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5月7日)第一，省委在这个时候召开这个主题的会议非常适时，非常重要。

浙江的发展到了这么一个关口，传统体制背景和增长方式下的发展潜力，基本上都已经发挥出来了。弄得不好，今年全国“保8”是能够完成的，浙江的“保9”还要打“问号”。

记得去年12月在讨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时，省发改委提了两个建议请省里决策：一个是8%以上，一个是9%左右。后来我打“补丁”去参加了一个省政府的专题会议。会议最后定的是9%左右。记得当时我说了这么几句话。第一句话是，国际金融危机有否见底，何时见底，底部为何，我们都还不清楚。言外之意，这个时候来研究确定来年的增长目标，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句话是，确定这个目标恐怕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决策，而是一个政治决策。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决策。第三句话是，定9%有利于提振信心、鼓舞士气，也表明浙江人民、浙江省委和政府，在政治上是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第四句话是，不排除年中进行调整，也就是上半年的数据出来以后，7月份进行一个调整，或者说不调整最终完不成的“可能”。第五句话就是开玩笑的意思了，我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GDP是算出来的，能不能达得到，最后就要看统计部门了。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浙江还能不能再连续保持高于全国增速3-4个百分点的发展前景？我认为，目前来看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承受能力和思想准备。速度终究还是要下来的，这或许是一种正常的态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个人感觉，浙江发展到人均GDP6000美元的时候，将面临类似于拉美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陷阱”，就是说传统的发展模式下，生产力已经基本上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什么空间和余地了。要上新的台阶，就要有新的发展动力，就要靠新的体制架构。这些东西不创新的话，很有可能今后就在原来那个平台上徘徊不前了。也不是说一点儿都不能发展，每年还会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增长的势头肯定是大不如前了。

5月4日那天，我建议赵洪祝书记在讲话的第一部分，要把这个时候开这个会的目的、推出改革《决定》的意义，讲得更明确一些。浙江现在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而标兵是越来越远，追兵是越来越近。以现在的发展势头，原有的力量格局已然不够用了，必须通过新一轮的改革，激发新一轮的动力，然后再赢得新一轮的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改革，如果能够上升到浙江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看待的话，会议做出《决定》的定位一定会更精准一些。

另一方面，我们从整个发展的大环境来看，这一轮的发展与上一轮的发展确实有所不同。上一轮是改革开放搞活，把市场主体的活力，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释放出来，这个任务完成w得不错。现在这一轮不但要释放活力，而且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发展上层次、上境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新一轮的改革打造的新的体制架构，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恰巧在这个时候，我们又赶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经济体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的金融非常稳健，根本不存在什么危机问题。央行的副行长易纲说，我们在最好的“时间窗口”，完成了主要国有银行的改制和上市，资本充足率很高，资产的质量也很好。要说中国有什么金融危机，那是根本谈不到的。但是中国有没有危机呢？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我们的制造规模和生产能力，是我们的供给增加，大大超过了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其实在本世纪初，我们生产过剩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大洋彼岸的美国，搞出来这么多变化无穷的金融创新，一下子把美国人财产的泡沫给吹大了，因而也就凭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购买力。但在泡沫没有戳破之前，这在当时还是很现实的购买力，结果把中国的产品都给买走了，于是中国的产销达到了平衡，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正是这样一种病态的平衡，造就了这五六年里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的繁荣。但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一旦资产泡沫引发的全球通胀，逼得美国回归正常的利率水平，次贷危机包不住的火，就开始烧向四面八方。华尔街金融风暴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随着这种虚假购买力的消失而导致的外需锐减，中国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无遗：市场订单下滑、生产能力放空、企业开工不足、大量农民工返乡、经济效益骤降……

由此看来，我们还必须要加快发展的转型升级。科学发展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只能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来。但是转型要“转”得起来、升级要“升”得起来的话，还必须得“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否则，转型发展就是“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因此，转型发展一定会带来一个改革发展、创新发展的问题。唯有改革创新，才能实现转型发展；唯有转型发展，也才能达致科学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把握，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作出的《决定》，是非常重要、非常适时的。

