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账户的“管制”与“开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规定，资本账户开放不是成员国的一般义务，任何一个主权经济体都有自行决定的权利。资本账户开放也不是我们加入WTO的基本承诺。承诺开放包括银行、保险及有限制的证券业的服务，只是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该国开展相关的服务，并非承诺开放所有的资本账户交易。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80多年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实行不同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其原因是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资本账户开放是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经济全球化成为“华盛顿共识”后发生的，到现在不过40年。
资本帐户开放的“终极目标”是资本跨国流动的完全“自由化”。即不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任何限制或采取可能会影响其交易成本的任何措施，包括歧视性汇率以及数量方面的管控措施，以及歧视性的税收或者补贴等。
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化是不可能的，西方国家也一样。以美国为例：它倒是不限制自身具有优势的资本、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品的跨境流动，但是对中国人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却设置了重重障碍，不少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尝到了苦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资本账户开放”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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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12%，其中65岁以上老年入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8%;均已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老龄社会标准。一方面是老龄人数节节攀升，一方面是养老金缺口渐渐拉大，面对这一尖锐的矛盾，不得不令人担心：当我们进入老年时，谁来为我们养老?
如何实现养老制度的统一性
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被地域分割、身份分割，导致该制度在适用地域和适用对象方面丧失了统一性。这是体制改革过程决定的，与工资制度也有很大关系。
我国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是非集中化，即通过财政分灶吃饭，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但在社会政策领域是不成功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当时搞了两个方案，让地方政府任选一个，导致了养老制度的碎片化。到目前为止，很多省份(直辖市、自治区)连养老金的地市级统筹都没有实现，具体做法上也有不少差别。地区之间不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比例不同，缴费比例不一样、收缴部门也五花八门。有的是税务部门代收，有的是财政部门代收，有的是社会保险机构收缴。
另外，养老保险制度和工资制度有密切联系。如果工资制度本身有问题，养老问题就难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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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住房问题并不像刚才几位领导说的那么复杂。列宁同志讲过：真理都是朴素的。凡是把一个问题说的谁都听不懂的，肯定是想骗人。目前住房问题上的情况是：虽然100％的人都在骂住房政策，但是99％的人都想通过不同形式的房屋投机来取得利益。所以说这个政策就有问题了。目前的住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我说住房政策其实很简单，简单在什么地方？可以从历史上找答案。看看历史上的西方国家，相当于我们目前发展阶段的时候，是以买房为主，还是以租房为主？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和人家现在的情况人比。现在人家都是后工业社会了，我们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这种比法本身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
实际上，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租房比例还要高很多。二战前西方各国的租房比例，大概都在80％以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一半左右。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高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无视存在大量人口流动的情况，推出一个“以买为主”的住房政策，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我们的房改政策越来越走极端。
如果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小平同志80年代初谈住房改革时，还是讲“租售并举”的。小平同志举重若轻，没有讲那么细。他是以自己在法国留学时的印象来设计的：可以买房，也可以租房；自己想盖的话，也可以自己盖房，还可以搞合作建房等等。到现在就剩了一个买房，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我国目前的房地产政策，基本上是一个官商勾结、培养地产大鳄的政策。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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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理顺价格关系，改变价格结构畸形状态，使价格能够大体上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二是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即从政府定价为主，转变为市场定价为主。二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价格改革的本质，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以达到提高效率、节约资源的目的。
中国与其他体制转轨国家的区别是：我们没有简单接受西方学者建议的“休克”疗法，而是根据民众的承受能力，摸索出一条价格改革的“渐进”之路。虽然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的困难和问题，但总体来看，中国的价格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价格改革的过程和基本经验。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价格管理体制
中国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更为严格的“配给制度”则是从1960年的“困难时期”开始实行的，即按人定量，凭票或凭证供应粮食和副食品。中国与其他计划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政府不是默认黑市的存在，而是公开供应一些不要票证，但价格比凭票、证供应高5倍以上的食品和副食品。这样不但解决了有些家庭有钱买不到食品的问题，同时也回笼了部分钞票，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做法后来扩展到其他一些消费品领域，如棉布及其制品、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当时买东西也好，上饭馆吃饭也好，都有两种选择。有“票证”就是低价，没有“票证”就多付钱。同时，农村集市依然存在，除统购统销的谷物、棉花外，其他农副产品可以自由出售。
传统计划时期，中国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的管制也没有前苏联那么严格。原因是中国经济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政府计划控制的能力和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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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第十五期中宏专家面对面。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丁宁宁老师。
丁老师曾任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目前仍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丁老师今天的主讲题目是“对国内房地产政策的回顾与展望”，房地产问题是这次两会最热的议题之一，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而就在两会闭幕的第一天，北京就产生了三个地王。面对着政策向下，房价向上的现状，我们非常迫切地想听听专家的看法。
下面有请丁老师发言。
丁宁宁：
这个事，大家都被媒体给蒙了。怎么说呢？因为搞研究的和搞新闻的本来就不是同一个职业标准。搞研究的得说实话，搞新闻的得抓眼球。其实事情本来是很明白的。总理赌咒发誓，能不能解决房价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要解决房价问题，首先要解决税制改革的遗留问题，也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分级预算制度问题。
