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积极应对

(一）直面现实，坚定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10月的第七届亚欧首脑峰会上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对此，我在去年的全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有过一番解读。“要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峰回路转、止跌回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全球第4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第3位，制造业规模是第2位，政府外汇储备是第1位，我们跟10年前第一次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经济总量也是那时候的3倍多，所以，我们还是有点家底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怎么才能有信心呢？关键是政策得当。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如果政策对头，其实内需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比如把有条件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村人口尽快城市化。”

现在经济全球化、困难也全球化了，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总理说那句话，实际上就是看透了这一点。凡事贵在一个“悟”字。“所以在这个时候，谁最有信心，谁就会采取更主动更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谁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打断牙齿往肚里吞，给我挺住；谁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人心不散，阵脚不乱，工作不断，谁就有可能最先复苏，最早崛起，最好地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像我们衢江区这样，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学苏北、创新业”，比照欠发达地区的同类县区，有针对性地查找差距，急起直追。温总理的欧洲之行被外媒叫做“信心之旅”，衢江区的苏北之行，也可以说是“激情之旅”，回来后大家都充满了创业创新的激情，完全达到了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所要求的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的目的。“但要是这个时候信心‘塌方’了的话，就会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有信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信心来自哪里？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来看，我国及我省具备“再战”的实力。去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是改革开放之初的82倍；即便和上一轮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也是那时的3.75倍！浙江去年的经济总量上了2万亿元的台阶，人均GDP 已超过6000美元。为了应对危机，中央推出了“国十条”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省里也在落实一系列保稳促调、扶企扩需的政策措施。

(二）抓住机遇，化危为机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们将面临两大机遇。一是发展模式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成为消费大国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这是和国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发展模式完成了重大转型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扩大内需喊了多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因为我们有8亿农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长期失衡，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附带的社会政治上的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在，其经济上的后果就是内需不足。成为“消费大国”的实质意味着：高风险、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趋于衰微，扩大内需这一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走向落实，国民收入长期失衡的分配格局得以矫正，公共财政的转型实质性起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摆上日程，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开始动摇，社会公平正义和阶层团结和谐得以增进。

二是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秩序的机遇。全球化潮流深度裹挟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闭已不可能，超脱也做不到，既如此，又何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有人说，“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弃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在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在经济上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这话说得痛快，说得好！“贵族不是一代养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也只能是重建工作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但这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刀俎之肉，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了。抓住机遇，真正解决中国发展中长期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问题，坏事就可以变好事。

(三）应对之策

从总体思路而言，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也是“四个不”。

一是科学发展不动摇。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要扩投资、保增长，但千万不能简单思维，以为又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又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头了，既没有空间，也没有前途了。要利用危机创造的“倒逼机制”，下决心走上科学发展之路。应该自觉主动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而不能把这一真正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理论标签化、口号化和空心化。套用过去“两防”的说法，当下我们也要注意新的“两防”：一是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又是计划经济、政府万能，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之路；二是防止旧模式的复归，又是粗放增长、平面扩张，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之路。

二是转型升级不畏难。科学发展是一个理想境界，但它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地里长出来，只能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来。历史上好的东西要继承，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与时俱进。转型升级意味着弃旧图新，也意味着克难攻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也要解放思想，但它针对的主要是最近10来年我们已经轻车熟路的那些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

三是苦练内功不浮躁。现在全社会世风浮躁，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是要沉下心来，苦练内功，把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做到位。把这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单纯地视作输入型的“舶来品”是不够的，它实际上是三重因素“双碰头”的结果：一是虚拟经济危机爆发，影响到实体经济，虚实经济“双碰头”；二是国际经济走衰，中国经济下行，内外经济“双碰头”；三是短期经济遭遇危机、周期下行，但长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的深层次矛盾，长短经济“双碰头”。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我们的困难，非靠扎扎实实地练好内功不足以解决问题。

四是改革创新不停步。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来的？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能得了“健忘症”。3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改革到哪里，发展也就到那里。不下大气力形成有利于科学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没戏”。还是要靠改革开路，靠改革成事。

在上述总思路下，当前还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好政策还要靠强的执行力。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好政策，包括衢江区委区政府作出的正确决策，最后落实到位还要靠强大的执行力。好政策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现实，再好的政策也要靠人去执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在的干部一要担当负责，二要改革创新。既不能遇到困难绕道走，又要善于调动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落实的过程中，要谨防落入“法条主义”的泥沼。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和法律要求的一成不变是有落差的。但我们过去的立法又有一个先天的弱点，就是部门立法、部门利益法制化。然后加以层层细化，从法律法规，到条例细则，再到操作办法，一道道添枝加叶，最后的结果，却是把创业创新的手脚给束缚起来了。许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好事办不快，甚至是办不成。如果是真的违反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办不成也就办不成了，但往往是先“卡”后“拉”，然后就OK了！如果我们的发展环境都是这样的，那前景就够呛了。所以，我对成天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法条主义者”很不以为然。世上有千千万万的小道理，但九九归一，不能违反科学发展的大道理。基层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人间正道就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我们不要老是从束缚手脚的角度去做文章、设障碍，而是要从“好事办成、好事办好”的角度去动脑筋、想办法。浙江援建的青川县所在的广元市委书记罗强同志有句话讲得很好：“少讲办不成的理由，多想办得成的路子”。这就对了！

