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5月7日)刚刚过去的2008年，恰好是中国改革的30周年。记得年初兴起了第三次解放思想浪潮，一些地方也誓言“杀出一条血路”。各界学者对改革开展了评述和研讨，各路媒体也进行了宣传和纪念。但可能是由于这一年的中国始料未及的大事发生得太多，也来得太快，因而使我们对以往改革的分析和反思，还远未明晰和透彻；同时对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动因和取向，更是没有真正地达成高度理解和共识。

如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压之下，我们更加感受到了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对当初由于改革的某种停滞，致使“转型升级”一再延缓，因而未能在冲击来到之前调整到位、从容应对，心中颇有几分遗憾。同时，在如今经济下行的燃眉之急和转折关头，对是否还应致力于长远的改革，也平生几丝疑惑。为此，我们有必要以追溯的眼光，回过头看看当初改革的星火是如何燎原的，改革的路子是怎样走出的，盘点几轮解放思想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再放眼前瞻，对中国改革的未来和浙江改革的应对，进行清醒的研判。

题一：改革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改革，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功劳归于小平同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小平同志还有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始于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兴起的大包干。小平同志面对中国农民改变自身命运所作出的努力和抗争，出于深厚的赤子情怀，不能无动于衷，也不会无所作为。虽说没有他过人的胆略和在党内崇高的威望，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成为遍及全国的改革选择。但穷根究底，改革最深厚的源泉，还是来自民众本身对于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记得去年年初，《钱江晚报》在一组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特别报道中，曾就解放思想的主题，记录了老省长沈祖伦同志的一次座谈发言。其中最精彩的一句话是：“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的苦难，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此话乍一出口，听来似乎有些刺耳。但细细咀嚼一番，实在是至理名言。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胡锦涛总书记则在去年底举行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把改革开放和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并称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为什么说革命是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而改革就不是去除民众的苦难呢？正是普通民众深切感受到了旧体制之禁锢和困顿，在追求自由、权利和幸福的本能驱动下，才兴起了一场规避或突破旧体制不合理限制的伟大变革。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带来改革的实质性启动，并保证获得期望的成功。必须在同时，出现大时代的“英雄”，他们顺应民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民众的变革心声，把无组织的、支离破碎的突破和创新加以整合，加以提升，并借助党和国家的“机器”，将寥落的“星火”，燃成遍地漫天的“燎原”之势。

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还是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在我来看，不一定要去做无谓的争论。但是，就“英雄”和群众两大改革的主体而言，还是张艺谋先生导演的那部电影片名起得好——《一个都不能少》。

那么，在两者不可或缺的前提下，本源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群众的苦难”，来自于群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情此景下，明智的政治家的作为，就在于“随其流而扬其波”——随民众的意愿而将其整合、提升，变成为一种改变现存秩序的有组织的力量。

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执政者脱离了民众，对他们的诉求置若罔闻、冷若冰霜。有些人似乎是以民生为重了，但更多的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譬如，对于亿万农民加入城市化的进程从而改变自身境遇的努力，我们的很多同志，至今还在那里对变革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体制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就是鲜明的一例。既然改革的出发点是“了解老百姓的苦难”，那就让我们沉下身子，去真切地体验民众的呼声和诉求，以新一轮的改革来破除和改变不合理的一切吧！

题二：改革是怎样突破的？

中国过去的30年改革，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路子。也即民众和基层政府自发地突破旧体制，试验一些新的替代性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再由中央政府予以认可，变成政策，并进而固化为法律，甚至写进根本大法。用我自己多年来的习惯性表达，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地方影响中央”。小平同志深得毛泽东当年革命大思路的精髓，对于改革，同样如法炮制，最终成就了一代伟业。

但当下新一轮的改革，和30年前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候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近乎唯一的行政管制手段。而如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完善的同时，管理经济社会的手段，也已经是经济、法律和行政并用了。但是，无论是在官方的文件还是在大众的语境中，行政手段作为计划经济的遗产，不是被人诟病，就是限定在一个极小乃至不断走向消亡的范围内。而经济手段是天经地义的，法律手段则更被披上了“现代”和“民主（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神圣光环，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

30年前，没有规矩方圆，只有意识形态，于是解放思想，辩论实践是否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年后，虽有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或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规矩方圆却因法律体系的完备和权威而日见强势，于是，解放思想就不知道再如何着力和下手了。有人甚至认为，改革已经失去了意义，蜕变成一场历史的陈迹、一句空洞的口号和一个美丽的标签。因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的管理，又在不遗余力地实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所以，只要法律执行到位，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四脚落地了。

岂不知，法条不过是特定时期法理的固化。法条的正确，在于法理的相符；而法理的正确，又在于实践的检验。我们必须承认现行法律总体上的正确性，但也无可否认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法律在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作出种种有益规范的同时，似不经意地，也给无数的政府部门赋予了权利。在部门立法的普遍模式下，更为部门利益的法制化洞开了方便之门。“依法治国”的方略，于是成了某些部门束缚基层和民众创新和突破的“口实”。当发现如此仍然无法加以约束的时候，便力推“垂直领导”，重返“条条专政”。在此情境下，顺应科学发展大势的、特别是反映民众“根本利益”的“创新性违法”，恐怕正是中国深化转型期改革的又一次“摸着石头过河”。新一轮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或许正在于这些符合“科学发展法理”的“创新性违法”！

