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改革的成果。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原来的低效率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开始改革以后，经济就进入了高速增长轨道，延续了近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从世界上的第14位迅速上升到第2位，人均GDP从不到200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按照2010年的国家贫困线标准，用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农村有7.7亿人是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7.5%，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3000万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是5.1%，属于中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7%，是低速增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并没有使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而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平均经济增长9.6%，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7.4%，都取得了高速增长的成绩。最为重要的，就是居民收入发生了大幅度的增长，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
在这期间，民营经济扮演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角色。改革这4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比改革以前的2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其中民营经济贡献了4.0个百分点，国有经济贡献0.4个百分点，民营经济的贡献绝对是主要的。今天的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事实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着过去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的认识是不是也需要与时俱进?是不是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第二点启示，我认为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化转轨。过去的改革也是一个思想逐步解放，认识逐步深化，目标逐渐明确的过程。比如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但是当时讲的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更没有明确实行市场化改革。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首次把市场调节写进了党的文件，但是当时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的商品经济指的就是市场经济，所以说这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前面还是加了“有计划”三个字。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更明确提出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才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去方方面面的改革，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市场化改革这个中心，一开始实行放权让利，吸引外资，开放市场，逐步放开价格，鼓励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后来又搞了改革财税体制，建立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了国有企业改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改革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是围绕着市场化这个中心。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中的市场调节比重已经超过了50%，主要是指产品市场，还没有包括要素市场。上世纪90年代市场调节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第三点启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我们有了市场，但不等于就实现了公平竞争。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这一点其实也是逐步认识到的。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提出来“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后来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又陆续提出来不光是要公平竞争，还特别提出要平等的使用生产要素，也就是意味着把公平竞争的概念从产品市场推向要素市场。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不是实现了公平竞争?大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是不是享受了公平的竞争条件，这些，我觉得仍然有一系列体制方面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第四点启示，就是改革需要协调推进。改革开放出初期，我国提出来两大目标，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有后，但是缺一不可。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庞大臃肿等问题。那么这里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是由政府配置资源还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那么市场绝对资源配置也就没有办法落实。
第五点，改革是思想解放、基层首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回顾过去的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或者叫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际上是农民的创造，是自下而上的对当时的所谓姓资姓社框框的突破。当时党内对此有很多的争论，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有人说搞包产到户就是违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搞资本主义。而另一位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说，包产到户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饭，是让老百姓吃饱饭重要，还是社会主义原则重要呢?在我看来是让老百姓吃饱饭更重要。这是当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争论，事后我们发现，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很多还是受了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意识的约束，是一种僵化的停滞的观念，其中有很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通过承认和接受农民的创造，在全国推广了包产到户，短短几年时间，农村就实现了让农民吃饱饭这个目标。1977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两亿八千万吨，到1984年迅速上升到四亿一千万吨，上升了1.3亿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能吃饱饭了，而且农民的收入大幅度的提高，人均增长160%。
第二个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当时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以后效率提高了，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出来，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农民在很多地方就搞了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那个时候社队企业允许搞，但是有非常多的限制，在领域、行业、经营内容方面都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农民办起了乡镇企业，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些限制，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于是乡镇企业在全国全面的发展。在市场导向下，乡镇企业在整个1980年代发展迅速，到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近1亿人，乡镇企业产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那个时候民营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实际上在经济加速增长中间起了主导的作用，带动了经济的加速增长。
第三个例子，改革开始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也是地方先行。1978年四川首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验，这个实验成功后，迅速被中央接受，推向全国，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另外，特区和沿海开放也是当时中央和地方之间反复互动、交流、磋商的结果，最后形成了四个特区。这也是学习国外经验的结果，使中国经济逐步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还有一个例子，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也是由地方首先实行的，企业改革允许国有企业超额完成任务的产品进入市场，才有了价格双轨制。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市场导向下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调节的部分，实际上是实践先行。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讨论会，有些中青年学者提出来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路，就是推行双轨制改革，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比较完整的形成了一套双轨制的思路，导致了逐步从计划价格体系转向市场价格体系。和其他的一些转轨国家相比，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价格转轨，而没有发生经济的大起大落，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这个应该说是全社会集思广益的结果。
另外，比如说像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股份制改革，也都是尊重基层首创，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和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加入WTO，这些实际上也都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的改革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首创，没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没有对过时的条条框框进行反思和清理，没有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没有把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恐怕今天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看来，这些今后仍然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第六点、未来改革着力点和中国经济展望
