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4月11日)一、研判大势

(一）世界经济转入严重低迷期

这种低迷，是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并且一直在不断地蔓延、深化，直到目前为止，“仍未见底”。这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多个不同场合作出的判断。

已经过去的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大喜大悲。“大喜”是因为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残奥会，神七航天飞行取得巨大成功，航天员舱外行走，这些都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此同时，去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多事之秋。从年初南方大面积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5.12”汶川大地震，八九万条鲜活生命的瞬间消失，真是举国同悲。

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走势，则是“大起大落”的一年。无论是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还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去年都经历了一场由高位增长转入急剧下滑的突变。记得2008年初时，我国宏观调控的方针还是“两防”：一是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快，转为全面的过热；二是防止物价的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到了3月18日，全国人代会闭幕，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2008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恐怕是最困难的一年”。那时中国经济指标还是“一片飘红”，总理说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绝对是远见卓识。不过，我在听完了那句话以后也在想，一个经济周期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结束的。如果真是发生了大的困难，从危机到复苏，起码要3年。因此，不妨对总理的这个论断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只加一个“第”字：“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恐怕是最困难的‘第’一年”。

其实，2008年虽说困难，但“初一加十五”，打个平均数，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去年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破了30万亿元，全年GDP增长率达到了9%。而我们浙江的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元，还继续保持了10.1%也即两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们看形势不能只看平均数，“平均数”掩盖了很多问题和矛盾，那就是我们的经济走势是一路下滑的。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百年不遇。IMF总裁卡恩说，无法排除“最坏的可能”，世界经济“尚有很多下行的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或接近于衰退，将出现二战以来首次的全年负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也在放缓，全球经济陷入严重的低迷。

去年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台，昭示了持续5年虚假繁荣的金融泡沫破裂。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最早从2007年四季度就开始暴露了。发生次贷危机大的背景，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互联网高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加之“9.11”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经济很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联储的“大掌柜”格林斯潘，秉承当时主导美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创新做大金融，来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结果似乎很成功。5年来，美国13次降低利率，从6.5%降至1%。在放松监管的情况下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向次级信用的人群发放房贷。由于大量的货币投入流通，形成了巨大的需求，房价节节攀升。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眼花缭乱，总量1.5万亿美元的次级房贷，居然衍生出来50多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商品。而现在全球的金融衍生商品的总量，已经高达500多万亿美元！由于中国并未参与大量购买所谓的“金边债券”（泡沫一旦破灭就立刻成了“垃圾债券”），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相对较轻。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金融还是非常稳健的。中国五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高，远远高于国际上通行的巴塞尔协议要求。信贷资产的质量也很好，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过程中，把所谓的“问题资产”都给剥离了。

全球经济的虚假繁荣，是靠大量印发美元、大量地制造资产泡沫形成的。如此我们必然要承担的一个后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去年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不但是一般的工业制成品涨价，粮食、能源等初级产品全面大涨，好比去年一桶原油就飞涨到了150美元。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而翻车，各国都对通货膨胀采取了措施。中国要“两防”，美国也是如此，它开始陆续地提高利率，从1%提高到5.8%。当初的次级信用的房贷户就还不起了，那时是零首付，但现如今房价下跌，利率提高，结果“断供”接二连三发生。房贷的资金链一断裂，基于房贷的各种证券的含金量也开始下跌，信用发生危机，人们急于将手中的票据、证券尽快贴现，包括挤兑。于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流动性泛滥变为了流动性枯竭，数万亿美元的资产人间蒸发。

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注资，包括美国现在推出的所谓“最无耻”的“救市”方案——在G20会议召开之前大量印钞，回购3500亿的美国国债。美国人将持有国债的“死钱”，变成了可交易美元的“活钱”，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债券持有人的流动性，却人为地增加了全球美元流通的数量，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总的来看，全球经济的前景还不乐观，大的走势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二）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加大

去年年中，中央敏锐地捕捉到了形势的剧变，在7月份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分析会，其实是加开了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后，宏观调控的方针从“两防”转为“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物价上涨。去年4月14日，我参加省社科联举办的一次经济运行策论会。我对形势的研判是四句话。第一句话，从一季度指标来看，经济运行的数据“不太理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第二句话，如果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其实是“很不理想”，这是我的意见；第三句话，如果这些指标只是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情况，也即去年一季度、浙江一个省的情况，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不是反映了一种趋势；第四句话，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一种大趋势，也就是现在开始露头的这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迎来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最后的艰难究竟如何，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有的则进入了负增长。

到了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宏观调控方针已然变成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此前在中央政治局开会之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央提出将“稳健的财政政策”，变成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三变，反映了形势急转直下。去年9月24日，我在广州参加了一场中财办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漫谈时，我发表的中心观点就是：危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准备宁可充分，不可不足。现在怕就怕还没有从宋祖英唱的《好日子》中醒过神来！。

