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4年10月号)尽管老田的文章并没有正面给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结论，但我依然认为他分析城市化的视角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的确，我们过于看重造成“三农”问题的制度性障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资源约束对于“三农”问题的意义。这是他对城市化分析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但他认为,“不仅是21世纪，而是直到地老天荒，中国将是多数人口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却似乎没有更多的道理。

中国工业“边缘化”的分析是深刻的。如果不能通过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从而有效改变这种“边缘化”的困境，城市化也是无望的——这些讲得都很正确。只有成功的工业化，才能顺利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世上恐怕还没有失败的工业化而城市化却获得成功的先例。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问题。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再大的经济总量，让13亿人口一除，就少得可怜；而再小的问题，让13亿人口一乘，就都成了天大的问题。

尽管如此清醒地认识国情，但是否就要得出老田同志那悲观的结论呢？我倒不敢苟同。当年罗马俱乐部写出《增长的极限》，号召世人“零增长”，这对于警醒人们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后的麻木不仁，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这个世界，并不可能就此停止发展。

大声疾呼资源约束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硬制约，对于时下的中国，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仍希望，“成长中的烦恼”，要靠成长去消除；“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把正视问题的无畏和睿智，转化为解决问题的积极和踏实，我以为对于正确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前景和“三农”问题的出路，是更有大作为的一桩事情！

背景文章：

中国的城市化前景与“三农问题”的出路

■老田

一个国家的各产业发展水平乃至最终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将取决于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相应地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也将取决于人均资源消耗水平。而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总是首先在弱势阶层身上体现出来，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中国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

社会上的优势阶层即使碰到资源报酬递减，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负担进行转嫁，通常的手段是通过市场价格上升或者是财政转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或者放弃在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政策，通过牺牲长远利益的方式来扩张当前利益，放弃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

中国工业的生产率低下可以形象地命名为“边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产业增加值率低；二是产业分布向低端集中。边缘化的工业企业出现三个问题: 一是无法顺利完成自身的积累过程并实现产业升级和扩张，二是企业缺乏足够的财政贡献能力，二元结构或者歧视政策背后是财政困境的表现，三是无法给工人在城市维持生命再生产的费用，最后的结果是出现所谓的“打工仔现象”。这些人在城市和工业机构中工作，但是无法挣到在城市养家口的费用，必须在农村娶妻生子，以低成本完成其生命再生产的过程。这表现出中国今天的城市化的部分“质量”是很不好的。

边缘化的工业，也无法有效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去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物质与市场联系的部分中断，轻工业与农业联系的部分中断，城市与乡村脱离的现实，就是中国一方面参与国际大循环，一方面带来国内各个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脱节。最后的结果是国外垄断资本有条件大量提取中国的社会剩余，中国的工业又普遍地引进排斥就业的技术进行生产，垄断利润就带动国内资源向国外转移；在国内的资源分配上，又因为技术装备本身限制了参与新兴产业的人口规模，有限的资源分配向城市和少数人手上集中，最终当然要排斥许多人进城的机会，肯定要压缩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空间。

与农民从事农业相比，一个工商业体系中间的就业机会，需要多出许多倍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作为支撑；为维持一份过得去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相比，每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多出10倍以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才足以维持。大量人口实现城市化，仅仅依靠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

今天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对于这个问题的原因，特别是对于资源紧张带来社会关系紧张这个“非制度原因”，并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界的研究视野。特别需要指出，指望通过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里去，来促使“三农”问题通过农民的大量减少而自然解决的想法，实际上是主张在那里毫无希望地消极坐等，什么事也不做。

［来源: 《开放时代》（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