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稳增长扩内需与投融资创新专题论坛”上的发言(厦门，2022.9.9)。

　　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和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感谢会议的邀请，我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发言，题目是“稳增长、扩内需、优结构的有效投资及其机制创新”。几个概念连在一起，简要勾画一下自己的认识。

　　党中央2010年末提出“稳中求进”这个经济工作总基调以来，中国经济是在经历一个下行过程，到现在为止，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引领新常态的“新”早已经非常明朗，就是告别了高速发展状态，要转为“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这个转换应该形成一个“L”型的转换(这是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明确表述的)，这个L型转换后的入“常”还没有达到。要正视当前我们的形势，带有严峻的特征，必须在稳增长的要求之下，着力稳住经济大盘，扭转2021年下半年“三重压力”交织之后又叠加上今年上半年以来疫情冲击造成的低迷局面。考虑到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同比4.8%之后，二季度只有0.4%这样一个表现，上半年合起来仅仅是2.5%的增速，可以说，全年完成两会提出的5.5%左右这个年度引导性目标，已经失去了可能。但我们要积极贯彻稳经济大盘的工作部署和33条政策措施的组合拳，力求下半年对复工复产与抗疫清零的权衡做优化把握，使我们的经济增速比上半年明显提高，为明后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回复合理区间，打下尽可能好的基础。

　　我认为这个合理区间的量值，应该看高到5.5-6%这样一种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这也是为达到中央给出的2035“再翻一番”远景目标，在我们“十四五”期间应该形成的保障速度水平——要力求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这就特别需要在稳增长的努力之中，贯彻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优化结构的方针要领。

　　扩大内需，首先是总量扩张政策导向下的“需求管理”，同时要牢记中央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经济现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结构失衡，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针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线，衔接短期的扩张与中长期的结构优化，在抵御疫情、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等等这些困扰和不良影响的同时，也特别注重优化“供给管理”，校正我们主观上出现的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坚定不移地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把扩大内需和优化结构结合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相结合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之中，既冲抵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又为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长，形成可持续的后劲支撑。这样的通盘考虑之下，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中央已经明确表述的“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及其机制的优化。我愿意在此给出研讨中自己形成的六个方面基本认识。

　　第一条，是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虽然这两者都是扩大内需的组成部分，属于所谓“三驾马车”的之一、之二，都需要挖掘它们的潜力，但是从整个经济运行来说，投资却是源头——有投资才有就业，有收入，有扩大与升级的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消费，也才有作为第三驾马车的净出口。认为调动我国14亿人的消费潜力，中国的经济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我愿意比较直率地说，这样的看法是陷入认识误区的。如果我们不抓好有效投资而只讲刺激和扩大消费，消费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样一种在政策取向上的认识误区，在实践中会很容易引致所谓“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这是有过非常典型的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教训的。

　　第二点，我的看法是投资加上其“有效性”，才能成就它的“关键作用”。投资虽然非常重要——我前面已强调它是整个再生产的源头，有关键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如果它无效了，那么就将是一种浪费损失。在这个表述上引述我很小时候就记得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种无效投资造成的浪费损失，毛主席曾经把它和贪污一道并称为极大的犯罪。我们要高度重视投资的有效性。在政府牵头安排的项目群中，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大方向与力度的安排、具体项目的选择(这涉及我们这些年反复强调的可研、绩效的事前评估)，以及项目资金的管理，施工质量的监理，以及运营、保养、维护——这些是在竣工之后仍然要延续的管理工作，等等这一系列环节，来实现它的有效性。这个具体的“绩效”概念之下，其实就涉及我前面所说各个环节连在一起、系统工程式的一个管控体系——我们在这方面，曾经专门写过论文，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把所有这些环节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掌握在一起，特别适合于我们现在所说，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来在特殊情况之下，要加大有效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优化。另外，还有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企业投资方面要特别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将“取势、明道、精术、择时”这些要领相结合，使企业在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中间，能够经受市场考验和检验，来实现企业投资的有效性。当然，宏观上就必须努力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强调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我要说的第三个观点，是现阶段政府牵头安排的投资，在“有效投资”概念之下应该称为“关键的关键”。有效投资是关键，而在现阶段，经济低迷，企业信心不足，预期不好，政府投资的启动、拉动、引领和辐射作用，就非常重要。我愿意把它更直观地强调为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在学术讨论上，我们可以援引凯恩斯革命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提出者——凯恩斯本人他曾经在《通论》里甚至说到，在经济低迷、经济萧条的阶段上，如果政府来做出一种折腾式的事情(他举的极端的例子，是说把一些钞票埋到地底下多少米，然后再把它们挖出来)，看起来是无用功，但他说即使是这样，也比政府什么事都不做要更好。当然这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意思就是在这种低迷阶段，企业的投资已不可能产生多么大的支撑作用，非常需要政府作用的特定发挥。企业的投资低迷状态，当然需要扭转，但是你不可能“马不饮水强按头”，用行政手段逼着企业对一个个项目怎么投资，怎么取得贷款去做事儿，那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必须由政府发力托高景气水平来引领这个局面。

