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形势]力戒经济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
2018/12/27 9:56:00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精神非常丰富,直接呼应社会感受,鲜明地指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又再次充分肯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宏观政策方面,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

  我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当下主要是处理怎么松的问题,里面显然含有扩大内需、增加有效投资、支持消费潜力释放的政策意图。接下来,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意图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问题,其实质要求,是对自己所处的特定辖区、特定行业、特定市场领域,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需要认清相关的结构性失衡与偏差,有针对性地加以校正,促进高质量升级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这必定要求实事求是地形成定制化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方案,避免形式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产生的种种偏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仍然面临反弹回潮压力;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顽固不化,出现了新的变种。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发文,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工作,其中针对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克服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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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中国有效投资从空间还相当可观
2018/12/26 9:58:00
 

  当下的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刚刚觉得中美贸易摩擦“打打停停”中是停一下、缓和一下,今天一早却又听到了很有冲击力的消息,华为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拘留,而且明确地说美国方面要求引渡过去,非常有冲击力。这种不确定性下,我们考虑下一个年度,我同意前面专家说到的,经济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在引导性的目标上,提“6%以上”,我是认同的,经过努力以后,也很有可能达到在6%以上。今年三季度落到6.5%,1-9月份总计还是6.7%,全年完成今年的“6.5%左右”目标还是大概率,明年再往下,提6%或6%以上,我觉得从现在来看比较合适。关键是在这种变化中,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要赶快着手组织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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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乡村振兴和县镇金融发展中的政策性融资
2018/12/7 11:08:00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乡村振兴和县镇经济的金融支持仍面临的供需匹配问题,考察了创新发展中实现对乡村振兴和县镇经济可持续金融支持的两条路径,从不同角度列举了两个政策性融资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指出了当前对乡村振兴和县镇经济实施以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融资支持所必须重视的四条基本要领。

  十九大后,按照中央指导精神,乡村振兴、以及金融如何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得到了各方高度重视。县镇的金融发展是为县镇经济服务的,在县镇经济中,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多种产业对接着基层“乡村振兴”,并在现实问题中密切关联着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一系列概念,被决策层和有关部门反复强调。

  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是具有鲜明政策色彩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活动,大多可以归入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中。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应该和商业性金融体系一起,放在现代化的战略层面上,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工程。金融领域的双轨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无法消除的,与此类似,不动产、房地产领域里的双轨制,也是很清晰的:住房的供给必须有保障房托底,又必须有与市场直接对接的商品房,保障房和商品房的融资不能混为一谈,金融业在这个领域里是具有双轨制特征的。同样,在乡村振兴与县镇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方面,双轨制特点也非常鲜明。

  一、当前乡村与县镇金融仍然面临着多年存在的供需不匹配及相关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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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个税改革在2018迈出关键一步
2018/10/29 10:18:00
 

    在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向上,2018年,中国迈出了关键而重要的一步。通过个人所得税税法的修订,在个人所得税的制度框架里,加入综合的制度安排,既包括牵动社会各个层面普遍关注的个税起征点上调,也包括议论多年的专项扣除。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个税原来在制度规定方面的缺陷逐渐显现。比如,个税起征点没有随物价指数变化的调整机制;没有对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子女教育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租金支出、赡养老人支出等项目做专项扣除,影响了税负与家庭实际负担能力的对应性。另外,征管模式和体系不健全,总体而言落后于时代发展客观要求和税收征管的国际经验。
  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是十分典型的直接税,即属于税收负担不可以转嫁、谁交了就是谁承担的税种。在发挥筹集政府财政收入作用的同时,还更多地具有定向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防抑两极分化等再分配功能。中国改革开放40年,居民收入在不断增加,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客观上迫切需要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更好、更有效地充当再分配手段,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2018年个税改革将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至5000元,很多人认为偏低,应该提高到7000元甚至是10000元。个税起征点实际上是“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通俗说法,是考虑了保障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后作出的税基标准。人们容易有一种认识:提高起征点,个税改革的全部或者是部分最为关键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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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中国增长空间仍居世界各经济体第一
2017/2/21 17:25:00
 

    新常态标志的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在演变过程中的阶段转换。它的“新”大家已经清楚,但是这个“常”还没有实现。我们已经确切无疑地告别了GDP年均增长水平达到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两位数的发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0年中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
  中高速增长新阶段的到来,其实符合一般经济体从世界范围来看的发展规律。中国在前几年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各个经济体总体来说和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的增长速度状态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国也是合乎逻辑地转到了中高速。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观的现象。
  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把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的结构,就是中产阶层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多么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层一定会按照成长的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提高中高速增长质量的平台上。这个增长平台对接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一直延伸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上。
  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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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中国财税配套改革进展及推进建议
2016/11/11 16:34:00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实施期,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这个财税配套改革是为全局服务的,是要解决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财政制度的支撑问题,是聚焦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样一个制度供给问题。但时至目前,我们不得不指出:和三中全会以及政治局审批通过的配套改革方案所规定的时间表相比较,现在进度已经滞后了,实际的推进和时间表要求是不匹配的。
  一、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搭建的必然要素
  把中国的探索放到整个全球各个经济体发展经验里,可以得出的一个共性的认识,即: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那么它的基本要领是什么?就是在国家的政权体系得到“权为民所赋”的这个合法性之后(在中国就是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赋权给政府,代表人民把公共权力交给执政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权,跟着要有一级合理的事权,后面跟着要有一级合理的财权--财权里最关键的是稳定的、法定的税收,也就是它的税基,而广义的税基当然也包括税外的收入,即包括各种各样必要的收费,以及其他非税收入。
  “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搭建时环环相扣的必然要素,这七个“一级”必须解决“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问题,并要求后面必须再跟上自上而下为主的转移支付。整个财税体系的运行,这些要素一个都不可缺少,但是相互间自有它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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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如何平稳度过“去产能”的阵痛期
2016/8/29 10:41:00
 