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如果要说有什么危机，那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五六年来，美国经济非常繁荣，中国经济也是一路高歌。一直到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空前的13%。盛极而衰，2008年就开始下降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2009年必然是严重的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1月28日预测，全球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2%，但是到了2009年1月，就下调为0.5%，再到了3月份，更下调为-0.5%—1%。短短几个月，虽然数字一变再变，但基本指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一路下滑。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深度地介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一根绳子拴着的两只蚂蚱。美国通过花里胡哨的金融创新，人为地膨胀了货币资产，支撑了巨大的购买力。他们消费的都是些什么呢？基本上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总量而言，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就顶到“天花板”了。但为什么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停滞，反而还迎来了五六年的繁荣期呢？这就是要感谢经济全球化、感谢美国人虚假的财富效应带来的“好胃口”了。

(三）应对危机的政策效应显现还要有一个过程

国内经济进入四季度以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飞流直下”。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由年初的35.5%，到10月份转为负增长。中国经济能够“率先复苏”，但并非上半年就一定能实现全面而稳定的回升。去年国内经济剧烈下行的惯性，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外部的危机还在深化，内部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依然存在。

对于下一阶段经济的走势，有几种猜测。一种是“V”形，虽然下来了，但很快能上去；一种是“L”形，一旦下来了，就在低水平徘徊，陷入了人均GDP3000美元的所谓“拉美陷阱”（去年中国人均GDP正好到了3260美元）；还有一种，是我认为比较冷静、清醒的“U”字型，经济迅速下滑以后，不会很快地巩固地回升，但是在较好地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之后，会有一个平稳、持续、健康的上升。这几种预测，就好像抗日战争初期的“速胜论”、“亡国论”和“持久战论”之间的相争，最后，实践证明毛主席的研判是正确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说是“百年不遇”，可见困难非同小可，复苏难度之大，“速胜论”是要不得的。我国包括在G20会议上大家达成的共识和刺激措施是正确的，但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我说，对于困难，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对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宁可信其长，不可信其短。

(四）金融危机发展的逻辑分析

此次金融危机为何发生？从宏观角度、规律层面我们是这么看的：“上半年的物价飙升和下半年的经济‘跳水’，表面上看似乎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两重天’，但究其实，不过是源出一理，殊途同归，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元’惹的祸”。这次金融危机，发源地是华尔街，但是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其实是全球经济发展南北失衡和发展方式偏差共同造成的。“一只碗敲不响，两只碗响叮当。”中、美两国所代表的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其实都有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高消费、低储蓄。美国大量搞虚拟经济，中国大量搞实体经济。美国依靠虚拟经济泡沫化以后形成巨大的购买力，支撑了中国依靠巨大产能制造的工业品的销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制成品依靠全球化行销国际市场。我们最大的优势，一是劳动力便宜，近乎于“无限供给”；二是高储蓄率，就是少消费乃至不消费，把钱存起来。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企业的利润、银行的存款，最后都拿去搞投资。中国多年巨大的投资形成的产能，一旦和天量的廉价劳动力实现“高妙的结合”，成就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生产能力。所以我说，中国要有危机，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而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不是金融过剩的危机，而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但是，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又太小了，还好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大量的消费需求。中国人生产什么，他们就买走什么。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的金融失控，但实际上，是由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各自的发展方式共同造成的。在这一点上，彼此都很难脱掉干系。双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如果想明白这一点，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还有点反思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发展方式才要转变。因为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长期失衡，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得不到有效扭转，因而内需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提振，由此也逼得中国一定要依靠大量出口。在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竞争中，我们严重地“透支”了两个东西：一是“透支”了环境。在中国，生产环节制造的污染，可以轻而易举地外部化、社会化，由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来承担,比如COD、二氧化硫的排放。环境是有价的，而且是天价。二是“透支”劳动力。现在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农民工，我们把他们一生当中最好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截取出来，然后让他们在生产线上超负荷地运转，但是对他们的报酬、对他们的技能培训和素质提升，对他们的养老、医疗保障，对他们人口再生产的补偿，都是极不相称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长期高度依赖外需是靠不住的。国际市场风云突变，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多，还牺牲了环境和资源，尽给外国人打工。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要改变，中国一定要尽快完成由“制造中心”向“创造中心”的飞跃。

今年一季度，全国的形势，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总体好于预期。GDP增长6.1%，投资增长28.8%，消费增长15.0%，出口虽然是负增长19.7%，但降幅逐月在收窄。浙江的形势比全国来得更严峻一些，GDP只增长3.4%，投资增长10.7%，消费增长13.1%，出口下降略好于全国，为17.6%。3月份当月出口下降8.8%，虽比1-2月回升了13个百分点，但同比仍回落68.2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0.6%，但浙江省下降了2%，PPI也是全面下降，说明需求不足，信心还未全面恢复。对于今年的经济运行，我想上半年的指标都不会太好看，下半年将会转为正常增长。但是能否稳定达到预期目标，还需振奋精神，继续努力。对于2009年的形势，总体上说就是三句话：一是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二是经济发展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经济下行的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