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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民众对18大的期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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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9 15:33:00 |
下个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不仅将选举产生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同时也为中国未来5年乃至10年的发展，确立方向。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和国际地位而言，党的十八大在中国政治史上，以至世界史上，都将是意义极不平凡的一次会议。
“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与改革会在哪些方面有突破？体制改革的进展任重道远，可以肯定的是，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是剑在弦上。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处理好支配国内众多经济资源的国有企业问题。现在，关注中国国企改革的不仅是国内市场，许多外国政府和研究机构也意识到，要推动中国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国企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注意到，在外界看来，中国国企支配大量资源的格局，正在中国国内造成多种问题：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国有企业消耗改革果实，经济动力濒临枯竭，政府公信力挽回乏力。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挤占自民营企业生存与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有独立研究显示，国有企业在中国电信业占据的份额达到96%，在电力行业中占92%，在汽车行业中占74%。如果中国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没有政府补贴，它们实际上都是亏损的。值得重视的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转型，除了与经济周期有关，还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畅、不彻底有关。目前，中国国内求变的压力正在不断积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国企改革力度不够、经济增长放缓、民营企业处境艰难以及领导层换届在即等多个因素，对政府来说，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如果不改革，中国经济奇迹可能会因此遭到扼杀，大好的改革机遇也会丧失和延误。而要维持中国经济的活力，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而深化国企改革则是当前的首当其冲的必然抉择。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占中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底层民众--农民，这10年的幸福感如何？对国家、体制怎么看？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这些都或被人们忽略了。在中国民间的话语权更多被城市人“占领”的背景下，倾听农民的真实声音，了解农民的真情关切，却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有媒体在中国河南省中部的一个行政村落，进行了一项中国农民“幸福感”的实证调查。该报认为调查结果，在真实性以及典型性方面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总结调查结果认为，在农村，中国共产党享有高度合法性，尤其是中老年农民认为毛泽东了不起；甚至有部分村民认为，是“共产党员腐败”，不是“共产党腐败”。这也与我多年到农村调研得到的印象相吻合。可以说，农村的稳定奠定了中国稳定的基石，这可谓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要归功于当前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诺强化农民的地权。而值得警惕和规避的是地方政府通过销售当地从农民手中廉价购买的土地为当地主要官员和房地产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
世事纷纭复杂，工作千头万绪，底层民众对党的18大新领导集体的期盼究竟有哪些，笔者做了一些调查，得到许多启示，现综述如下：
1.提高行政透明度
“提高行政透明度”就是要打造清明政治。胡锦涛总书记在10年任期中严格自律、清廉方正为全党树立了榜样，18大诞生的新班子也应该在这方面发扬光大，不为个人谋利益，不为家族谋利益，应成为每个新班子成员的从政圭臬，只有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才能理直气壮地整肃党内不良风气，才能延续中共的执政威信，正直提升政府逐渐底下的公信力。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生活在玻璃鱼缸中，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正派健康，全党就能够戮力同心，全国人民就能心悦诚服，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熟读并明白魏所言载舟覆舟的道理。例如，在领导人个人财产和家族财产方面，西方国家早已透明，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早已透明，我们中国要做到透明似乎也应该不难。
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农民的地权，以便让土地成为可供农民出售和开发的有价值的资产；让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拥有城市户籍；打击某些精英阶层借以致富的腐败行为。这些都需要向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
2.强调监督践行法治实现公平正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神话，但却始终没能解决人治高于法治的老问题。王立军案为什么引起这样的震动？在自称法治社会的中国，一个副部级干部在失宠之后只能靠叛逃至美国的领事馆才能保住性命，如果他的叛逃没能成功，那国人看到的又肯定是另一个故事。政治局委员的老婆居然敢下毒杀人以及事后掩盖罪行时动员行政力量的行为，这样的案例在中共历史上还十分罕见。很多年以前我听到一位银行的副行长就说过一个令我十分难忘的话，他说“一个单位的纪委书记，主要职责就是给一把手擦屁股。”这句话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反映了中国当前的一个体制弊端，即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实际是凌驾于法治之上的，他有时真的是有指鹿为马决定生死的权力。而这种现象不矫正，法治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些恶官还会涌现。消除上述弊端，就得如温家宝指出的“公开公平公正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这是法治和监督最高境界。
3.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党的17届6中全会讲创造文化繁荣，但却没有强调文化繁荣要以思想解放为前提，所以，中国今后10年能否出现与经济繁荣相衬的思想文化繁荣，仍待时间检验。按照一般规律，思想解放的要义就是放开天下言路，在中国当前国情条件下，只要有利于国家兴盛繁荣、政治社会稳定、民生福利水准提升的话就都可以说，而不管是否触犯某个利益集团的敏感神经。中国的民众需要一个较为宽容的舆论环境，放松舆论管制政策就是给民众安装出气阀，这有利于缓解民众的“腹诽”压力，从长期看对政权的巩固有好处，从中短期看，也可以减轻各级地方政府的维稳财政支出压力。这也是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告诉我们的浅显道理。当然，解放思想的更高目的是提升国家整体智慧水平，提高中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力，让中国在今后的经济金融输出过程中，也匹配能为全球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输出。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不用担心中国偷窃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偷窃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
解放思想的着力点，可以扩大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惠及全体人民，就得挑战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利用征地获益的地方官员，和以低福利投入为代价享受低税率的国有企业。这样一场赌博的赢家将是中低收入家庭，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被寄托了越来越大的期望。
4.搞活经济是重中之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的成功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中国靠人口红利、靠二元经济结构、靠低要素价格和靠投资出口的双引擎驱动创造了经济发展神话，以后的30年就可能失效或边际效力大幅下降。中国必须在今后的5或10年中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进行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和体制调整。2012年经济数据难看的背后是如何恰当运用投资需求抵补萎缩出口需求、如何在通胀威胁转变为通缩威胁时及时进行宏观政策调整以及如何正确引导地方政府扩张冲动等几个需要用大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更应注意的是中长期问题：一是如何切实贯彻国退民进方针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如何善用经济信号和市场机制促成结构调整；三是如何将节能、环保、民众福利及区域信用环境改善等作为地方官员考评和升迁的关键参考指标。我们既要反对地方政府“生虚火发高烧”，但也没有必要人为地压低经济增速，低增速不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应探索在现有的要素禀赋和结构条件下，只要不出高通胀、不出部门严重短板、不影响环境生态，速度能高就高些，并让全国人民都能公平分享速度成果。战略和政策对头，中国在10年内就完全可能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
总之，在考虑国家发展大政方针时，应把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即把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在全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占有最优先的比例，而为谋求大多数人幸福的理念和发展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执政归属。届时，强国富民和中华掘起的梦想就落在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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