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16次专题研讨会定的主题很好——“西部大开发：新时代、新格局”。党中央和国务院不失时机推出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是在国内外呈现新变局的背景下，统筹国家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决策，值得认真学习研讨，以利更好贯彻执行。
新格局新在哪里？可以有很多种解读。譬如新发展理念的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落实；又譬如“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举措的强化，大保护和大开发关系的优化，如此等等。但我特别关注的，是其中有关“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实，防范化解推进改革中的重大风险挑战”的论述。因为这不但是理解“新在何处”的一个很好视角，而且本身正是达成“新局面”理想境界的极其重要的“桥和路。”
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讲改革没有意思，我只就大力促成东西部省市区之间的“对口合作”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这是因为支持西部大开发，除了中央要摆上议程，高度重视并通过中央政府给予财力补助，多方面向西部地区配置其他资源以外，组织和推动东部省市区通过多种形式和西部地区开展跨区域“互动合作”，也是一个重大的举措。
对此，我以浙江为例，作一个并非完整和权威的汇报：一是“对口支援”，包括1995年起的援藏，1997年起的援疆，2010年起的援青（海），目的是“助力边疆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二是“对口帮扶”，1996年起与四川、贵州、湖北、吉林四省签订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80个贫困县），现已全面超额完成任务，目的是“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三是“对口合作”，2017年起结对吉林省，目的是“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除此而外，我省还对口支援了四川省广元市的青川县重建。12年前的那场汶川大地震，“汶川、北川、青川”这“三川”属极重灾区，三年间浙江省拿出了一百来个亿，在一片废墟之上帮助重建了一个全新的青川县。另外还有对口帮扶重庆涪陵的三峡移民，等等。
我想说的是，多种多样的对口方式都是好的，也都取得了各自应有的成效。但在今后形成“新格局”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要突出并大力推进“对口合作”这种方式，因为它更适用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前些日子，我有幸参加了一个浙江和对口支援的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合办的高峰论坛。我以一个投资10.88亿元，建设和运营在全世界同类电站中排名第一的青海中控德令哈50MW的光热电站为例，说明了东西部省份开展“对口合作”对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好处。
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件大好事做成？因为我们做到了双方的资源优势，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有机集成！德令哈尽管是高寒地区，但那里的地盘大得很，足以摆得下千千万万的日光镜，而且在那条地形带上，太阳光能和风能的蕴藏量得天独厚。浙江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但浙江有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的资源。双方的资源各有什么特点？德令哈拥有的，都是不可移动、无可替代的资源，土地空间、充足日照——只有在那个纬度上，在那个地理条件下才有这些资源。而浙江的资源都是可以移动的，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哪个都可以南来北往、“东游西逛”。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和可移动的人本资源一结合，世界上最好的光热发电站就冒出来了！
当然，浙青双方的对口支援，绝非仅限于像光热电站这类市场化运作、有经济效益的产业项目。其实大量的投资和援助，还都是体现在那些扶贫、民生和基础设施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2011至2020年间，浙江省共安排援青资金18亿元，实施援建项目276个。这些援建项目的全面实施，极大地改变了海西州的发展面貌，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极大地锻炼了各级干部、密切了党和群众血肉联系，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市场化运作的一个项目，就是投资10.88亿元，且可继续带动当地光电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并有望顺势形成一个光电新能源的研发、配套制造、运营管理、教育培训的产业链。而政府间的投资补助，10年累计才18个亿，也只能解决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拾遗补缺”问题。
怎么才能搞好基于市场化运作的“对口合作”？我的想法是得有三条：
第一，得有“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的思维。
西部地区的发展，或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思路决定出路”。“反弹琵琶是高手，千年功夫在诗外。”我们要跳出援助推合作，跳出投资谋发展，优先和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中央在疫情相对好转之后发了两个很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一个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个文件的核心要义就是十个字：“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开放不但包括对外开放，尤其包括对内开放。当前形势下，中央还特别强调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的良性互动。对西部地区来说，发展尤其要“既见物，更见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就是一句话：“改革到哪里，发展就会到哪里。”对于西部大开发而言，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全面深化改革到哪里，新格局的西部大开发也就会到哪里。”
