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6年1月号)孙立平教授的铺垫，充分说明了基于城乡户籍分割之上的城乡人口实际利益的巨大落差，并可能由此出现的城乡社会断裂的图景，他呼吁，政府要从解决附着于户籍的不同的资源配置、不同的社会保障、不同的公共福利入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在孙教授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发问之后，我们也不免提出了这样的发问:“农村人口城市化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城市化的实质是“化”农民，这是我早已宣言的观点。这种城市化要“化”得起来，毫无疑问，首先是要破除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如果市民和农民是不可改变的“血统”印记，“化”农民又从何说起呢？

于是，有的城市乃至有的省份，都纷纷宣布取消城市和农村的户籍，一律统称“居民户口”，按居住地登记。这固然是好的，但时隔不久，大家又都发现，其实这不是个户口本那么简单的事，而是那个户口本确定的身份所实际能够得到的利益和社会福利。如果教育、卫生、住房、就业、保障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不归于“一体化”，那个所谓的“统一户口”，其实就是一张纸片而已。

再就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财政体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卫生制度、土地制度和住宅制度，如此等等，感到了加快这些领域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以为，这就对了。否则，那个城市化又怎么能够“化”得起来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意蕴丰富、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据我所知，这是党的正式文献中就此论及的最到位的一句话，也是最时新、最权威的一句话。

在一个从计划经济模式脱胎出来的大国里推进城市化，与其说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不如说是要破除那种强化、固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体制变革了，农民“化”起来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无非是“假以时日”的问题。

以体制变革推进城市化，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背景文章：

“城乡二元结构”究竟意味着什么？

■孙立平

在有关的讨论中，人们对户籍制度给予了许多关注。由于过去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公民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事实上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上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同时也限制了公民对于居住地和劳动地点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含义，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本身不是最终的目标。户籍制度改革最终的目标是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这种“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分割和身份歧视。这样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我们所面对的“城乡二元结构”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至少是由这样几个因素构成的。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１９５１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１９５７年政府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１９５８年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９１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１０条第２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

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办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改革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地恶化了。公共设施就更是如此。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

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经进行了２０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

可以说，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就不会消失，户籍制度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

［来源: 《三农中国》（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