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报纸上没有的故事。本人1982年清华毕业后去的国务院，当时国务院里有一个 “吴赵之争”的故事。知道这件事儿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因为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预算制度上，包括房地产问题。赵是谁呢？不说大家也明白，赵紫阳。吴是谁知道吗？有知道的吗？吴是吴波，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吴波同志前两年去世的时候，讣告里都没写这件事，为什么？给改革留面子。当时的争论很激烈，吴波为此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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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迅速下降，国内投资萎缩，大量企业亏损，保持了连续7年高速增长记录的中国经济曾经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在危机面前，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中国总理宣布的投资4万亿元的重点项目建设计划。目前，上述政策、措施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经济从2009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恢复增长，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接近10％。
一、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
对于一个以低端制造品出口为主、出口依存度超过30％的国家，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无疑是非常大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没有超出国际经济学界的预期。但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似乎更为明显。
1、主观上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大，二是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积极响应。
a、以中央财政承担重点项目建设计划中的11800亿元投资为例：2008年四季度紧急下达了第一批1080亿元；2009年分四次（1300亿元、700亿元、800亿元、2000亿元）下达了4800亿元；其余6000亿元在2010年上半年已经基本下达完毕。实际的年度计划安排为：2008年四季度1030亿元，2009年4875亿元，2010年5895亿元。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两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内，所有的11800亿元投资已经下达、计划安排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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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北京代表处的合作研究课题报告发表以后，对我国卫生体制过度市场化改革的批评逐渐被社会主流媒体接受。虽然还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市场化不够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多数学者的意见已经比较一致：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近5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特别是增加了对农民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补贴，没有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医疗问题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保“大病”还是保常见病、多发病？
在政府重视卫生体制改革后，“统筹基金主要支付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账户主要支付门诊医疗费用”的实施办法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其原因，可能是有关部门对改变目前的做法有顾虑，医疗服务机构对此也并不积极。媒体上出现的很多“医改经验”，还是以保大病为主。例如陕西省的煤炭大县神木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东部地区一些地方将职工医疗保险报销上限从20万元提高到30万元等。具体做法上，还是“门诊费用节约归己，大病报销设定起付线”。这种“用经济办法约束小病开支”的做法，明显违反了“预防为主”的医疗原则；而“大病费用由政府尽量包下来”的做法，又容易诱发“小病大治”的道德风险，与前期医疗改革中节约医疗资源的初衷也是矛盾的。
无论从地区还是城乡角度看，我们只是在公共卫生，包括传染病预防领域，开始重视普惠制。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角度讲，只做到公共卫生普惠制是不够的。因为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对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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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宁：
尚清同志在中心树立了很多好的风气，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年轻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情。
一是80年代我跟敬琏、军扩、力群等同志完成“六五总结”以后，赵紫阳总理很欣赏，但不同意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于是就撤版了。我当时想不通，就大发牢骚。尚清同志听到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们那个“六五总结”写的不错，但是咱们做研究的同志也要替领导想一想，白美清说的有道理，要给政府留点儿面子。其实也不只是个面子问题。你们提出了那么多意见，总要给领导留出反思的时间嘛！领导还来不及考虑，你们就捅到社会上去，影响是不好的。我当时听了后觉得很受教益。这个研究报告后来在计委的内部资料上发表了，我又拿给尚清同志看，他说这个做法比较好。尚清同志的这个态度对老中心的同志影响很深，很少有人为了吸引媒体的眼球而频繁出镜。内外有别是一个政府咨询研究机构的立命之本。在中心内部，研究什么，批评谁都可以，即所谓研究无禁区。但是你到外面去，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就要考虑领导的感受。尚清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你要给总理留出反思的时间，不能光是你去反思了。
二是刚才敬琏同志引陈云同志的那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的非常好。不仅如此，尚清同志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把争论的问题推向极端，事后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大肆宣扬。1988年春天，传说小平同志有指示要闯价格关，许多原来反对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同志也开始宣传什么“长痛不如短痛”。马洪同志为此在内部会上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挨了赵紫阳的批评，会后还掉了眼泪。中心的老同志都应该记得这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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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养老“产业”，是6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其原因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借鉴国际养生养老“产业”发展的经验，促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以便更好地解决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
一、老龄化是人类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果说20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是战争的话，那么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老龄化。原因是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下跌导致的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晚婚、独身和养育后代成本的提高。
未来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根据联合国等有关机构近来公布的数字：从2005年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67亿增加到92亿；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1％左右增加到22％；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不到8％增加到16％，80岁以上的老人在2050年将超过4亿。
虽然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养育自身的能力，劳动人口的减少还是会导致经济活力的下降。加之人类预期寿命要比人类预期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快，老龄化给医疗保障体系带来的负担也会不断加重。大批失能老人的护理不仅要占用相当比例的劳动人口，如果处理不当，还会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已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12％，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8%；均已超过了国际上老龄人口的平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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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按时间顺序，我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的战略性挑战可以归纳为四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老龄化。认真地回顾一下过去各项措施的客观效果，展望一下“十二五”以及未来15年的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地确定下一步的政策取向，中国才有可能在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接近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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