    现在“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成为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关注的热词。其中,因“去产能”造成的改革阵痛令企业产生的悲观情绪,受到很多关注,我愿意就此谈谈我的理解:
  必须做好经历阵痛的准备
  改革开放走了三十几年,所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摆在眼前,确实已经形成了超常规发展,但是新阶段、新常态来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可回避地会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下台阶,而其后跟着的追求却是增长质量要上台阶,在这个“中高速”表面现象往下演变的同时,要着力于打造发展质量的“升级版”,以结构优化对接尽可能长久的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际追求。
  在这样的阶段转变中,怎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呢?整个思路是必须抓住创新的“问题导向”,并托住底线。我认为底线就是运行状态为年均GDP增速在6.52%以上,在未来的“十三五”期间不能击穿这个速度底线。只要不击穿这个底线,增长质量升级版的打造就是问题的关键,而抓住这个升级版打造的真问题,是它的结构优化问题必须解决。靠什么样的机制去解决结构优化的问题呢?大家都关注的落后、过剩产能,怎么把它挤出去?科技创新潜力的释放,依靠什么来实现?我把它理解为打造升级版过程中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带来各种各样的物质生产力要素能够实现潜力释放,而形成一个新的混合动力体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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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重估财政赤字与财政收支
2016/4/25 15:57:00
 
    在新阶段,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基于反思国内外经验的总结,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对中国经济需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来说,当前“新”已明朗,但“常”还有待实现。
  经济下行中,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明显降低,落至2015年的5.8%,直观表现低于同年度GDP增幅,而财政支出服务于“积极”政策取向的扩张加力,又成为客观需要,于是财政收支矛盾在财政“过紧日子”中如何处理,便自然聚焦到赤字的概念和相关问题的把握上。
  赤字如何来,账上如何补
  财政是国家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必然产物。财政收支过程中出现的赤字(“入不敷出”的数额,以红色标出,故称赤字)有自然而然的起源。任何一个国家各个财政年度的收支不可能绝对平衡(即恰好支等于收),如果出现支大于收,就会产生赤字,并带来如何弥补赤字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如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对于主动安排财政赤字持否定态度,对政府因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公债的行为原则上亦不支持。在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平衡预算”财政思想也成为各国政府财政活动的准则,主张以“量入为出”作为目标,实际结果宁肯有结余,不宜有赤字。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成型之后,财政赤字已被各国政府视作稳定经济所需反周期操作的政策工具,成为宏观经济调控中应用十分普遍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因此,在此阶段上,出现赤字更多的不是自然原因,而往往是管理当局、决策层有意为之,视为政策工具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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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进金融创新
2016/4/8 17:44:00
 
    “十三五”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根据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导方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中将取得重要进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结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以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是一个关键课题。
  回顾历史,我国曾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在2010年,又站在10.4%的GDP增长速度这个高度上,但其后经济增速有所降低。现阶段,“新常态”的“新”已明朗,“常”还没有实现,必须抓住我国经济生活打造“升级版”的主要矛盾方面——供给侧,以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实现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支持可持续、超常规发展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联通“中国梦”。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在“问题导向”下,就必须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换代升级。
  基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性和避免其变为“空心”的防范风险的必要性,要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其间要以优化金融领域的制度供给、制度结构为龙头,推动直接金融成长壮大、间接金融健全增效、金融产品多样化,构建对各类需求“无缝覆盖”的现代金融体系。具体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十个方面的改革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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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供给侧改革首先应是制度供给
2016/3/31 10:24:00
 
    中国供给侧改革,不是要否定过去需求管理经验和已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而是要突破认识局限性。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来说,首先应是制度供给,以制度供给为龙头,释放整个供给体系要素的潜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现在正在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守正出奇”是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守正”就是充分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出奇”则是“守正”后更要成功创新,把好的政策对接到继续追求赶超成功、发展创新中去。如何让制度优化配合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
  作为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守正出奇”是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说“守正出奇”,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总体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供给侧可以分成五大要素,分别是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和管理制度。现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攻坚对象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最后两项,这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这一要素的重要性已非常明确,而调动积极性使得科研人员持之以恒地创新,需要制度环境的配合,制度高于技术,制度供给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龙头。
  如何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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