题三：“解放”什么“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曾经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每一次都意义深远。第一次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代表，作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第二次是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记，解决了计划和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第三次便是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与时俱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当说，前两次思想解放的基本取向，都偏重于“放开搞活”。相应地改革所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就在于，打碎了旧有的僵化体制束缚，激发了亿万人民的创业热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后一次提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对发展的整个价值取向的矫正，是对发展方式、人文价值、大国形象和公民意识的重塑，意义更为深远。我们终于在总量迅速扩张、财富加快积累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光靠放开搞活，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和党的执政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轮的思想解放，重点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塑。也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过去发展所遵循的一些理念、道路和模式，进行必要的扬弃，或谓转轨、转变和转型，突破诸多与之不相符的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窠臼”。

30年来，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撇除一些心存不良、恶意攻击的言论以外，国际上更多的国家、国内更多的人民，都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一些国内外人士，对我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坦诚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我的理解，前者更多地是从总量和人均的角度，肯定了我们发展的主流。而后者，则是更多地从结构和方式的角度，指出了我们发展的支流。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会起变化的，如果支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就会冲击到主流，甚至会颠覆掉主流。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就是因为有这些支流问题存在，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传统的发展模式就是“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废弃、大量污染”。几十年下来，现在已经是“内外交困”、穷途末路了。因此，在党中央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浙江省委提出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这里的“转型”，指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里的“升级”，指的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城乡、区域结构）的升级。我个人感觉，在转型升级问题上麻木不仁、被动应付很危险。很有可能我们将丧失得来不易的发展好势头。

又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泥腿子上岸”，搏击商品经济的大潮，掘得了“第一桶金”。但到现在，光是为了多赚一点钱肯定是不够了，还要求我们的企业家能尽到更多的社会责任：一要善待民工，二要善待环境。同时，还要建设生态文明，普遍地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

题四：何为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指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不可谓不快。连续9%以上的年均增长，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匪夷所思的奇迹。但无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发展，越来越感受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考问，并且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前半段是在旧体制山崩地裂般的倒塌声中前行：从“大包干”释放的活力，到开放形成的动力；从涌动的创业潮，到城市化的结构转型力量。总之，这种民间的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强劲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的后半段，发展的动力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从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看，现在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虽然维持了至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但却是一种充满危机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发展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正是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为此，党中央一再号召，要“创新发展模式”，要“转变发展方式”。而确保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对市场化改革的“误解和不信任”。为此，中央一再强调，改革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十七大报告语）”。

现在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人再怀疑改革的成就和必要性了。但对改革的取向，对改革是否要坚持市场化的取向，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担心和疑虑多得很。回到改革之初，有一些人不理解还好说，但现如今摸摸自己的腰包口袋、看看自己的衣食住行，再有这么多的牢骚怪话，就需要重视和研究了。不然的话，理论会被颠覆，历史将出现倒退。中国的改革渐进到今日，似乎又到了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不进则退。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改革步履维艰，开历史倒车的言论也不在少数。现在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到底来自于哪里？想来想去，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更不能数典忘祖，动摇对改革的信念。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也有些人开始不把改革当回事了，改革的意识在淡薄。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发展来的。那发展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改革来的。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还是得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等靠要”、“管卡压”，还是得“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全民创业、全面创新”。新一轮的发展，要靠新一轮的改革去推动；深层次的矛盾，要靠攻坚式的改革去破解。

题五：危机背景下的改革何去何从？

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已演化为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历史上每逢遭遇宏观经济不景气，浙江经济总是能“下滑早、回升快”，率先走出困境。然而对于此次危机影响下的浙江，很多专家学者却对此相当谨慎。这里虽有浙江经济外贸依存度高、中小民营企业比重大、国家投资受益少、高投资拉动效应弱等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却是对浙江近年来改革先发优势弱化，而探寻未来改革新空间又面临众多束缚所引发的担忧。

从国际的发展轨迹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人均GDP6000美元阶段时普遍因发展放缓、通胀严重而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但浙江是一个省份，在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上、体制机制的改革力度上掣肘颇多，难以拥有足够的“自由度”。而在当前关键的经济转折阶段和改革攻坚阶段，如果不能在体制机制上有效突破、打开局面，不仅此次危机难以走出，更极有可能将以往的制度先发优势丧失殆尽。

30年前，我们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义无反顾地改革。由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少、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少，国有经济的“包袱”轻，浙江从“体制外成长”先走了一步，喝了改革的“头口水”，发展势头上来了。前一段时期，整个中国和浙江一样，都是歌舞升平，增长也是一路飘红，改革的危机感没有了，个别领域的改革甚至还出现了某些“倒退”。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相对而言，浙江的困难尤为巨大。这是因为浙江已进入人均6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传统体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正面效应已释放完毕，但却远远不足以应对转型升级的需要。科学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但科学发展天上掉不下来，地里长不出来，只能从传统的发展方式转型而来。但是，不通过改革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不通过改革建立起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型也无从启动，更无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新一轮的改革，就没有浙江的成功转型，更没有浙江科学发展的未来。

危机可以成为推迟或逃避改革的借口，但危机更可以转化为启动和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契机。无论是省委决定的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多主题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还是像嘉兴市推出的“两分两换”、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胆试验，只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振奋改革精神，敢于推进危机背景下的改革举措，路总会被人走出来的！前30年的改革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新一轮的改革，还将继续向世人作出无可争辩的验证！

（刊于《浙江经济》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