第二点，会议推出的“全方位、多层次、特主题”的改革试点很好，是《决定》的最大亮点。

赵洪祝书记报告中的原话不完全是这样的，我按自己的想法小小地“修正”了一下。我还建议，一定要把书记讲话当中的这层意思，加上发动大家进行类似“试点”的意思，正式写进《决定》的文本。5月4日的座谈会之后，原来把握的几条“原则”都重新改写了，现在突出了“解放思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我感觉，推行这些试点，是在现有的体制格局下，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保护伞”，或者说是“坚强保障”。现在的改革很难，主要难在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改革创新的政策，和这些年已经不断在健全的法规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现在要改动一点东西，谈何容易？我看基本上就像鲁迅当年说的，“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会闹到流血的地步”。现在声言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但事实上从法律到法规、从条例到办法，再到数不清的实施细则和技术导则，越搞越细微，越搞越琐碎，最后把所有的手脚都给束缚住了。如果稍微想有一点突破，想把好事办成，就会有某些部门、某些利益的代表者站出来说，这样做是违法的、是违规的。紧接着还有什么考核、监督机制，动不动要摘了你的乌纱帽，要依法依规处理你、收拾你。咱们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当然是要向现代国家过渡，肯定是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现在是处在转型社会，很多东西还没有定型，还在急剧地改变之中。现有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某种不确定性，执行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修编。如果不及时修编，很有可能就会束缚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还没有经过成熟的、上百年的、基本制度安排都已经定型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在这个时候，法律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能滑入“法条主义者”的陷阱。什么都不能改，什么都不能动，那活力从哪里来，动力从哪里来，发展又从哪里来？地方和基层现在有很多创新，如果按照部门的立法去衡量都是不行的，但是实践的效果却很好，那我们到底相信哪一个？

我昨天中午刚从嘉兴市回来，主要去了嘉善县的姚庄镇、南湖区的七星镇和桐乡市的龙翔街道，学习、调研他们“两分两换”的城乡统筹发展的试点工作。那里的老百姓反应很热烈，态度也很踊跃，效果相当不错。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一桩“发展拓空间，农民得实惠，社会有进步”的大好事，一石三鸟，皆大欢喜。但是，如果严格死抠现有的土地制度，空间管制办法，那都是做不来的。这块地是耕地，这块地是农保地，这块地是基本农田，想要优化空间布局，想要产生更大收益，都是动不得的。我想，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条条杠杠”，都放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试金石前检验一下。有些条文条例不那么符合了，就不要再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谁也不能动一动。稍微“模糊”一些就算了嘛！因为任何法律的正确性，在于其所依据的法理的科学性。而现在的法理，就是科学发展观。按照这个基本的法理去评判我们的法律，哪些条条不太适合这个法理了，那就不要“太顶真”了，否则，会把我们践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手脚束缚住。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还是先出台政策来调整利益关系，改革经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成熟的以后，再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此前如果是新的政策和老的法规有点冲突的话，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要通过改革试点去突破。

另一个是“条条”和“块块”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现在我们似乎又回到计划经济“条条”专政的年代。“条条”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条条”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每个“条条”上面都有“法规”，比较强势的下面还都有垂直系统，所谓“依法行政、一管到底”。地方和基层如果真正从“又好又快”发展的角度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一触及“条条”的利益，就寸步难行。“条条”管得太多，也让政府背了一个骂名。

现在涉农的政策有很多，各条线都给钱，但是最后基层如果想拿来统筹、整合一下，集中财力办一两件大事，那恐怕不行：每个部门都站出来说话，这是我的钱，要按我的考核内容去花钱，否则，以后就不要再从我这里拿钱了！这样一来，把一个统一的公共财政资金，事实上都肢解了，而且把基层的手脚，也都给捆上了。大家似乎都得循规蹈矩地“按既定方针办”，但事实上，到了基层就是一口“大锅饭”。所有的钱到位以后，乡镇街道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要花的钱，应该是混在一起用的。所以要给基层放权，把钱交给你统一安排，我以后就检查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就是了。

不要管得太多、太细。现在很多机关2/3是在编人员，有的机关1/3甚至1/2都是借用人员，政府的运行成本很高。发给各个部门大量的财政专项经费，都是用来办会、办节、办活动的，再不就是“养人”。办这么多的事情，当然要花钱借人了。这些人的编制在下面，而奖金、开销都在上面。表面上财政供养人员不多，但实际上花的人头费“多了去了”。我们现在既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更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实在是太昂贵了，新增的财政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这样给吃掉的。这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发展下去很危险。关键是上面的“条条”越强化，对于基层的创新活动就束缚越多，这种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流失，直接的量是很难计算的。但从宏观上进行抽象的分析，“条条强了”，必然是“块块弱了”，这也是规律使然。

第三点，无论是在《决定》还是在赵洪祝书记的讲话当中，都充分肯定了农村宅基地置换的制度创新，这是实实在在地抓住了新时期浙江未来发展的突破口。

我历来认为，现在干活要尽量找“一箭双雕”、“一石三鸟”的好事来办。花这么多的钱和精力，只办了一件事，这是得不偿失的。凡事都要琢磨一下，看能不能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谋取综合的、最大化的效益。对于嘉兴市的“两分两换”，桐乡市的一位副市长说这是“第二次土改”，甚至比“第一次土改”的意义更重大、更深远，因为它直接涉及解决“三农”问题的“两块地”：一块是承包地，另一块是宅基地。这两块地又涉及“两化”：土地的货币化、货币的资本化。

