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5月4日)第一，讲话的立意虽然很好，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召开这个会议，讨论这个题目，并作出这个《决定》？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展开阐述。因为这个主题，涉及浙江下一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现在我们面临的发展态势，一句话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还有一句话是“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改革开放30年，浙江省GDP的年均增速是13.1％，全国是9％，浙江省高出4.1个百分点。去年浙江省是10.1％，全国还是9％，仍高出1.1个百分点。但今年一季度全国是6.1％，浙江省是3.4％，低了2.7个百分点。这组数据，不是在乎浙江省的GDP一定要高于全国多少，还要排上一个什么名次。而是说浙江发展到了今天，在进入了人均GDP6000美元的水平时，经济的增幅肯定是会下来的，排位也是会靠后的，这是规律使然。关键是下来和靠后以后，我们在这个阶段应该干什么？应该把什么任务给完成好了？这桩事情，一定要想明白、悟透。

记得在2005年6月，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听取“十一五”发展规划前期研究课题成果的汇报。当时我们就讲了一个观点，浙江如果不切实在发展模式转型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很有可能“十一五”就是浙江发展的一个拐点，当时叫做“拐点论”。我觉得这个话放到现在来看，也同样适用。从浙江的发展来看，已经到了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当口。2007年赵洪祝书记在全省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个命题，我认为是抓住了这一阶段发展的主线、要害或者说是关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就是因为转型发展是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要解决好转型的问题，一定要对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这也就是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新一轮的转型发展要靠新一轮的改革攻坚。所以，要开一个专门讨论深化改革开放的省委全会。

科学发展是我们的理想境界，但是科学发展天上掉不下来，地里长不出来，只能通过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来升级。这一轮的解放思想，不是简单地再去重复批判30年前的僵化模式——那个模式这些年来已经解决得相当不错了。现在要解决的，是近10多年来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是轻车熟路的一整套与发展有关的思维定式、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现在重提解放思想，是要针对这些东西。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相比，这些想法和做法，体现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发展模式。不从思想到行动加以破除，我们就不能向前进上一步。对此，我觉得要费点篇幅、花点笔墨，一定把这个事情讲透彻一些。

这里还涉及一个对浙江前一段改革成效的评估问题。对此，省里相关的会议都开过了，所有的报告也都做过了。我只是觉得，浙江省在前30年的改革进程中，还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自始至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但是，我们对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要估计过高。浙江的改革，更多的是局限于商品市场的领域，而要素市场的改革，则是相当滞后的；更多的是局限于企业这个环节，而政府自身的改革，则是相当滞后的；更多的是局限于经济领域，而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则是相当滞后的；更多的是城市和农村各自孤立的改革，而以“城乡一体”为目标、以破除“二元体制”为指向的综合改革，则是相当滞后的。所以，这些滞后的领域，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改革的主攻目标和工作重点。

全方位、多层次、特主题的“试点”普遍推出以后，不必要求连相关的“指导”，都要体现为“审批”。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工程化”、“项目化”了，但这样一来，凡事又都拿来审批，包括改革的方案，这恐怕是一个“误区”。所谓给你“试点”权，无非是鼓励下面大胆地去试、大胆地去闯。有哪些不妥当的，有什么可能出现的问题，届时提醒一下、帮助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仅此而已。千万不要搞得什么改革都拿一个固定的套路和标准去衡量一番，然后由上级组织再来个正式批复！不必给具体的改革套上这些“笼头”，只要符合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就行！原来政府光批项目，现在批得更多了，连改革都要批，这不又转回去了吗？我建议，在这点上不妨也解放一下思想，不批又会怎么样！

第二，是否要明确地表达“坚持把保增长放在首位”？

我建议在“首位论”的问题上，我们还是“慎提”为好。因为对于浙江省来说，到了人均GDP6000美元的水平，恐怕与中西部省份、与全国总体的情况，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在贯彻上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要联系浙江省自身的问题，再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发挥，但不要简单地按“照搬照抄”的意思往下走。

提什么呢？就是要侧重地提浙江省发展的转型升级。怎样把转型的文章做成、做漂亮，使之能够实际操作、见诸成效，这才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要办好的事情。既然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是这篇文章，我们在相应观点的把握上，就要慎重一些。

对于浙江省来说，是不是按原先那种“保增长”的一套，就能够解决问题？如果能解决，或者说前一段时间发展中的困难，是由于我们不重视“保增长”而造成的，那现在解决问题，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加大“保增长”的力度。但如果问题不是这样，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的“规律使然”，到了这一步再不转型的话，就没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就将陷入所谓的“发展陷阱”，那我们就应该有另外的研判和应对，而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第三，关于“农村宅基地置换”的改革创新。

这是本次会议上的最大亮点之一。我在以前的会议讨论这个话题时也曾作过发言，这是浙江新一轮发展中“一箭双雕”，甚至是“一石三鸟”的大好事。它既可以扩大需求，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很好地解决农民转移转化的问题，为我们长期的可持续的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深厚的源泉。所以说，是一件多方受益的大好事。在这件事情上，浙江人的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浙江前30年之所以抓住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就是人家没干的时候我们干了，敢于创新。这和企业间竞争的十六字诀的道理是相通的：“人无我有，人有我廉，人廉我优，人优我新”。说到底，还是靠生生不息的持续创新。

这里还涉及一个“法条主义者陷阱”的问题。浙江总的取向是要依法治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浙江”。但是也要注意到：一是现在整个社会还是处于急剧的转型期，法制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有许多问题还要靠政策创新，然后在实践一个时期以后再从法律上加以定型；二是我们有不少立法从一开始就存有劣根性，是部门立法，是部门利益法制化；三是很多规定都叫做法律法规，但其实很多是各个部门工作的细化、实化、具体化。有了法律，它要搞条例；有了条例，它要搞办法；有了办法，它又要搞实施或操作细则、技术导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四是法律的正确在于符合法理。现在最大的法理是什么？就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那些符合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好事，不能让一些似是而非的“法条”给束缚了。说得粗俗一点，就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了”。鉴于以上的种种原因，立法和执法的基本取向，必须有利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而不能一成不变、万古不易。

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早该解决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实质性地破题。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三大遗产”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结果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系、重工业优先的斯大林模式，我们都解决得很好。但第三个“遗产”，就难以尽如人意了。虽然有一些进展，但根本性的问题，譬如户籍、土地等制度未能触及。这里不存在什么异想天开、没事找事的问题，而是一桩要实现现代化早晚都绕不过去、一定要解决的问题。要发展服务业，但不是意识形态敏感，就是政府职能延伸，那服务业怎么发展得起来？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城市化也是同样道理。光讲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但不讲农民的转移、转化和转变，这是舍本逐末。表面上看浙江的城市化水平挺高了，但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来看，里面的水分还不小。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我们就不要再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产业结构不高级化，农村人口不城市化，我看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现在仍然还要强调解放思想，要把它作为事涉发展和改革全局的长远的一桩重大战略举措来对待。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9年5月20日在参加省委书记赵洪祝主持“听取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主报告稿修改意见”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