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7年2月21日）读了刘世锦的“假问题”一文，颇有同感。现在我们有许多人热衷于争论，直至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却浑然不觉问题的要害所在，更遑论深究一步，洞察问题“要害的要害”！

这未免令人有些悲哀。

记得本轮宏观调控之初，恰好赶上“铁本”事件发生，我家乡的省份亦有一类似钢厂上马。前车之鉴，何去何从？在一次有主管宏观调控部门首长有幸参加的座谈会上，我借机发表了一番谬论。记得我原话的大意是：项目过多与否，投资过热与否，问题的要害在于竞争力。竞争力之一，是钢厂选址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国际大港，就近国内钢铁消费量最大的长三角市场，大吞大吐、大进大出，首先就占尽了运输成本的优势；竞争力之二，是钢厂的生产大纲，选取的是替代进口的宽厚板之类，而非一般的线材或产能过剩的板材和管材，只要性能价格上有得与国外厂家一比，销路自不成问题；竞争力之三，是钢厂整个是民间资本投入、民营经济当家，为此不用国家操心，亦要少用人、用人才，“为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这一点尤为关键：好资源、好市场，不如一个好体制。没有好体制，再好的资源和市场也会“坐吃山空”；但如果有了一个好体制，情况就会完全相反。

于是，我最后说：“没有大钢厂非得国有干的道理，全国那么多小钢厂都是民营干的，就不能试着开放一个大钢厂项目让民营干干?!”

首长倒是开放平和，未见粗暴打断话头，更未见明确加以封杀。他的态度是，你说我听、笑而不答。以后此项目虽然几经周折、好事多磨，但在成文之前，毕竟还是过关斩将、终成正果了。感叹之余，还是回到发展模式转型的正题上，问题的要害不在轻重之分、大小之分、内外之分、前后之分、公私之分，要害在于是否“集约”上。

政府的经济管理，不可能不落在增量的投资上。中央政府固然可以放权，但底下毕竟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是政府大约就不可能不管项目，而管项目管的是什么？管的应当是集约！管的应当是能否以投入最少，而达致产出更多（充分计量资源环境的代价）。

但也有人发话了，如此管理“集约”不免虚妄；市场经济条件下，集约与否无非外化为竞争力的强弱。“是骡是马，牵出来遛遛”就知道了。吾以为所言极是。为此，要害的要害，其实是政府大可不必直接去充当集约与否的评价者，而是老老实实地去制定遛马遛骡的规则和制度，去勘测遛马遛骡的起点和路线，去维护遛马遛骡的秩序和公平。

读到这里，我们就要推出刘先生最经典的结论了：“在不同类型行业中，都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增长模式。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我们通常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这就对了！离开了体制机制问题，不但“集约”这一发展模式型转的要害抓不住，“公共管理”这一政府职能转型的“要害的要害”也抓不住，我看就连“转型”本身，也会成为又一个最大不过的“假问题”呢！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7年第2期）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讨论中的“假问题”

刘世锦/文

在近年来关于增长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转型、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或争论。为了使讨论更深入、富有成效，我们需要“淡化”乃至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抓住能够反映事物实质的“真问题”。

一个典型的假问题:“是否需要发展重工业”

有人认为在中国现阶段“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有人则认为这个阶段大可不必经历。其实，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与发展何种产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套用一个著名的论证范式:重工业可以是“集约”、“高效”，轻工业和服务业也可以“粗放”、“低效”。当然，相反的论证也能成立: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集约”、“高效”，重工业也可以“粗放”、“低效”。

多年来，大家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但在过去的长时期内，中国产业增长是以轻型工业为主的。造纸业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它属于轻工业；金融业是大家公认的低效率，但它却属于服务业。我参观过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民营钢厂，当时产量接近千万吨，用人不到一万，而产量相近的国有大厂少则四五万人(还是“减人增效”以后)，多则上十万人，其间成本必然拉开差距。此外，这个民营钢厂在原料运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发电、余热利用等环节，形成合理布局和循环经济流程，在物流成本、能耗成本、环境保护等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所以说，在不同类型行业中，都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增长模式。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

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是对“资源约束”的看法

近一个时期，“资源约束”问题讲得很多，那么，人类经济活动何时未曾受到过“资源约束”？经济科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其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资源约束的强弱将表现为价格的高低。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一方面资源供给紧张，另一方面浪费严重的情况？是因为价格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当事人利益与资源节约缺少相关性。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加快，规模扩大，重工业比重增加，资源约束的压力确实加大了。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国内某种资源储存、生产量“少了”，还是我们使用资源的机制有问题，资源价格受到扭曲，价格所引导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如果我们确实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位了，仍然无法打破资源约束的瓶颈，那才是“山穷水尽”。就目前大家关注的供给约束压力大的几种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来说，增加供给的潜力，包括利用国际资源的潜力还不小，节约的潜力更大，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替代品的潜力则不可限量。因此，所谓“资源约束”只是表象，它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价格失效”，价格所带动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资源约束”上，而轻视乃至忽视其背后的真实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就不会仅仅是资源约束了。

还有一个，是对“产业链升级”的误解

“两头在外”，搞加工贸易，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搞OEM，外国人赚大头，中国赚小头——于是，有人呼吁不能再为老外“打工”了，要升级到产业链的高端。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积极发展研发、品牌、供应链、营销渠道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环节，无疑都是正确的，是我们所强调的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变；是不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和能够做这件事情；为他人“打工”，搞加工制造，是不是就一定比从事中高端环节“吃亏”？

进行劳动密集(和部分技术密集)的加工制造，劳动力价格低只是条件之一，还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和好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支持。这正是当年东亚“四小龙”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中国则不能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一些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不能替代中国位置的原因所在。在中低环节进行加工制造，当“世界工厂”，是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做不到”、发达国家“养不起”的一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也不丢人，不能说明“无能”，相反，表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独到的竞争优势。即使将来一部分环节向高端“升级”了，我们产业中的相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是要做“中低端”，做加工制造，而且在这个领域把事情做好的潜力还很大。道理很简单，没有中低端，高端何以存在？且不说能力如何，大家都去做高端，也就没有高端了。此外，处在高端与中低端，并非一定显示能力的强弱，更多的是不同类型能力和竞争力的分布。

我们产业中的一个部分，应该向高端升级，而且这种紧迫性和可能性较前大大增加了。实现这一升级，首先要把中低端的事情做好。向产业链高端延伸的过程，是企业和产业成长的“自然过程”。我们一方面要有紧迫感，使有可能升级的企业尽快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长”，使一些企业原有优势丢掉了，新的优势又没有形成，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