　　第四点，是政府的投资首先要特别注重的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适当超前，应该总结为一种发展的规律。我们早已经写了这方面的论文公开发表。在现实生活中，这有争议，时间关系，我只能以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解放生产力，原来的基础设施明显形成了瓶颈制约，航空港(机场)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北京的“首都机场”概念，从它原来的航站楼开始，有T1、T2、T3之说，首先是T1的改造升级，以后发现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又有T2;有了T2还不行，没几年就跟不上社会需要，还有了T3。有T3以后怎么样呢?还是没有能够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下大的决心，又搞了大兴机场(是800亿元以上的投资)。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二三十年里有几轮的扩建，不能一下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到位吗?实话实说，当时就是力有不逮：国家在种种的现实条件之下，凑一笔钱把T1改进了以后，再能建出一个T2，已经非常不容易，但如果假设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更好的机制，把T2和T3两步并作一步建出来，其实从整个时间长河来看，是更合算的，绩效水平是更高的，施工力量不必两次进场，征地不必搞两次，很多的沉没成本、固定成本可以更好地得到控制。这样一个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把这种扩建升级做得时间上非常频繁的情况，是体现着当时的种种制约条件合成的一个结果。这些年，综合国力提升了，我们的机制创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政府可以把自己体外的资金拉过来，使民间的资金跟政府合作一起做这种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境界就不一样了。

　　我再举个例子，这个“适当超前”在中国的高速路建设上面，曾经有过争议。有的批评者说，中国的中西部建出的高速路，你看上面跑的车很少，甚至空空荡荡，说明我们的高速路建设过于超前了，有批评之意，有的批评者还说得非常上纲上线，把这对接到浪费损失概念上了。我不同意这样一个看法。总体来说，中国高速公路的路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亮点，它有建设过程中“必须成网”的客观需要，因为它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高速路成网的密度状态，在工商业发达的沿海应该比较密集，在中部再到西部，根据情况它可以比较稀疏，但首先一定要成网——最欠发达的地方，也必须把这个网络给它连上去。它在建设安排上的超前性，表现为一句政府和老百姓都认同的话：“要想富先修路”。要想控制和调节中国的区域差异，促进共同富裕，中西部(哪怕穷乡僻壤)的这个路网，首先就要在大面上覆盖它——那么相关建设一开始的表现，还必然有一定的超前特征：路通了，跑的车辆不多，那么可以设想一下，这时候西部这个路网能够覆盖的区域内，首先是外部一些工商业发达地方的一些主体，他们开车进去收购土特产品然后再卖出来，货畅其流，地尽其力，跟着的还有人尽其才：当这种事情开展起来以后，西部的一些所谓的能人，他们会首先接受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意识，自己来租车，也做这种收购本地土特产后卖出去的经济活动，完成“原始积累”以后还会自己买车，后来还会发展车队，还会在发展过程中促进自己家乡的产业得到发展。这个过程，就是先修路引出的后来的“致富”过程。这样一个超前性，非常值得总结和进一步认识。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太超前，说一个高速路一定要做成多么宽，双向六车道、八车道，这个还得要因地制宜，适当考虑。而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考察下来，这种超前的情况比较少，往往还是提前量不够。中国一开始最有影响的北方高速公路是沈大路，运行了一两年以后，原来有人所说的盲目照抄西方、中国还很欠发达有什么必要花这么多钱建高速路的说法，已经被赞扬声压下去了，社会上感受到高速路带来高效率，但是很快发现双向四车道不够用了。当时没有经验，不得已把这条路封住，施工力量重新进场把它加宽，结果一年多的施工期，老百姓的反应更加不好，认为你政府没把事情做漂亮。再往后，咱们南方的沪宁路不是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吗?建成没多长时间，发现高速路高速不起来了，上去的车太多，那怎么办呢?不敢把整个路封住以后重新施工，变成了单边施工，一段一段专门控制着加宽，在另外一边按照时间段顺序换向放行，来维持着把整个改造工程完成。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但至少整个道路没有被封死。这都是可提到的我们最主要的教训。往前看，中央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适当超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是在我们中国已经有的一系列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指导要领。