去了以后才相信，农业劳动大军的确是一向戏言所讲的“3860部队”了，要么是妇女、要么是老人。调研中得到不止一个乡镇的数据，前段时间全省搞的一个农业普查，在地里干活的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57岁，是真正的“老年产业”了。农业普查的另外一个结果，85%以上的农村户籍劳动力，都在城镇的二、三产业就业，所以说，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再把所有持有农村户口的人，都当作是农民。什么是农民？农民应当是以农业为主业，其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农业，生活在地域广阔、高度分散的村庄里，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农民。很多“三农”问题其实是我们自找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明明可以市民化的，却让“一本户口两块地”，给我“留守”在那里。结果30年城市化的结果，是农民人数的绝对量，反而比30年前更多。如此城市化，又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农民工，干的是制造，但“活法”是农民。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种不上不下、不尴不尬、不伦不类的局面？那是因为30年不去下决心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体制把农民给固定化了，一动也不能动。

事情一直拖到今天，所以“三农”问题越解决越多，不胜其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关注“三农”，极力进行补救，前段时间新农村建设花了很多钱同时也浪费了不少钱，但进展始终难以尽如人意。这是因为没有下决心从“根”上来彻底解决问题，没有坚持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一核心。嘉兴地处平原地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居民点很靠近，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及其赡养人口，完全有条件一步到位地搬到城镇里来居住，彻底市民化。但不安居就不能乐业，商品房买不起，就得动农村宅基地的脑筋，看能不能借助于公共政策的创新，让过去“死的农村宅基地”，变成“活的城镇房地产”。由于变成了公寓楼和连排房，人类居住的地盘向空间发展，结果占地面积减少了。原来是户均1.05-1.16亩，现在公寓楼是0.32亩、联排房是0.48亩，大体可节约50%-70%的土地。然而，使用面积却增加了，户均起码200-260平方米，再搞一个户外楼梯，方便出租和买卖。一个镇一下子多出了几千亩土地，搞建设、促发展的空间就有了。农民的房子不但“鸟枪换炮”，一色都是新的，而且进入了城镇和中心村，配套设施大为改观，一步现代化了。调研所到之处，嘉兴的基层干部如数家珍，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农民的热烈反应，讲得头头是道、兴高采烈。七星镇的书记对我们说，他那一个几千人的小镇满打满算，足可带动20多个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就是拉动内需。房子建成之后，装修、家电、享受型消费的其他需求，都会源源不断地跟上来。

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朱镕基总理带领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是“保8”。但是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一直在7%-8%（7.2、7.6、7.8）之间徘徊，最后终于冲破了“8”，一直到2007年GDP增长13%的最高点。

对于那次危机应对，大家记忆犹新、影响力也是最大，今天拿来也是屡试不爽的，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后来经济学家把账给细算出来，发现一大动力是来自1998年推出的城镇住房体制改革。这一改不要紧，把全国几万亿的城镇住房的存量资产给激活了，然后带动了十几万亿新兴的房地产市场投资。结果几年之间，就把建国50年来政府应该解决的城镇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问题给解决了，真个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功德无量啊！

专家分直接拉动效益和间接拉动效益进行了测算，公允地说，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对那几年的GDP增长，足有2个百分点，占到了“保8”的25%、1/4强。这种改革经济上有好处，可以有效应对当前的危机，可以切实增进老百姓的福祉；体制上又把多年“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不农、工不工”、“城不城、乡不乡”的问题解决掉。这种改革不强力推进，还更待何时？当然，各地有各地的条件、情况，不能拿一个模子去套，但“大道至简”，原理都是相通的，发展到这个水平要解决的问题，再不能沿袭城乡分割的传统思维了。

要大力支持这件事，还涉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一开始启动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钱，这本账要放在一个长周期里算，才能算得过来。一定要本届政府“包圆”，事情就办不成了。土地的平衡也是同样，老的村庄在拆掉之前，要先盖新房，要做到“房等人”，这才是符合人道主义。但盖新房是需要土地指标的，指标又在哪里？我们的土地管理目前是倒过来要求的，是“占补平衡、先补后占”。这就和创业贷款的道理是一样的，总是“先贷后还”，而不可能是“先有后贷”，那样也就无需贷款了。事实上，我们的集约用地，往往都是“先占后补”的。本来也不是没有先行安排周转指标，但是现在“暂停”了。为什么暂停呢？因为有的地方拿了指标去搞建设，后来就“打赖皮”了，节约土地的成效也看不出来。但我认为，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没办法“搞活”，但是有能耐“搞死”，动辄就下“刹车令”、“禁止令”。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了”，大好的事情，各方都受益的事情，办成才是正理，办顺才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