,但第三季度只达到了9.0%。这显然已经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考虑到变动的滞后期,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第四季度和明年一、二季度增长率继续下滑的可能性很大。

上述这些情况,使我们有理由对前一个时期的反通胀政策进行反思,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首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需要有不同的对策。由于供给因素导致的部分产品价格上涨,一般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能够带来供给的增加并导致价格回落。而对于像农产品这样关系老百姓基本需要、需求刚性、而且生产周期长、影响供给的不确定因素多(气候、饲料价格、国际市场波动等)、市场调节不容易在短期奏效的产品,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鼓励来协助市场调节,并可以审时度势采取增加进口、对进口环节或消费者实行临时价格补贴等措施减缓短期内对消费者的冲击。对供给因素导致的价格上涨,紧缩货币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不应当作为主要的政策选择。

其次,由于过去较长时期货币供应增长过快,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收缩货币供应是合理的。不过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货币政策收得偏急偏紧。从2007年初到20089月,央行连续1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9%提高到17.5%。与此同时还实行了贷款规模的限制。200810月与上年同期相比,虽然货币供应量M2增幅下降不多(增幅15%),但M1仅增长了8.8%,比上年同期M1增长率下降了13.4个百分点,而且明显低于前三季度9.9%GDP增长率。

还应当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按名义值计算,而经济增长率则是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实际差距还大得多。如果两者都按名义值衡量,则前三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比GDP增长率低了9.9个百分点。再看贷款的增长,20089月末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5%,似乎不低,但扣除价格指数(按PPI计)后,实际仅增长5.7%,也远低于经济增长率。因此最近经济增长率的下落,与货币供应收得过紧恐怕有相当的关系。

近日,国务院已经决定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也已经数度降息。但存款准备金率仍然过高,有尽快下调的必要。

 

三、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泡沫破裂,但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美国过度消费、高额负债的经济模式和放大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这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宣告了这一美国模式的断裂,因此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扩展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衰退。

在储蓄和消费模式上,中国恰好和美国形成两极。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72%,而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35%,加上政府消费也只占49%。中国的高额储蓄和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支撑了大规模国内投资和经济高速增长,也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成为其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美国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品出口市场,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消费者也受惠于中国的廉价消费品,提高了其实际生活水平。因此中美这两种消费模式的差别形成了一个时期以来两国经济的互补。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形式和程度的互补,对于中国的国民利益而言并非最优选择,而且也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面临世界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高达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保证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使中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浪潮的冲击下仍然保持强有力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恰恰在于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和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拉动。2007年,中国净出口占到GDP8.9%。在美欧实体经济发生衰退,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产业难免受到打击,并将导致经济增长失速。而由于目前美国的消费模式不可持续,这种情况实际上正在发生,而且很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加重。

中国仍然有足够的实力应对正在到来的经济挑战。如果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以替代萎缩的外需,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国务院近日作出的扩大内需决定和十项具体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内需不足的突出表现是最终消费率过低。就更长时期而言,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恢复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平衡。

最终消费率和其中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特别在最近10年中双双下滑了10个百分点。这源于经济的某些内在机制缺陷,包括收入差距过大,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税收体系不完善等等;这造成了消费和储蓄结构的失衡。纠正这一失衡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需要持续地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减轻中低收入居民在看病、子女教育和住房方面的负担和压力,使他们敢于消费,把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这需要切实改善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并大幅度增加廉租房供应,

第二,推进资源税改革、土地转让制度的改革、垄断部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收入分配机制,纠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扭曲,使经济发展能够更多地惠及大众,从而也能够带动大众消费。

第三,推进与城市化相关的基本福利制度改革,为农民工稳定地在城市安家落户创造良好条件。

第四,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增加就业机会。

第五,调整农村贫困线标准,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农村扶贫和低保的针对性,提高扶贫效率。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简单概括为:减轻负担、理顺机制、促进进城、扩大就业、转移支付。

以上这些措施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只有经过较长时期才可能对促进最终消费、扭转结构失衡产生效果。在短期内,在经济景气受到影响,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居民通常会选择降低消费,进一步提高储蓄。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而且这方面的政策完全可以同促进最终消费的努力结合起来。例如大力扩展廉租房建设将不但能够在较短时期内通过投资拉动内需,而且将在更长远的未来有效解除低收入居民买房的困难和储蓄的压力,有利于启动消费,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安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此外改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也都具有这双重效果。

在扩大公共支出、启动内需的同时,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因素是如何保证公共资金的合理、有效利用,如何避免腐败、漏失和挥霍浪费,避免国民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扭曲。如果忽视这一危险,很可能会在克服短期经济困难的同时,造成更严重的长期问题。因此必须同时推进包括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提高资金和项目管理的有效性,走向规范化和透明化,并且通过扩大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使公共支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得到保证。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8a:《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2008b:《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1-10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2008c:最新发布信息,国家统计局网页,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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