　　再有第五条，我想谈的是政府可做的有效投资的选项，其实在我们中国俯拾皆是，当下应该抓住时机更积极地来做这些事情。这方面也是有明显争议的：有的学者说中国的投资已经基本饱和，说地方那么多的专项债，甚至有很多地方反映找不着合适的项目了——我认为这些是表面现象，项目准备不足，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可做的投资项目很难寻找了。我自己这几年反复地说，中国以有效投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再加上其机制创新，可选的这些项目可称俯拾皆是，就是无论在中心区域，还是在农村、欠发达的区域，我们都有非常多可选的对应事项。

　　我简单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中央非常强调的“新基建”，一定要抓住不放。数字经济的发展，是硅谷带出来的全球创新潮流，中国在这方面前些年追赶上有成绩，也有遗憾，现在对数字经济平台中央明确地说要完成整改，应该赶快抓住中央这个精神推出一批“绿灯案例”项目，这方面的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与以后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是非抓住不可的。而新基建一定会带出跟它配套的老基建，试想一个一个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产业互联网所需的不动产形式的这些硬件，集中布置区域它所要配套的是什么?老基建的所有要素，一样都不能少：道路、桥梁、供电、供暖、上下水，人气上来以后的住宅、医院、学校，还有绿化，还要配所有的公用设施……新老基建一定是要互相呼应着来建设发展的。这又对应到，如果从国土开发规划来说，中央政治局已经非常明确强调的“城市群”建设。这些是政府牵头必须做好的事情。

　　——第二个例子，就说说我在很多场合特别强调的我国中心城市、中心区域的轨道交通建设。北京、上海看起来已是现代气息十足，高楼大厦林立，但是机动车的运行状态跟纽约、东京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为什么会这样?你查一下数据，纽约、东京机动车的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为什么不用限购、限入、限号?北京机动车的购买已是国际笑话，到了几千个号中摇中一个，那有什么现代化的气息呢?不能光看北京的城市面貌到处是高楼大厦，跟曼哈顿看起来一样，实际上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的差距，在公共交通体系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别的解决出路：天文数字的资源必须砸到地底下去，在这样的中心区域，必须加快建造轨道交通网，中心区域为平原就是地铁，四通八达、密度足够才行，到了郊区可以减少成本，让它在地面上成为轻轨——这种国际经验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几十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无一例外要赶快建这种公共交通体系的轨道交通网。现在对各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情况，就知道堵车是越来越严重，对塞车堵车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要买机动车，但是在中心区域他们通常的通勤形式和他们的用车形式是什么呢?纽约东京的情形是，车可以买，但人们买了以后主要是周末和节假日往外开，去享受生活，政府根本就不用限制他怎么买车。通常上下班的通勤族，如果住在郊区，自己把车开到政府规划好的这个轨道交通网的各个节点上(一般都有平价停车场)，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首选的还是这种通勤形式，并行不悖地形成一个现代化社会总体的出行状态。我们缺少这个条件建设，需要以有效投资来打造出它的硬件，形成公交的基础。可以说，在小一些的城市来看，中外的对比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曾经做过访问学者的匹兹堡，“大匹兹堡区”概念只有38万人，但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去匹兹堡就发现，它已经有地铁的干道。我后来去过德累斯顿，那里本地的人口也只有几十万人，但是它的轨道交通的密度，看起来给人印象十分深刻，比北京的轨道交通网密度要高得多，非常便捷。这些是我们必须看清楚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要以有效投资解决的一种瓶颈问题。

