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4年10月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论及“民工荒”的文章，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

当前，“民工荒”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本质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当缓慢增长的名义工资收入，面对迅速攀升的生活支出和过于繁重的体力消耗，使得实际工资持平甚至出现负增长时，“用脚投票”就成了不少进城民工的理性选择。更何况中央政府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倾斜政策，给以往失衡的农业包括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带来了某种矫正，更使得进城务工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

但是，“民工荒”的后果必然是提升劳动力成本，从而削弱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这就造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强烈挑战。要么死守传统坐以待毙，要么创新模式以求生路。从这个意义上，“民工荒”为我们自觉推进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就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人均占有资源又极为稀缺的大国来说，继续沿着以前那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技术、低效益、低收入的发展路子走下去，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以往汹涌的民工潮，是传统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虽有加快城乡交流的积极意义，但如果不能最终带来农村人口的真正城市化，以及伴随这种城市化进程的人口素质的真正提升，那我们为这种发展模式支付的社会成本，实在是过于昂贵，也过于奢侈了！

发展模式的全面创新，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体制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各自转型及其良性互动，恐怕是即将开始的“十一五”时期，摆在沿海发达省份面前最紧迫的任务了。

“一叶而知秋”，从反思“民工荒”引出传统发展模式的从速改弦更张，应当是孙立平教授一文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

背景文章：

“民工荒”是否是对中国模式的象征性挑战

■孙立平

最近，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相继发生“民工荒”，最紧缺的是熟练工。从最直接的角度说，这次“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与下面几个因素有密切关系: 一是过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民工收入过低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凸现出来。二是农业收入的缓慢增长。今年出台了粮食补贴、粮种补贴、农业税减免、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人们又从农业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三是与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有关。

在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三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一，日本、韩国等国家经过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而中国在经历同样长的时间、同样快甚至更快速度的增长后，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二，在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起飞之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有可观的增长。然而，在中国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作为许多工厂生产者主体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消费率持续走低。从发达国家看，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则在60％上下，2003年更是下降到56％左右。

 “民工荒”的出现，使得这样一个逻辑的链条开始断裂。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有了根本的改变，或打工者争取自己利益的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是，打工者毕竟是第一次用“离开”这种方式向这种逻辑链条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使得他们在面对资方的时候第一次有了讨价还价的力量。“民工荒”现象告诉我们，这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的模式可能开始走向尽头。这种模式的终结，对于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雄厚国内基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链条的断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这次“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从另一方面来说，促使“民工荒”发生的因素，也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如果这些背景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但尽管如此，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仍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劳资互动的一些新机制有可能出现，并由此导致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松动和转型。

(来源: 《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