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常突出的直辖市，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重庆主城是特大城市，但她又有大量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三十多个区县城散布在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直辖市的重庆体制下，重庆市长相当于一个中等省的省长加省会城市的市长。既管宏观，更要管微观。既要建设管理城市，又要建设农村。重庆的特殊情况使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更具有典型性，更具有探索示范的作用和意义。

重庆如何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在具体策略上，有六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加快城市化步伐。

重庆城市化的模式是大都市带动城市群和广大农村发展，或者说是大都市连绵带的模式。一个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要带动六七个大城市，带20多个中等城市，带100多个小城市，带广大的农村。这就象一个台庞大的机器，大齿轮、中齿轮、小齿轮相互啮合，相互传动和谐运转。大都市连绵带的特点之一，就是这个区域70%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城市之间交通畅达畅通，产业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我们希望到2020年，重庆的城镇化率达到70%，也就是1000多万农民进城，全市城镇人口2000多万。我们正在推进畅通重庆建设，未来四五年，要修3000多公里高速路、1万多公里高等级路、3万多公里的乡村公路。建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成为国家的内陆地区铁路枢纽，实现“一小时到成都，两小时到贵阳，三小时到西安，四小时到武汉、长沙、昆明，五小时到兰州、郑州，六小时到广州，七小时到北京，八小时到上海”的格局。

第二，加快工业化进程。

去年，重庆工业销售值6500多亿元，今年估计可以达到8000亿元－8500亿元，2012年可能达到1。5万亿元，到2020年可能达到3万亿元以上，形成600万人左右的工业人群和六七百万人的服务业人群，城市就业人口达到1300万左右的规模，基本上能为城市适龄就业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第三，妥善解决好农民工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重庆每年有40万－50万的农民进城，转化为城市就业人群，到2020年时，大体上要转移1000多万人。因此可以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我们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首要的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身份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农民工进城十年、二十年后就成了城市工人。从根本上讲，农民工是我们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现象，也可以说是介于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但是在农民工大规模向城市居民身份转化的特殊阶段，必然就会形成一些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解决好农民工群体的问题，既是最迫切的，也是最能见成效的。因此，我们高度重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包括农民工进城后的创业、就业、居住、子女入学、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权益保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和正在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四，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即使在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重庆仍然有1000万居民生活在农村，因此，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同时，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我们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又一个重点。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主要是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的公共设施两个方面。

国发3号文件明确要求重庆率先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试点。我们将在国家社保部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在全市普遍推进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总的设想是，到2012年，把重庆全市80%以上的农民的养老保险覆盖到位。

所谓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本质上是要把农村教育搞好。重庆农村教育发展比西部或者中西部要快一些，比如，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普九”，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习的比例达到86。5%，高校毛入学率从十年前的8%提高到27%，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转变为超过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学校危旧房改造、农村教师津补贴以及民办教师等问题。到2012年，全市可以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17年可以普及大学教育，高校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

重庆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保证了教育的投入，二是教育投入重点向农村倾斜。重庆确保了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达到ＧＤＰ的4%左右，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比例，主要坚持了三条：第一，在年初预算时，不管是预算内还是预算外都要考虑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20%以上。第二，在财政决算时，财政支出增长往往高出预算，比如预算时可能定了增长12%，但决算时增长了22%，额外增加的10%财政支出，也要按20%的比例用于发展教育。第三，在中央决算时，往往也会将多出来的一块按一定比例切给各个省区市，我们将获得的资金也是按20%左右的比例用于教育。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这三个环节，我们都保持了相同比例支持教育发展，因此教育经费保障相对比较有力。2008年，全市教育经费投入265。6亿元，是2002年的3倍；其中，财政性投入171。6亿元，是2002年的3。3倍。教育总投入和财政性投入的增幅，近几年均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和ＧＤＰ的增幅。

第五，推动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流转。

目前我们在城乡之间的资源要素流转主要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包括两类，一是农业用地的流转，在“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推动农业用地合理流转，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重庆在这方面已经在率先试点推进。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在城乡建设过程中，城市建设用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挂钩。目前城里人一般人均用地100平方米，但农村人均生活用地有250平方米左右。如果农民进城以后，把农村建设用地退出来，恢复为农业用地，1亿农民就会退出2500平方公里，扣除在城里用掉的1000平方公里，就会节约出1500平方公里。所以，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可以盘活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资源，更有利于集约节约用地和保护耕地，也可以推动农民增收致富。重庆在这方面的探索得到家宝总理批准和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农业部等大力支持。去年12月正式挂牌成立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重点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即“地票”的交易。比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农民的宅基地，村落用地复垦为耕地，置换出了建设用地指标，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后发给相应地票，这地票在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交易，用于弥补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不足，这就相当于大城市房地产商的钱转到了农民手中。而那块土地还是农民自己的，只是从建设用地变成了耕地，但从中得到土地增值的收入。如果每年城市有几十亿元资金通过这样的渠道流向农村，那么农民就会逐渐富起来。到目前为止，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已经交易了七八亿元的土地指标。如果今后每年交易二三十亿元，十年时间农村就增加了几百亿元的资金，这不是政府财政补助农村，而是农村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从城市得到的补偿。

总之，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系统推进；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通过数年的努力逐步实现。以上所说这五个方面，是我们立足重庆实际情况的思考，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要推进的重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