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的演讲，我主要从宏观经济基本的走势说起，再谈一下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以及稍对汽车行业谈一些基本看法。

　　我简要汇报一下认识框架：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战略目标就是怎么样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系。从2011年开始，我们是告别了高速发展阶段。2010年的两位数增长局面，就是中国经济起飞以后，高速增长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2010年后中央提出“稳中求进”，需完成经济“引领新常态”，在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现“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中央要求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以扩大内需反周期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跨周期相统筹结合，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L型转换”后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经济增速在2011—2012年速度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地方和企业在经受阵痛的过程当中寻求怎样提高发展质量，走集约化发展之路。再往后有3年时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这一年报出来的是6.9%，而这个时候中央的决策已经明确说战略方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以制度创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当然一定还得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创新，这样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战略方针以后，伴随着扩大内需、反周期，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3年时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整个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使经济过程取得了预期的绩效结果。如果说这三年时间段已经中期化了，应该趁势确认L型转换，但是不期而来的中美关系交恶把这个过程打断了，一开始的贸易战迅速演变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有擦枪走火热战的风险。原来的增长速度底线被击穿，到2019年只有6.1%，再跟着是三年疫情，又使经济运行继续往下进入低迷状态，2020—2021年两年复合平平均增长速度统计局公布的是5.2%，2022和2023年两年统计局没有直接说，但是按照两年复合增长速度来看是比4.1%多一点。

　　这两年的4%出头的正增长速度显然已经滑出了中央所提出的合理运行的区间，已经不是中高速了。中央从来没有说过中高速的量值区间，但是我们认为5%可能是中高速的下限。经济学界研究的众多成果，对潜在经济增长一般都看到5%—6%的区间。我们客观的成长性是应该能支撑这个发展过程的，关键就是主观努力怎么样，能不能够调动我们的潜力，而调动潜力一定要有高水平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改革深水区的实质性攻坚克难。

　　从宏观经济指标看，今年上半年增速达到了5%，但是大家仍然感觉困难重重，市场上面的微观感受和宏观的数据形成了温差。这是因为一季度还同比增长5.3%，二季度就只有4.7%，6月份的苗头是较明显往下，投资和消费都不行，7月份有点校正，但是与8月份的已有感受合在一起并没有明显向好。我们要密切跟踪现在的运行态势，看看怎么样来争取全年增速达到5%或以上，从而能进入这个L型转换平台的上面。

　　从中长期来看，主观努力方面，我们贯彻中央全会的改革是关键。客观方面，中国的整个成长过程和现代化，确实有一个特大规模经济体的巨国模型特征，别的经济体和中国无法同日而语。我们的人口现在毕竟是14.3亿，美国只有3.3亿，连我们零头都不到，印度人口追上了我们，但是其他条件比我们差出很远。中国已经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基础，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工业化之路，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接下来，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不断缩小和强国的差距，继续乘势往上发展。

　　跟工业化伴随着的是城镇化，一定要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我的分析是中国的工业化现在是走在从中期到中后期和后期的转变过程中，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亮点，同时也有严峻的挑战，上有打压，下有追击，如果没有在一个时间窗口里面升级发展冲上去，我们会在中间被憋死。而城镇化绝对不能看城镇常住人口化率65%出头，最新数据已是66%，中国的特色是长期存在着“城乡分治”的经济体，户籍城镇人口是多少？也就是47%。目前农民工及其家属稳定类城市常住人口的有接近3亿人，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一定要补，后面几十年还要准备有另外3亿人陆续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的成长性、客观条件支持的韧性，极具回旋余地，在种种不确定性和困难挑战存在的同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是可成立的确定性。

　　当然，我们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发展经济，更多的是主观努力必须跟上，做好“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代表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二十大以后，包括三中全会的要求，是要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已经有了几百年发展基础的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则体系对接，这叫制度型的全面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开放。

　　改革开放后面还有科技创新最前沿的高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所有的行业合在一起就是“数实融合”。高科技前沿领域里面更多的实务，就是紧紧抓住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必须在“数实融合”的赛道上面抓住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法治化的民主化，这个任重道远，但是无可回避，没有别的选择。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开放）、信息化（创新、高科技化）、法治民主化，六个概念合在一起往前看，中国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同时，还有一个确定性，只要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还有可观的成长性、韧性、回旋余地和潜力空间。

　　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处理好外部的关系。比如中美关系，大家已经注意到现在对外的口径高度一致，我们绝不脱钩断链，美国讲竞争为第一位我们都不同意，这是官方现在的标准口径，要承认双方有共同利益，整个世界容得下中美两国一起发展，掌控分歧，防止误判。实质就是要在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千方百计争取中美关系斗而不破。

　　怎么掌握好？中央全会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什么“谁进谁退”选择问题，在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形式股份制框架之下，使各种经济成分在混合所有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国和民谁进谁退那是伪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领导人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强调四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龙头，改革是“最大红利”之所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间，多年前就强调制度高于技术，在追赶的过程中，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可以使我们有一段时间取得超常规发展，但是制度要跟随，如果制度的攻坚克难过不去，到一定程度就失速，要变成后发劣势。我们这些年改革的步履维艰，实际上就跟这个有关。三中全会已经有明确的要求，要自觉地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就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的可行配套方案，动真格啃硬骨头。

　　第二个视角是科技，我们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得正视差距。多少年前，我们中国的儿童玩具生产已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85%以上了，但到现在本土都没有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说起来还是国外的芭比娃娃、乐高积木。什么时候中国本土能有自己叫得响的本土品牌，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苹果手机风靡全球，但是大量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本土加工生产的，我去看过郑州富士康的厂区，若干年前就已经容纳30万人以上的就业，现在说富士康已经在往外撤出，但是最新的消息是又要在郑州建新工厂。

　　无论这样的变化具体案例会怎么样，中国总体而言在继续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产能来加入国际竞争的同时，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本土制造创新力竞争力怎么样往上走的问题，确立起我们叫得响的品牌，进行市场扩展，取得高收益。实际上，如到了这个境界，我们就可以腾笼换鸟，把中间的加工往外放。我们已经看到有这样的例子，若干年前，广汽主要靠日本合资，市场口碑很好，但是自己干的是中间的低收益的活，后来他们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努力，形成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广汽传褀每年都能出货几十万辆。有了这样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他们现在要把新工厂建到泰国，以一个升级版的跨国公司架构，牢牢掌握微笑曲线左右两端高收益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

　　所以说，落实到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们必须要以追赶-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组合搭配，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乘数放大作用。必须义无反顾加入“人工智能+”的创新大潮、竞争洪流，以“数实融合”的前沿“头部平台”拉起专精特新集群和全产业链的升级发展，改变中国主要产能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上的位置。

　　第三个视角是管理，落实到“细节决定成败”的管理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务实保障，具备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取向下的企业决策与经营管理的高水平，以及宏观治理的现代化高水平，才能不断使新质生产力的运行与正面效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最后一个视角是观念，冲破既得利益阻碍和惰性约束的思想解放观念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行军，我们亟需更好掌握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推进“思想再解放”，进而带出改革更深化、科技更振兴、管理工作更抓实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