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考问执政能力
2010-8-20 9:43:00
 

(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5年10月号)“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其最深层的原因,来自于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我们不需要简单地否定二元结构,有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审时度势,在有条件而且也必须推进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的体制改革时,不游移、不误事,有自信、有决断,倒是一桩紧迫而现实的作为。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由此引发的相关体制改革的深化,大体包括了以下这几个方面:

1、  户籍及依附于户籍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一体化。

2、  赎买式的土地国有化。

3、  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革。

4、  基于城市规划、建设、基础设施覆盖面延伸扩大而形成的相应体制的一体化。

5、  基于户籍改革的人口、教育、医疗卫生、治安、保障的社会管理的一体化。

6、  农民宅基地及房产的商品化、资本化,具备房地产市场的可流通性。

7、  与上述改革配套的财政、税收、金融等管理制度的改革。

再加上包括以往村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转变在内的文化变迁,共同构成为真正意义的“城市化”,或谓“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这对把城镇()化写入“十五”发展“建议”乃至诸多党的重要文件的执政党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要说广大农村地区,就连“城中村”这样一个有限空间的人口城市化,我们都显得那么束手无策,那老百姓能指望城市化在除了漫无边际的设施和房屋建设之外,还能有什么真正切实的进展吗?

在“城中村”问题的解决上,少有敢于直面挑战的“勇士”。这倒不是说我们没有个别寻求突破的努力,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个别已获成功的案例。但小岗村只是小岗村,不是席卷大江南北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孙志刚只是孙志刚,不是对收容遣送制度全国性的令行禁止。只有当单个案例被援引为“法”时,人们才能看到问题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希望。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在考问着执政团队的能力;而城市化的有效推进,需要“勇士”们的“铁肩担道义”!

 

背景文章:

“城中村”的困境与出路

■郑庆昌

 

城中村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现象,它从出现开始,就主要以问题的形式而存在。作为“都市里的村庄”,与城市社区和传统农村社区相比,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化;规划滞后,建设混乱;人口构成复杂,社会治安、教育问题严重;就业和村民发展问题突出。

城中村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城中村的形成原因,要理清两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城中村会成为最快启动城市化的农村?其次,城中村为什么在迅速城市化到一定程度后,会演变成为城市内最难彻底城市化的社区?

直接原因:“外生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了“补课性”的“跨越式突进”,城市空间迅速向周围城郊农村扩张。这种“外生型”城市化促使这些村落的社会经济结构朝着今天典型的城中村演变。

深层原因: 城乡二元体制。城中村是我国改革后最先步入城市化轨道的农村村落,然而为什么在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结构非农化)的时候,却成为我国特有的“都市里的村庄”,这主要是受我国城市化的制度背景——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一是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二是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三是城乡二元行政管理制度,四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城乡二元公共投资体制,六是城乡二元教育体制。城中村就是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下,我国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

城中村转型发展决不仅仅是“拆旧房盖新房”这么一个浅层次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次、庞大的、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城中村完全融入城市,要实现“四化”,即:

物质形态城市化的关键,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进城中村物质形态城市化,要结合地方实际,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规划设计,提高物质改造的规划设计水平,搞好与城市周边环境和设施的衔接,促进城中村与城市融为一体,将其由城市的“毒瘤”转变成为城市新的亮点。

经济形态城市化。推进经济形态城市化,主要是要通过股份化途径,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城中村集体经济进行产权改革,使其融入现代城市经济体系。它是城中村转型发展的关键,也是城中村改造的困难所在。

社会管理形态城市化。推进城中村社会管理形态城市化,就是对城中村内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纳入城市统一管理体系。作为城市特殊社区的城中村,推动其村委会向社区居委会转变,是城市基层微观社会重建的必然要求,大势所趋。

人的城市化。加速城中村人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要加强村民与城市文明的融合,用先进的城市文化塑造村民的新观念、新思想。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责就是为推动社区成员能够积极参与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创造各种条件。要通过各种途径,有计划、分类型地对社区成员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礼仪等知识的教育和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通过教育,逐步改变部分农民依赖“分红”、不思进取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提高其就业能力;改变外来人口所处的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融入工业化社会分工和经济循环过程中,逐步促进广大社区成员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来源: 中国城市化网(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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