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大嫂（37岁，在县城打工，月收入300元）

我们农村种田不来钱，主要是农本太高，现在粮食涨了一点价，但相关开销也涨了。我有一个上初三的女儿，全家的收入全贴上去还不够，只得到处借债和干苦工，此地苦工是一天13元，一般超过8小时，这样的工还要找关系托朋友，还有大量的安徽农民等着干呢。我公婆都有病，孩子爸多种了2倍的责任田。中央一号文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政府在想办法，镇里经常让我们种新品种，有时还派人来做技术辅导，可对销路就不管了。

2.辛大哥（做过多种农产品生意，现在老镇上开一个小面馆）

我曾经到过新疆贩运过棉花，赚点差价，结果全部利润被路上的关卡赚去了，加上遇到阴雨天，结果到了目的地还有一半霉烂，损失惨重，再也不敢做这种大生意了。我还将苏北的花生运到浙江去换甘蔗，结果还是地区经济封锁，关卡乱收费，使得一点利润没有。我现在想把我们的"春玉米"贩到城里去，就是找不到门路。这种"春玉米"我们这里收购价是0.15元一斤，而我知道城里的食堂煮熟了要3元钱一斤，这里这么大的差价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总而言之就是怕了。我还尝试过在家养鱼，你们城里面人吃的鱼，肉质很松，主要原因就是水塘里面的鸭吃了添加剂的饲料，排出的粪便让鱼吃了，使得鱼的质量下降，再加上下雨田里的农药被水稀释后流到塘里，严重影响鱼儿生长。这个环保问题，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管。

3.桑先生（28岁，农村小学教师）

因为我们是名牌小学，生源不愁，只是我感觉到我们培养的学生都不回到农村来作贡献，而且农民负担了一个学生的费用就为城里人作贡献了。另外我们有一个农民技校，招生和开班均不正常，一方面农民有技术辅导（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的需求，包括安徽农民都找上门来；另一方面，组织化程度很低，没有规模效益。实际上我认为，农村的希望应该在教育，不仅要教给农民文化知识，还要教给他生产技术，更要教会他营销技巧。我们农村青年，最需要实用技术和动手能力，我们有一个毕业生初中没念完，在乡村里面专门修农机和水灌站设备，他很爱钻研，现在应聘到西门子公司做客户维修服务，可惜啊，我们农村留不住人才。

4.龙老伯（63岁，镇供销社退休干部、老党员）

市里来人听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意见，你是第二个人，我在六十年代"社教"运动时，接待过市里的干部。我对当前镇村党员干部"傍大款"丧失尊严地屈从开发商很看不惯，有时他们牺牲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一些事情为了某种目的，尽可能地不让农民知底细，到头来还让农民签字画押，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尤其是在土地上的利益。我有三个儿女（有两个在城里发展），五个孙儿，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这五个孙儿能受到好的教育，花再多的钱我也愿意，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现在依我看，农民增收最大的障碍就是缺少带农民致富的领路人，这可以是村长，也可以是德高望重的农民经纪人，他们是我们的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