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显著拉低CPI，抵偿原材料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对城市居民带来的压力；其次，可以扩大内需。较低的房价，可以避免过度压缩其他消费，拉动装修、家具和家用电器等大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减弱出口和投资可能的衰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第三，可以帮助人民置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第四，满足居民储蓄在高通胀预期下保值的需要，避免前几次通胀都曾出现过的恐慌性购买；第五，可以为大量流动性找到宣泄的渠道。

把钱“蓄”在银行里，并不能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把钱转化到收益更好的项目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同以外汇保值为目的的“中投公司”相比，建立以投资大众住宅为目的的国家住宅基金更为迫切和必要。

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迫使美联储向其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注入规模空前的流动性。这意味着所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都会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任何非实物的资产都不会安全。这一场发源于美国的地震，很可能会在全球引发难以想象的经济海啸。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场海啸中幸存，并率先浮出水面，我们就有可能像当年金融风暴过后那样，以更加强大的姿态，在重组后的全球经济版图中崛起。反之，中国高速成长的经济就会成为昙花一现，搁浅在支离破碎的海滩上，痛苦地等待下一次经济大潮。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将流动性转变为安全的实物资产。放眼所有产业，唯有住宅能够做到这一点。住宅产业既不像石化、汽车、钢铁产业那样需要外部的原料，更不像加工企业那样依赖国际的市场。特别是超长的产品寿命和保值周期，使之成为危机四伏的大海中，少数几个可以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的“孤岛”。10年前，中国经济就是依靠成功的住房制度改革，得以在金融风暴中屹立不倒；今天，大规模的大众住宅建设，作为为数不多能够支持自主增长的“发动机”，同样可以成为失控经济的稳定之“锚”。

特别重要的是，城市流动人口通过住房稳定下来，将对社会稳定起到无可替代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大幅度地降低犯罪，才能确保劳动力成为发展的资产而不是负担，才能使社会的信用体系得以建立。这一点在社会结构转型或经济危机来临时，显得尤为重要。一战后，德国和意大利都是通过大规模工人住宅建设，抑制了超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二战后，西欧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和高速成长。上个世纪初，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曾警告：“是住宅还是革命”。今天，这一警告仍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