二是保增长要以“促转型”为指向。总量扩大，能否同时做到结构优化？不要脑子一根筋，一条道跑到黑，要多做一箭双雕、一石三鸟的好事情。今年省里预期全社会投资要增长11%，一季度达到了10.7%，应该说起步还是不错的，但主要是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单兵突进。投资能否可持续增长？一要看能否带动全社会投资，二要看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如果两者都是按兵不动，光靠政府自拉自唱、自娱自乐，恐怕也是好景不长。在保增长的过程中，要注意是保一时之增长，还是保长久之增长？是用笨劲保增长，还是使巧劲保增长？要问一句透底的话，就是如果按传统的方式保增长，今后到底还能否走得通，还有没有那个空间和条件？有，我们当然还可以照样“老方一帖”，但如果没有了，就得改弦更张，以期别开生面了。既然用笨劲行不通了，就要学会使巧劲，要力保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这才是叫科学发展。

三是重民生要在保稳定上下工夫。民生投入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重点，要及时推出和保增长相匹配的重民生之举。保稳定一靠法治，二靠德治，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着眼长远、着远宏观，统筹兼顾地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所有单个的解决民生的举措，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长远的目标指向，那就是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防止出现“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过多的单向措施频繁出手，又缺乏平衡，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本意是想促进社会和谐，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不和谐。而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没完没了地“面多加水、水多加面”。要反对“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注意防止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

三、投资重点

在当前应对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中央和省里提出的政策措施，重头戏就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媒体上热炒的“4万亿”，其内涵我们要搞清楚。第一，它是在以往历年的投资盘子之外“新增”的追加投资。第二，它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配套的组合投资。在这4万亿元中，中央政府新增的有1.18万亿元，剩下的一是省、市、县各级财政的配套投入，二是银行贷款，三是相关企业的投入，是4笔资金共同组成了“4万亿”。第三，它是2009年和2010年全国新增投资的合计数。而今年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计要超过1万亿，打头的是以“三个千亿”工程为主体的省重点建设。

为什么要抓投资，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前形势下政府刺激经济可能算是最有作为的领域。其他领域也很重要，但是国际经济下滑，出口回暖一时指望不上；内需由于受制于经济不景气，就业减少，收入下降，消费也一时难以有效扩大。拉动经济要靠“三驾马车”，现如今外需锐减，内需平平，剩下来只有靠投资了。二是投资一定会有相当数量转化为消费，其带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按照通常的规律，每100元投资，就能有40元左右转化为现实消费。扩大消费也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曲线救国”。

在扩大投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搭准脉搏，弄清有哪些主要的投向。新增中央投资计划的主要投向：一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商品房的房价已经不能再高了，但大幅度下降也是各级政府所担心的，最好是稳住，并略有下降。就政府而言，主要是安排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困难和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二是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中国城乡差别巨大，老外有一说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解决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农村人口城市化，首先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同时也要对农村加大必要的投入。三是重大基础设施。即所谓的“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浙江的铁路建设今年将迎来高潮，已经明确的“六线两枢纽”项目，总投资1335亿。四是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配套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五是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六是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最早提出的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我觉得有点困惑。中国现如今的问题，金融并没有危机，如果说有危机，那就是产能过剩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振兴”，望文生义的理解难免还是扩大总量，恐怕也很难体现科学发展的宗旨。后来改为“调整振兴规划”就比较确切了，指的是以调整结构、提升水平来增强我国的产业竞争力，由此达成振兴的目的。我们省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划，我向上级领导建议，是否就叫“转型升级规划”，这也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高度吻合。

真正反映一个经济体现代化水平的，是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指标：一是产业结构，看是“一二三”、“二三一”，还是“三二一”。如果农业是占大头，肯定是最不发达的状态。而如果服务经济成了“老大”，那离现代化也就不远了。二是人口社会结构，看城市化率有多高。我省现今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7.6%以上，但是金融危机一来，出口受到严重打压，大量农民工返乡，虚高的城市化率就降下来了。如果我们总是把应该在高速工业化阶段同步解决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任务一味地往后推，最后错过了黄金发展机遇期，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投向把握一要做到项目选择“三必须”：必须符合当前扩大投资的方向；必须符合投资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二要做到项目排序“三优先”：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强后劲，产业链长、能促进结构转型升级的项目；前期工作合规、完备的项目；已列入各类规划和计划的项目。三要做到项目建设“两不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违规的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实施把握要推行“四制”，即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要确保“三有”：保障要有力，重点抓好土地、资金、环境容量和人才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工作，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推进要有序，重点抓好项目谋划、前期审批、协调服务。实施要有效，重点做到保进度、保质量、保安全、保廉洁。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9年4月11日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