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9月4号）陈志武是穿上了洋装、为老外打工的中国人。毕竟是学贯中西、深谙国情，因此和提出“北京共识”的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先生比起来，似乎对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和前景的分析，来得更为切实一些。他坦言：对于“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人各有志，有人对‘北京共识’欢欣鼓舞，我无话可说。”
中国在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中，居然连续30年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长盛不衰，绝对是创造了匪夷所思的另类奇迹。有理由相信，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和诱惑力。一些国外的专门人士受此鼓舞，写出“北京共识”这样的轰动之文，大约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有识之士一定要心态平和、头脑清醒，首先要想明白，奇迹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
除了陈先生点到并被人们多次提及的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享有人口红利等因素以外，他还在比较分析中指明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
然而，这些也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通过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他告诉我们，是因为“中国和以上几国（在此以印度作比）在这轮全球化初期的国情和条件的不同，使它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民生近于凋敝、经济濒临崩溃，于是痛定思痛，绝地反击，才有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根本性改革。然而，由于印度早在1947年独立后就实行了民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平稳，反而并“不利于大刀阔斧式改革的出现”。至于和俄罗斯的比较，则是说明内生型和外生型的增长动力源自不同的国情，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天然巧合，以及中国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中国的发展奇迹就不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种基于客观的平和分析，我想还是能够令读者信服的。
我所特别激赏的倒不在此，而是他对于这种高增长能否可持续的清醒之论，“可以持续，但这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改革为国有经济服务的体制、取决于宪政法治的发展”，“中国的已有外贸主导型经济模式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持续性越来越差了。下一步必须靠内需带动了”。换句话说，模式转型，中国的发展就可持续，否则，奇迹到此为止，所谓的“北京共识”，真的就是“还太早，太着急了”。
然而，转型不会凭空发生，就像当年改革不会突然从天而降一样。转型要靠自觉，要靠对传统模式不合时宜和穷途末路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路径依赖改弦更张、别开生面有着紧迫的行动。由此，当《南风窗》的记者问及陈先生，“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最担忧的是什么”之时，他的这番话就无疑具有警世钟的意味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倾向。”因为“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虽然形势严峻，但在现有体制还可维持的情况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特别是今年以来，全民大众都加入到自我辩护、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旁人很难阻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时候即使你知道会有悲剧发生，但你无能为力”。
到此，我几乎要拍案叫绝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需要战胜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危机爆发往往不是在逆境，而是在开顺风船的时候。在一片赞扬声中的祖国，我们国人的心要热，但头脑可一定要清醒！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8年第7、8期合刊）
中国高增长能否持续
陈志武/文
“北京共识”，太早了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在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也把世界导入歧途。一次是对苏联早期模式的过分推崇，另一次是关于东亚模式。今天的“北京共识”在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大家还是自己判断或交给历史吧。
放在印、俄的比较视野内
《南风窗》：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径选择上。不理解最初的选择，谈共识似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当然，这只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因为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国也拥有这些条件，但却没有产生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中国和以上几国在这轮全球化初期的国情和条件的不同，使它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首先，中国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灾难，到了70年代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再不改变就可能会崩溃，这就迫使人们进行彻底的反思。邓小平提出的“猫论”，在其他“左”倾社会里都可能难以被接受，但在中国却成为当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改革开放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就确立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寻找客观最好的决策，而是为了避免集权者作出坏的决策贻害社会。其社会一直是左派占主流，反对市场化、反对全球化，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难选择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径。
《南风窗》：俄罗斯跟中国比又是怎样呢？毕竟在改革前体制上有类似之处。
陈志武：我们先要看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无非有两种来源：内生型的和外生型的。前者主要是靠内需的增加来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走的是这条路。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其发展由外部市场的需求带动，“亚洲四小龙”、中国走的是这条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发展初期本国不一定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而且见效很快。
可是，俄罗斯没法选择外生型的增长模式，也就不能选择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俄罗斯有2亿人口，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中国的20倍；1990年其人均GDP大约是9000美元，而中国在1990年有10亿人口，人均GDP1300美元。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成为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则不可能。于是，俄罗斯被迫要走内生型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它先从体制改革上开始，否则内需难以启动。这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在结束计划国有经济时的起点差别。
《南风窗》：“北京共识”没有谈论几年，中国制造就碰到了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的这种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吗？
陈志武：可以持续，但这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改革为国有经济服务的体制、取决于宪政法治的发展。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在美国，除了收入非常高的家庭追求品牌以外，一般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中国制造的。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出口可挖掘的潜力越来越小了，要大规模地扩大出口市场已经不现实了。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兴起，中国的已有外贸主导型经济模式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持续性越来越差了。下一步必须靠内需带动了。
另外，中国的国有制和政府管制体制也决定了把资源和收入都通过国有制集中在政府手里花，也带来众多的弊病。首先，中国并不是总要把所有资源和财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建设上；其次，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消耗太多能源、资源和环境。为降低能源消耗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持续增长，增加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才有持续增长的希望。而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多要求的是制度保障、法治环境和人的创造力，在这些方面虽然已经有许多发展，但还不够。
《南风窗》：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陈志武：“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倾向。人的本性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虽然形势严峻，但在现有体制还可维持的情况下，根本性的自省和革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特别是今年以来，全民大众都加入到自我辩护、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旁人很难阻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时候即使你知道会有悲剧发生，但你无能为力。一个整天对中国唱赞歌的人，对中国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说好听的话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对中国更有价值的反倒是谈“中国崩溃论”的那些人，我们完全可以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研究一下他们所说的崩溃的方向、原因，看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让中国避开可能的陷阱。
（文章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