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5年6月15日)在有关中国城市化汗牛充栋的论作中，已是许久未能听到如此振聋发聩的呐喊了！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问得好！陶丹先生从中国人多地少这一最大的国情出发，指明了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具全局意义的重大挑战: 养人要保地，可是土地不断为城市所吞噬；然而，持续扩张的城市，却未能养活失去土地的农民。

记得我早在三年前就说过，这批“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群的不断累积，正在加速制造一枚危险的“定时炸弹”，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为此，陶丹断言:“肯定有某个方面出了问题！肯定是城市化出了问题！”他的正面结论令人惊骇:“15年来的这种城市化，不是中国需要的城市化。路走偏了。”

何其酣畅淋漓，又何其鞭辟入里！

城市化和城镇化，总体上是一回事。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镇为主推进城市化，固然有所不同，但无本质区别。根本症结何在？作者倒是另外点到了，即“人为造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当然需要奋起直追；但一旦和市场化脱了节，城市化也就变了味。

怎么解决问题？作者并没有因噎废食。人间正道城市化，不过要把走偏了的城市化再拉回到正道。

正道的城市化，是以转化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为核心的城市化。无论是征用的被动失地，还是进城的主动失地，城市化必然要割断几亿农村人口与土地的传统联系。没有这种割断，农民不可能转化为市民；没有这种割断，农业的振兴、农村的复兴，也无从谈起。

但割断只是转化农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非转化的本身和全部。不抓住农民的转化，却以“见物不见人”的城市建设来取而代之，城市化不出偏差那就怪了！

既然“转化”的正道认清了，那就让我们把心思都用到这方面来吧！体制的“促转”自不待言，更需要政府“埋单”，用“白花花的银子”来支付“促转”的成本，比如说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之类。

人间正道城市化。反过来说，城市化也万万不可走偏方向，要走切实转化农民的“人间正道”！

背景文章：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陶丹

自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两难问题: 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必须有稳定的和一定规模的耕地作为生存的条件；另一方面，现有的耕地及相应的土地管理制度已经很难养活、养好8亿农民，导致大规模的农民涌向城市，寻求“额外”收入。很显然，中国只有走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才能增强对大量农民的承载力和消化力。但城市化进程加快必然会带来城市的扩张和功能的完善与强化，并大量挤占农村土地。

如果城市能够给失地的农民提供充沛的就业机会，如果城市能够让失地农民安息繁衍，如果城市能完全容纳失地农民，那么城市化就会成为一个美妙的帕累托改进。虽然付出了一定的土地代价，但是，城市并没有能力接纳这么多的失地农民，城市本身也面临着沉重的失业压力。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的深层调整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在缩小，产业结构在升级。这种产业升级的结果是对低素质的劳动者的需求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而等比例加快，进城农民工不可能都找到稳定的职业和固定的居所，生养他们的土地仍然是他们最终的保障。于是，中国的城市化与土地的矛盾突显出来，成为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

肯定有某个方面出了问题!肯定是城市化出了问题!15年来的这种城市化，不是中国需要的城市化。路走偏了。

20世纪末，可能是受乡镇经济的启发，中国政府把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为城镇化，基本的思路是就地改造，离土不离乡。在市场经济的初期，这一策略的确很好地解决了农村剩余人口的就业问题，县域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县城的范围不断扩大，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当市场经济发展了10多年后，大城市集约化经济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县域经济不断收缩，建立在县域经济上的城镇化成为无本之木，人员被迫向大城市迁移，超常发展小城镇占用的土地由于很多已经三通一平或者做了其他处理，不再适宜退耕，白白造成资源损失。

在未来的15年内，如果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于1％来增长的话，还将有3—4亿农民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如果让小城镇消化，那得占用多少耕地!大城市的发展方式可以节约用地。而且，城市的本质是公共集聚的产物，对公共资源而言，持有的人越多，效率就越高，回报率就越高。而且，现代市场经济是信息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资源、信息、服务没有因为互联网的产生而分散开，反而向大城市和城市群聚集，往往产业聚集度越高的地方产品竞争力越强。

在城市化道路上，最应该警惕的就是人为造市。靠高投入、拼资源形成的低效率的城市扩张，既无法吸纳剩余农村人口，也无法提高消费能力，只是一个空架子。真正市场化的城市化，绝不仅仅是农民变为居民，而应是农业向非农业的自然迁移，是农民向城市的自然转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强劲动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朝夕之功，中国急不得。

［来源: 《环球财经专选》（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