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高速增长的经济，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趋势。

从整个90年代来看，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就业岗位。进入新世纪，就业增长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高增长低就业”现象明显。2000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0.8%；2001年GDP增长7.3%，就业增长1.3%；2002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1.0%；2003年GDP增长9.1%，就业增长1.1%。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

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增长时期，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维持了充分就业。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就业应呈正比关系。可为什么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低就业与经济结构相关，这是经济学界的一般认识。但是，回顾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不同在于，工业化的很大部分发生在农村。中国工业化模式特点不仅反映在产业选择上，更主要反映在空间选择上。

农村的就地工业化呈现分散势态。人口稀少之处的工业生产行为，难以支撑第三产业的规模。

健康的经济增长亟须消费需求拉动，消费效率又须依托人口密集的环境。可目前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已使消费主体和人口主体错位于城乡之间。置身这一格局，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对低就业的诘难。

与这一奇异现象密切关联的国家空间政策，已是难以绕开的话题。

高增长低就业缘何产生

对于我国目前出现的高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经济界及相关领域学者，都将之作为十分紧迫的课题加以研究。

从目前来看，我国政策制定者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政策取向，主要是立足于产业政策的调整。经济界主流的看法是，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关键是由于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基于这一认识，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作一番思考：就业问题是不是仅仅关乎到产业政策的问题？在产业结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底层的经济原因？

根据我们最新研究的结果发现，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产业政策问题，对于我国来讲，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大家忽略空间政策问题。

空间政策在这里指的是，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发展不同产业类型的同时，还涉及到空间问题。比如究竟是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农民怎么向城里迁移？经济要素在空间上按一个什么状态来分布？

我们研究的基点是，假设经济其他的特征不变，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如何影响经济的整体效率。而在以前，学界通常是在假设空间要素不变或无差异的前提下，讨论经济制度和产业政策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空间政策对就业问题的影响，很可能比产业政策的影响不小、甚至更大。目前就业和内需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正确的空间政策造成的，亟须从城市规划和空间政策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

分散工业化抑制第三产业成长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空间政策和就业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产业政策上面。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就业不足主要是产业问题。破解就业难题，首先要调整产业结构。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目前产业结构偏重，这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排斥了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我们要采用就业优先的产业政策，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服务业、加工业），并以此来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规模。

但实践表明，我们的就业问题并不能完全是依靠产业结构来解释。像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采取资本密集型取向产业战略，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充分的就业。

那么，为什么我国采用类似的战略就不能够达到充分就业？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同四小龙发展上的不同，不仅仅是在产业政策上，更主要的是在空间政策上，是空间政策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在就业效率上的差异。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脱节，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并没有像其他经济那样进入到城市，而是采用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工业化的模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概20年之内，乡镇企业保持了30%左右的高速增长，有一段时间甚至增长得更快，增长速度达到40%甚至50%。发展到现在，我国农村中的工业部门的产值，已经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大约50%，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我国工业化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农村发生。它表明，我国工业化模式特点不仅反映在产业选择上，更主要地反映在空间选择上。

这种分散的工业化模式是我国和其他国家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产业政策上看，有采用以“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作为增长的国家，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服务业带动增长的国家；有从市场经济直接发展起来的国家，也有像我国这样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国家。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只要进入高速增长，都可以实现就业增加。

而我国在人口空间分布上选择了一条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采用的路，就是上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大量的工业生产的行为发生在农村和广大的人口稀少之处，而不是发生在城市。

根据建设部报告，乡镇企业80%设在村落，12%设在集镇，7%设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绝大多数“点”达不到多数第三产业的“门槛规模”。

第三产业就业的门路一被限制，同样的投资和产出，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了许多，潜在的消费无法形成真实的需求，导致生产的过剩。反映在宏观上就是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尽管生产可以高速增长，但就业却出现严重不足。

“财富空间缩水”导致消费不足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口空间及其他经济要素在空间上分布密度的不同，对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要素分布的密度对需求方面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生产方面的影响。

一个百万富翁在城市里可以有很好的消费，如果他要搬到一个人烟稀少的沙漠上去，他的财富就会变得一钱不值。一个百万富翁的财富在一个鲁宾逊的世界里面是没有价值。而如果在城里，他即使没有100万，只有10万、20万也可以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和很多人共享基础设施，他的消费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我们知道，生产是有效率的，同样，消费也是有效率的。所谓消费效率就是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物品和服务的数量，提高消费效率就是使同样的钱所能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最大化。

例如，在农村，由于消费者住得非常分散，专门为几户人供电成本会非常高。同样的道理，农村的通信、供水、污水处理的成本都会大大高于城市。服务更是如此，无论家电维修、商品配送、还是餐饮、医疗、教育服务，成本都会远远高于城市。

这意味着，同样的钱，在农村只能对应较少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统计意义上相同的财富，在农村和在城市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财富空间缩水（或膨胀）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真实财富取决于消费的效率，而消费的效率是空间密度的函数。这是需求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导致经济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萨伊定律，供给同时产生它的需求，你把100块钱的东西卖给我，同时我就有了100块钱的消费能力，这两个方面一定是对称的，不存在过剩和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却在目前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为什么？关键在于财富价值的“空间缩水”效应，导致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的差异——

生产方面，由于对要素的空间分布不敏感，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分工的效率，比如，组织成各种企业、各种工厂、各种组织，使生产效率提高；

消费方面，其效率则必须依靠空间上的集聚，分摊基础设施的成本，组织高效率的集体消费。如果提高消费的空间组织，落后于提高生产的经济组织，这时就会导致供给过剩。

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均可支配财产乘以人口规模。其中有一个空间成本，如果空间距离太大，同样的钱就没有办法取得相应的消费，人均可支配的真实财富就会缩水。