　　——第三个跟着要说的，是这种轨道交通网各个节点上的平价停车场、必要的停车位的匹配，是绝对不可少的。我们现在在北京、在其他一些城市，反其道而行之：经济社会发展了，这种停车场、停车位却越来越紧张，北京原来没有画禁停标志的路边，几乎全都画上黄色的禁停标记线，包括郊外的郊野公园旁边，也都是禁停，这是干嘛呢?跟老百姓过不去?北京最典型的平安大道，这么多年了，人气上不来，是什么道理?当年作为一个特别的标杆式工程，所有匹配的要素都是最高档的，两边的门店、铺面的设计是雕梁画栋，第一批的路灯是宫灯式的，但就是在两边，没有设计规划停车位、停车场，结果这么多年来，机动车在两边停不下来，所以两边店铺的人气就是上不来，嗷嗷叫也没有用。那现在怎么办?必须建立体的停车位，就像北京市公安局，在前门旁边，它不得已先搞的立体停车位，后来潘家园的市场很红火，它也搞了立体停车位——它们的立体水平不高，最高三层。我听到企业说，早已经开发出来的建设方案，是地上、地下共十层，车辆如从最高层、最底层调到路面开走，50秒之内解决问题。有效供给就在这儿了，政府的规划必须在这方面趁着现在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以有效投资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说，全中国粗粗算，大概缺五千万个停车位，后来又说不止五千万个了。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停车位假定十万元投资(其实可能打不住，因为它要立体化，还要配充电桩)，就按十万元算，千头万绪的事情里的这么一件事，需要多少投资?那就是五万亿的规模，比当年“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的绝对量还要大呢，这还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还有我点到为止说一下：海绵城市要不要建设?别无选择必须建设。郑州说花了几百亿搞海绵城市建设，结果去年的大雨后，发现不能经受考验，要赶快总结经验教训，没有别的选择，一定要把这个海绵城市做到位。地下综合管廊怎么样?现代社会这个设计规划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说，应该由有关管理部门首先明确规定：所有的新区，不按综合管廊设计，不许开工建设;老区那没有办法，只好以后慢慢再往回找。看起来大量的资源投入，在数据方面超出原来的经验，但都是有必要的，我们也有条件：中国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基本的技术力量，有基本的管理力量，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做得更积极更到位?这些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针对现实问题掌握的有效投资项目例子。

　　——再比如乡村振兴，这显然关系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中国大地上跟它相关的特色小镇，是不是应该积极开发建设?不能光看某些地方出了一些不良案例，就否定这个概念。你怎么不看看很多那些做得很好的特色小镇呢?比如浙江在这方面可圈可点(我去过一些现场)，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好的案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能因噎废食，小孩子、洗澡水不能一起泼出去。还有在“冷链”建设方面，显然从农村的地头、田头，怎样把这些生鲜的农产品保鲜地运到城市，进入五星级饭店，进入餐馆，进入老百姓的家庭，这个冷链需要不需要冷库建设?显然需要政府规划上先把这些投资安排的事情做好。

　　——再举个例子，跟老百姓现在的切身感受息息相关、连在一起的“老旧小区改造”，在全中国，这些工作量相当可观。比如在北京，我自己住的住宅区，十几年前入住的时候，五层的楼不配电梯，大家认为天经地义，现在不行了：人口老龄化，生活水平提高，认为这种楼必须加装电梯。那么加装电梯怎么解决?技术方案上非常简单，一个玻璃筒子似的东西加上去，听说也就二十万元上下，以后可能成本还能压低。但是前些时候雷声大雨点小，说很多地方第一层的住户不同意，要100%同意才能施工，那就没办法了，现在已经松动了，80%以上的用户同意——当然，还得考虑怎么样安抚一层。这些事情都有可总结经验之处，都应该积极地去做，这对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扩大内需、优化结构等等，就是天然合在一起的。