(一)政府改革
过去有一种说法，所谓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特色，就是由政府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政府是强政府，可以把全社会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所以比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更快。这个道理对吗?改革以前政府几乎集中了全部社会资源，但只换来了中等速度的发展，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是长期低增长的，二十几年生活没有明显改善。改革以后转向了市场经济，放手让民营经济发展，增长才进入了高速轨道。所以，把中国特色或者叫作中国模式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片面的概念。在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是市场的贡献，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做出的贡献，这是第一位的，政府也起了作用，如基础设施投资，修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铁网，这些对经济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当作中国的主要或唯一特点，否则中国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第一，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前我们面临的很严重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各级政府常常还是GDP导向，为了提高GDP增速用行政的力量扩大投资，替代市场，干预市场，干预资源配置，造成过度投资，带来了低效率，反而影响了经济健康增长。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清楚造成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推进改革，首先需要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反腐败的制度基础。反腐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体制弊病没有根本消除，权力过度集中，行政透明度低，缺乏民主监督，腐败仍然有制度基础。这是需要改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现在有一些小的进展，但还没有看到重大突破。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仍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在物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进展迅速，但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严重不足，比如公共医疗、教育、户籍制度、收入转移支付等制度建设，也包括建立一套法治体系。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改革长期滞后，即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近期需要做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理清楚，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在市场失效的那些领域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法治建设、推进科技进步等。
(二)宏观政策
货币政策长期宽松的状况必须改变。近期有好转，2017年M2增长率终于从过去的每年百分之十几降到8.2%，虽然仍高于GDP增长，但比以前显著放缓了，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这个改变如果能够持续下去，未来有望避免重大的金融风险。否则，中国经济增长还将继续面临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
(三)产品市场的改革
在这方面，虽然市场早就在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民营经济对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仍未充分实现公平竞争。一些产业部门垄断程度还高，竞争性企业负担还偏重，政府的审批、干预偏多。近期在减少政府审批这些方面有进步，但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如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业和小企业之间，还没有做到事实上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因此在产品市场上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要实现公平竞争。
(四)要素市场的改革
未来要素市场的改革要解决股市到底是资本市场还是赌场的问题。在房产市场上，要解决房子是用来住的还是炒的这个问题。目前土地市场是由各级政府垄断，独家征地、独家卖地，抬高了地价、房价，对收入分配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进，要解决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还是由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要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农民宅基地可以流转。但是这些方面还有种种限制，改革进展非常有限。在银行体制方面，现在还是大银行主导，行为还不完全市场化，进入门槛太高，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这妨碍了小微企业融资和发展。在投资领域，政府参与过多。整体来看，要素市场发育仍然不良，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影响了收入公平分配。
(五)国有企业改革
过去国有企业职能定位不清楚，比如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应该是扮演一个平等竞争者的角色，还是单独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国企在管理制度方面，政企分开没有完全解决，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党组织和企业之间应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党领导企业是在大政方针方面领导，党组织起的作用是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还是由党组织代替企业的董事会进行决策或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竞争性领域的关键问题就是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谁做得好谁就有理由做大做强，谁效率低就需要改革，再不行就淘汰。
在天然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要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是说国企垄断就不是垄断了，国企如果不能摆正企业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样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因此，不光需要政府监督，还需要社会监督。此外还要防止和减少行政性垄断。
在公益领域，像医疗、教育，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破题，要让公益性企业或者公益事业单位回归公益，但同时还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趋势。这些领域也需要引进竞争机制，让民营企业进入，两条腿走路。这可以推动公立机构提高效率。
(六)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这方面已形成了一个大体上全面覆盖的体系，但要注意城镇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没有城镇户口。这些新城镇居民，即“农民工”，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多数不能入籍，大部分没有纳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重大缺失。户籍改革有些进展，但需要加快。目前与新进城的人数抵消后没有减少多少非户籍人口。而且有些大城市还在驱赶农民工。
目前公共服务和再分配体系仍然还有很多缺失，对减小收入差距作用很有限。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待推进。这些方面如果不推进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七)财税体制改革
在税制改革方面，需要实现更公平的赋税。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税是累进的，从3%到45%，而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偶然收入税率都更低。我们一直要说实现所得税的综合计征，但这一点到现在没有做到。公共资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有待改善，特别是政府支出的重点需要从投资转向服务于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也要转到民生方面。
(八)改革的落实
现在有很多改革虽然已经写在文件里了，但没有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如果改革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创造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难以获得成功。依法改革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改革如果没有先行先试，依法改革能走得出去吗?法律不改，改革可能走不出去。可是如果先改法律，没有社会实践，没有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光靠顶层设计和少数法学家参与，这样的改革能够推进吗?
(九)未来的增长趋势
我们在考虑若干制度和政策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对未来增长进行了预测。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设定了三个场景。一是常规场景，基本按照过去几年的趋势进行外推，假定仍然只有局部的、部分的改革，货币政策只有小幅度的调整，但做不到去杠杆。二是危机场景。假定像前几年那样杠杆率还在继续大幅度地上升。第三场景假定加快几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其一是货币政策恢复中性，经过几年时间转向去杠杆，其二是通过改革和政策改变引导消费率和投资率调整，使消费率回升到66%左右，投资率逐步降到34%左右。其三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政府膨胀趋势受到约束。三种场景模型演算得到的结果差异非常大。
按照改革和调整的场景，我们到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达到两万美元，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按照常规情景，未来只能达到中速增长，2030年我们还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间的边缘地带，可能仍然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上限。
按照危机场景，未来平均增长至多保持在3%，到2030年仍然是一个相对偏低的中等收入国家，这期间和其后可以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都与未来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改革推不动，实际上还有可能向反市场的旧体制倒退，社会有可能两极分化，使得结构失衡常态化，增长逐渐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改革能够推进，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2030年以前中国可以顺利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充满活力的社会。总之，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推进。
（来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