其结果，必然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过剩，并导致整个经济处于一种持续的疲软状态，就业不足和内需不振随之产生。这正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出口挣来的钱未产生对等消费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却可以依赖供给的高速增长，带动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必须通过国际经济的分工来解释：分散生产使得工业化生产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生产，从而抵消了远离城市的不便（如运输和分工）。

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首先土地便宜，第二劳动力便宜，第三可以通过逃避污染管制和税收管制，减少城市行政管制（工商登记、质量监督等）节省成本，这样就可以把产品的价格压得非常低。在这种条件下，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和中国用如此低的成本来竞争。

所以，中国的出口在国际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从上一个20年发展来看，我国乡镇企业平均下来大概是以约30%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其出口交货值增加比这个速度还要快，达到60%，占产值比重比例已经达到48%，而整个中国工业的出口交货值占产值的比重不到1/4。

可以看出，我国生产增长，不是依靠的国内的消费，而是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之高不仅在大国中是十分罕见的，甚至在出口导向为主的小国中，也是不多见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乡镇企业通过出口，把钱从别人兜里拿过来，搁到自己兜里以后，这个钱怎么花出去呢？

消费与生产对空间的需求不同，消费一定要大家集中在一起才可以有效率，不可能单独给每一个人去提供一个理发店，给每家每户去建一个餐馆，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才能分摊成本。如果人口太分散，提供服务、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当实际消费时，通过出口挣来的钱，并没有在国内产生对等的消费并带动相关的就业。

由于公共设施和服务提供的效率太低，因此，农村居民的许多需求，都是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提供的。这无形中损失了很多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现在，很多建议提出要放开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但实际上，第三产业从来就没有被限制过，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关键是人口的离散分布，使得第三产业发育的成本太高。

因此，除非人口在空间上足够的密集，否则，所有发展第三产业的建议，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靠国际市场拉动潜伏危机

提高人口密度也许并不是提高消费效率的惟一手段，但却是提高消费效率的一个前提。如果大家住得分散，就根本不可能有高效率的消费。

改善人口空间分布是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基础条件。表面上看，我国很多问题都是互不相关的，比如就业问题、内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但在底层，这些问题都是和空间政策相关的。

如果我国继续采用离散分布的空间政策，势必不能产生足够的需求。我国现在的高增长就只能继续依靠国际市场拉动。

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 2004年则攀上80%的历史最高峰。2005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6275亿元，同比增长9.4%，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0245.1亿美元，同比增长23.7%，可以预见，2005年的外贸依存度也是呈现上升的态势。这种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困难，一旦国外消费经济开始下滑、到了市场容纳不了我国这么多出口产品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受到抑制。

实际上，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经济的排挤已经发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实际是把以前对我国和亚洲产品的需求转移到了墨西哥，欧盟的扩大也是如此，新加入的国家，大都可以和我国提供类似的产品。

因此，现在我国就要尽可能多地把需求转向国内。如果把22%对外依存度减少一半，10%转移到国内，我国需求的效率和市场规模可以大大扩大，未来经济可以更多地建立在一种自主增长的基础之上。

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改变目前的空间政策，为提高消费的效率创造条件。

消费主体与人口主体的城乡错位

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一个根本出路就是城市化。但遗憾的是，将就业/再就业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的思路，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好像就业问题纯粹是城里的问题，城市化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关系的问题。

实际上，就业与城市化之间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现在我国消费主体是在城市里，而人口主体却是在农村，长期下来不可能产生足够的需求。这并不是由于农民没有钱。现在有一个统计，如果完全按现金来衡量，目前我国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已经与城里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差不多。

有人计算过，即使农民按照城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候的水平衡量，家用电器等工业品也有一个很大需求空间，会有力地拉动相关工业和就业。但是为什么农村现在拥有电器水平没有达到城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水平？这就是因为“财富的空间缩水”效应在起作用。

但是现在政府是怎么做的呢？不是让农民进城，而是让电力下乡，进行农网改造，使农民有电可用，这样农民可以买电器用。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农民之所以消费水平没有达到同样收入时城里人的水平，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在于他有没有电，而在于他能不能负担这个电。

现在把电拉过去的成本非常高，农网改造投资是靠的城网的收入，就是城里人用电时将电费加价，然后把这部分收入转移到农村去，等于是有点扶贫的性质。但是所有行业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如果农民长期处于离散分布状态，政府扶持只能解决局部问题。

要想把农民的潜在收入变成真实收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改变国家的空间政策，鼓励农民进城、鼓励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如果做到这一点，潜在的需求自然会变成真实的需求。

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的就业差距

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服务业要比我们现在发达得多。

我国现在城市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1/3。日本、韩国在我国这个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都达到2/3甚至3/4。相比之下，说明我国损失了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化发展的机会。这个损失掉的发展机会，实际上也是就业机会的损失。

在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一般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应该是55%左右，而我们只不过是35%左右。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每一个工业人口就业大概带来三个服务业人口的就业，大概是1：3的比例；我国现在勉强达到1：1。

如果这个差异主要是由于空间分布特征不同导致的，那么假设我国工业生产（第二产业）效率完全不变、没有任何增加，仅仅通过空间上的调整，就可以把就业提高一倍——因为只要达到平均水平（工业就业人口与服务就业人口1：3比例），原有两个就业人口马上就会变成四个。

为什么我国没有达到国外类似生产水平下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例？非常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国消费者在空间上分布离散，大量服务都是在农村自我提供，而不是通过社会分工解决。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

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能够做到充分就业、而我国现在经济同样高速发展时却不能？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产业政策方面——无论是重化工优先、还是劳动密集型优先的产业政策，都有高速发展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先例。

    我国和这几个高速发展又实现充分就业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的，而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分离的——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结果积累下来，就是我们与别人在就业上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