　　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多说了。这样一些可做的事情，结合着大家现在关心的养老、职业教育、生态优化、农村工进城落户要配上的一些硬件条件，不仅大城市很多中等城市要积极做的事情——比如保障房、长租房、共有产权房建设，都应该纳入这种有效投资的考虑。

　　再有第六个大的方面，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这些有效投资的有效性，和它们绩效水平的提高，一定要紧紧抓住机制创新。我们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2014年以后有发改委和财政部，按照李克强总理要求作为创新的重中之重来做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方面有波浪式的发展，大发展以后稳了两年三年，现在政治局再次强调，加快推进PPP创新，方向非常清楚，思路非常明确，机制创新里也有很多的经验——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宝贵的经验。这个PPP，它就是一个在有效投资方面把政府、企业和专业团队的相对优势合在一起、“1+1+1>3”的一个绩效提升机制。直观上看，首先是个“融资模式”创新，政府钱不够，可以把体外的钱拉过来，而且是数倍于政府自己的钱，做这种重要的举足轻重的投资项目，比如机场的扩建、新建。在融资模式后面，特别值得看重的，也是财政部领导一开始就强调、我们作为研究者一直在说的，它更带有深远意义的，是“管理模式”的创新：融资方面固然是解决了政府力所不及的问题，而在管理模式、绩效提升上，更是解决政府说了多年的我们动用公共资源怎样提升综合绩效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在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这些建设项目都以这种机制创新来做，那合在一起的，就是现代国家治理概念之下“治理模式”的创新。这么多的项目，各个地方的项目群，结合着国土开发，是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政府和企业、专业团队所有的潜力和积极性，合在一起，提升绩效，当然是促进我们“现代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政策性的贴息、信用担保，也已经有了多年的探索，也是一个放大机制：政府少花钱多办事儿，这种经验合在一起，就是必须有财政资金作为后盾，但财政资金是以政策性资金来对接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产生放大效应。一个PPP项目政府天然就是不想“一股独大”，它的持股就是小头儿。如要做财政贴息的话，财政贴息那几个点，它反过来的倒数，是它整个资金规模放大的倍数。咱们2020年的财政贴息，是在抗疫特别国债拿到的资金中以两千亿元，直达地方和基层，形成优惠贷款去解决小微企业怎么活下来、通过活下来以后支撑中国的就业这样的重大问题(如果贴5个百分点解决问题，5%的倒数为20，即是以5%的政府财力引致了100%规模的信贷资金去帮助支持对象)，这里面的乘数放大效应，非常值得我们看重和继续总结它的经验。这个创新空间是大有可为的。

　　所以，总体来说，像PPP和财政贴息这种机制，结合着有效投资，是扩内需，优结构，惠民生，而且给企业更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也在催生和倒逼中国的法治化。PPP是非常典型的法治建设催化剂，你如果没有法治化的保证，怎么能让企业自愿跟政府签字，一做15年，25年，35年，甚至50年以上的投资和运营合作呢?一定要坚定不移做好“全面依法治国”轨道上的法治化水平提升。以后这样的可持续的创新，也是天然地让大家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像PPP，它每一个具体的项目公司，叫做特殊目的载体SPV——这是直译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特殊项目公司，它就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国有的股，非国有的股，政府的和企业的股，合在一起，哪怕是政府跟国有企业合作，它的子项目、滚动开发项目，也可以积极吸收民营企业跟着进来参股、持股——这种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企业间关系，并不是国有和民营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共存共荣共同发展，一直走向符合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望实现的那样一个现代化境界。这样的一些积极的效应，都可以结合在我们当下考虑的稳增长、扩内需，再对接到中长期一系列优结构、提升发展后劲最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过程中。

　　我的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