无论是对口支援还是对口帮扶，体现的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所有的这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是要建立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和前提下。如果不是着眼一阵子而是一辈子、不是着眼短时间的“输血”而是可持续的“造血”，那我们就一定要在产业和经济的对口合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方针。
第二，得有“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合作。
浙江陆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当年又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滩头阵地”，中央政府划拨给各地的人均投入“倒数第一”，凭什么能够在改革开放40年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啊？那还不是抓住市场化的机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带来的！也即张德江书记当年生动描述的：“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
全国这么多地方，别人咋没冒尖就让你浙江“出跳”了呢。追根溯源，那就是浙江的人文优势了。早在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就已经提出了“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思想。加上物质资源禀赋恶劣，反倒逼出了浙江人“背井离乡闯四海、长袖善舞做生意”的能耐。从当年到全国四面八方去摆地摊、开小店、建市场做起，到今天国内第一的淘宝天猫网购和遍布全球的eWTP国际电子商务平台，还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时揭示的“八八战略”，即区域竞合中“特色竞争优势提升发展战略”的精彩演绎。
海西州有什么优势？有地广人稀，土地资源的优势啊；有地大物博，矿产资源的优势啊；有光风充足，清洁能源的优势啊；有大美大景，旅游资源的优势啊；有民族众多，人文资源的优势啊……海西州是“聚宝盆”、德令哈是“金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儿更令人向往的了！暂时的贫穷和落后，那都不是事儿。只要把海西州、德令哈不可移动的土地、矿产、能源、旅游、人文资源优势，以及不可多得的中央倾斜政策高密度富集的政治优势叠加，再和浙江作为“重要窗口”负有一份政治责任的、但是完全可以移动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市场化运作优势，两方面高水平地加以整合、深度融合，就一定能演出一台“后发崛起、赶超发展”的大戏来！
第三，得有双方党政“政治担当、行政责任”的作为。
区域发展在经济、经济发展在产业、产业发展在项目。一个项目搞得好不好，固然有项目本身的经济技术评估问题。但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项目自身之外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也是至为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无数地方和园区，好比江苏的昆山、广东的东莞，他们的那些“植入式产业”的崛起乃至腾飞，其实当地原本并没有什么高端资源，他们只有一条毫无秘密可言的“秘诀”，那就是打造出一个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的一流营商环境。
咱没钱没技术没人才，但咱有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责任感，有发展本地经济的热心肠，那就足够了！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结对省份的有力加持，我们把一切需要当地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条件支撑都做到位，让投资者安心、放心，暖心，那就最大的“作为”了。一旦项目成功，税收和就业就都留在了本地。此外咱还有啥想图的？没有了。
无论哪种“对口”，事实上都会“人事联动”的。做成什么事，背后都有做成事的人。东西部互动合作是要基于市场机制，但事在人为，还要有一批具备市场化和开放思维的党政干部，他们懂得并践行要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着力点，放在敬畏市场、引领市场上，而非藐视市场、干预市场上。
这其中，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诚实守信、履约践诺。对于投资方来说，要确保承诺的投资资金到位；对于引资方来说，要确保承诺的投资环境到位。对口合作和一般的纯市场化投资相比，最大的好处是双方的政府都在为项目的顺利实施“背书”，提供一定意义上的信用保障。真有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冒出来，双方政府还是能做一些协调促进的工作的。但是，无论怎么做工作，还是要讲规矩、守信用，不能无原则地捣糨糊、抹抹平。这最终会影响到地方口碑、营商环境，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口合作是个好路子。在新变局的当下，在各级财政都在减税甚至连银行都在让利的困难条件下，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制度型开放，来扎扎实实地营造出一流的营商环境，从而吸引有实力、有情怀的市场主体，按市场化运行机制来投资兴业，同时党政组织将两地合作中的政治担当和行政责任履行到位。这样的一种“对口合作”方式，一定会对促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