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
|
2010-8-28 11:55:00 |
丁宁宁：
尚清同志在中心树立了很多好的风气，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年轻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情。
一是80年代我跟敬琏、军扩、力群等同志完成“六五总结”以后，赵紫阳总理很欣赏，但不同意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于是就撤版了。我当时想不通，就大发牢骚。尚清同志听到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们那个“六五总结”写的不错，但是咱们做研究的同志也要替领导想一想，白美清说的有道理，要给政府留点儿面子。其实也不只是个面子问题。你们提出了那么多意见，总要给领导留出反思的时间嘛！领导还来不及考虑，你们就捅到社会上去，影响是不好的。我当时听了后觉得很受教益。这个研究报告后来在计委的内部资料上发表了，我又拿给尚清同志看，他说这个做法比较好。尚清同志的这个态度对老中心的同志影响很深，很少有人为了吸引媒体的眼球而频繁出镜。内外有别是一个政府咨询研究机构的立命之本。在中心内部，研究什么，批评谁都可以，即所谓研究无禁区。但是你到外面去，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就要考虑领导的感受。尚清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你要给总理留出反思的时间，不能光是你去反思了。
二是刚才敬琏同志引陈云同志的那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的非常好。不仅如此，尚清同志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把争论的问题推向极端，事后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大肆宣扬。1988年春天，传说小平同志有指示要闯价格关，许多原来反对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同志也开始宣传什么“长痛不如短痛”。马洪同志为此在内部会上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挨了赵紫阳的批评，会后还掉了眼泪。中心的老同志都应该记得这件事儿。我当时还在中央党校读博士，听到这个事情就赶回中心，一见到尚清同志，就说价格闯关不行，现在条件不具备……尚清同志说：你不用给我讲道理，我也不赞成什么价格闯关。中国社会是二元结构，情况复杂得多，有些事情苏联能搞我们也不能搞。但意见表达过就行了，不要到处打听小道消息。大概过了不到半年，这件事儿就翻过来了。但尚清同志并没有批评那些跟风的同志，只是对我们这些年轻同志说，你们有时间去看看马洪同志。所以我觉得尚清同志待人特别厚道。不光这件事儿，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三是有人说，作为一个学者，尚清同志不是最优的。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这个人当年有点年轻气盛，学术上很少买过什么人的账。到中央研究室去讨论股份制问题时，根本不屑于和他们辩论，顺手拿起马恩全集翻到多少页，让他们自己看马克思是什么说的。刚才马建堂说，尚清同志带过的博士生不多。他也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有时点拨两句，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80年代中期，想来中心的年轻人很多，递上来不少“晋见”材料。那时候马洪同志很忙，就委托我们来看。其中有一篇用数量经济学方法研究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文章，我看了觉得眼熟，一查是抄袭斯拉法的。为这事儿我还专门请教过李大姐。后来工作之余和尚清同志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件事儿。尚清同志听我侃侃而谈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第一部类循环和消费品再生产的第二部类循环，以及两大部类循环之间的关系，就顺便问了一句：维持这两个循环的关键是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尚清同志微笑着说：劳动力的再生产嘛！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心里自愧不如。
目前学术界对很多问题缺乏反思，而且特别容易走极端。就拿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说，不少经济学家说话也太随便了：外需不行了，那就扩大内需吧。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尚清同志在世的话，肯定不会这样简单地处理问题。你为国外市场生产的低附加值产品，如衣服、鞋子、玩具、家用电器等，国外不要了，国内老百姓能消费得了吗？国内紧缺的城市基础设施、住房等，能够随便从国外进口吗？从结构分析角度讲，外需不可能简单地转化为内需。出口占GDP的比重扩大到目前规模，需要反思的是王建那个“国际大循环”。其实它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有类似的地方，都是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搞积累，时间长了必然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了国内的工业基础，是为了加强国防，不挨打。“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攒了两万多亿美元，放在美国，图的是什么呢？“国际大循环”确实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出口增长得这么快，我们的发展战略难道不应当及时进行调整吗？
发展战略调整同样不能走极端。不能因为出口遇到了困难，就回到原来的模式。长远来看，中国还是要制造业立国，向德国、日本学习。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拿储藏量比较丰富的煤炭来说，中国的人均占有量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人均拥有的淡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6。因此，开拓国际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之一，关键是要处理好三个循环之间的关系。即商品进出口平衡与国内消费品、生产资料的“生产--流通--消费”循环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现在国内不少经济学家成了全球化最积极的吹鼓手，却似乎忘记了：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国家的。现在外汇储备多了，人家两嘴皮一碰，到国外买资产呗！殊不知你到美国想买个破钢厂人家都不卖。我们自己倒是不管什么国计民生，人家买什么都敢卖。其实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完全自由的贸易在国际上并不存在。
98年根据中心领导的安排，我来到了社会发展研究部。我当部长这10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为企业社会责任正名，推动了企业工作环境和劳动者待遇的改善。要是按照原来商务部的说法，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第二就是通过医疗体制改革的研究，推进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其实“医疗改革不成功”这几个字，是中青报给造出来的，原来的报告上并没有这样写。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是不是我们的思想落伍了？过去一直讲内外有别，所以我们的报告都是首先报中央领导。7个报告，压了两个月，变成4个择要，上报之后没有反应。后来经济时报发了，还是没有反应。中青报来人说，我们来发吧，一发就轰动了。政治局要我们把那4个择要每个重印20几份送中央领导。其实早就送过了。因此，我觉得吴老师可能是对的，不找媒体你的话就没人听。可是尚清同志一直要求我们内外有别。我现在都不知道谁对了。现在很多研究报告直接捅到社会上，中央领导就是识货，处理起来也会感到有点儿措手不及。
现在一说社会政策就是给钱，反正政府有钱了。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觉得非常可怕。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要我们给《灾后重建条例（征求意见稿）》提意见。结果发现这个条例里不讲自力更生，不提生产自救。我加上了一遍，又被删掉了。我急了，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后来才加上了。现在不少年轻人认为，我受灾了，就该国家来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自救者，人方救之”的道理。自己放弃了自救的权利，没有了自救的精神，国家给再多的钱也是没有用的。政府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又如社会保障，我一直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搞西方国家那么高的标准。可是现在媒体一炒作，这个标准就上去了，各个省都在比谁的医疗费报销标准高。这根本不是医改的方向。报销的医疗费比你一辈子创造的价值还多，这个体系怎么运转？其实政府只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看病贵”的问题。美国政府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解决吗？怕就怕学者和媒体之间发生“正反馈”，这个国家就完了。
最后说一下住房问题。过去城里是福利分房，现在是所有住房都要商品化。其实住房问题也有两重性：既是商品，也是生活必需品。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真正有能力买商品住房的家庭，不会超过10％。在一定标准内，比如使用面积45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是生活必需品，政府有责任提供，收取较低的租金。不能一说市场经济，政府就什么都不管了。大多数人应当住在有标准限制的公共住宅里，不管是租是买，要能够满足住房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我们现在是土地全部拍卖，几乎所有住房都作为商品房出售。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纵容土地投机。明明宪法里写着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凭什么让地方政府给卖了呢？土地溢价的本质上是地租，地租本身不仅不创造价值，而且还是其他产业的成本。你就是搞银行，它也是你银行的成本。现在我们是工业还没有搞上去，效率还没有搞上去，效率还只是人家日本、德国的多少分之一，先把地租炒那么高，还说不存在泡沫。那你还想工业化，还想现代化吗？
现在有很多事儿，使我深深地感到：尚清同志的精神，尚清同志的学识，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地继承和学习。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