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在经受着一个经济下行的过程，这个构成原因至少有好几个方面。首先面对的是要完成经济发展阶段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虽然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没有消退，但是矛盾凸显期特征来了，我们必须克服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等不可持续性的危险。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中央明确给出了一个要完成L型转换的判断。大的经济体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大同小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换。这个L性转换本来在2015年以后有希望实现，因为有长达12个季度、三年时间段的增速6.7至6.9的运行平台状态。但是2018年一季度以后，中美关系巨变，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美国朝野空前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2019年我们的增速全年只有6.14，季度只有同比的6.0。这就开始接近中高速区间的下限，再往下就称不上中高速。后来又有三年疫情冲击。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中财办副主任直言不讳地指出，应警惕“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的出现。这是我们2021年以后努力在主观方面做的政策优化。比如房地产业、教培行业、民营企业的发展等等，这些交织在一起。

　　概括地说，四种原因不可忽视：阶段转换、中美关系的巨变、疫情冲击以及三重压力交织。2020年增速2.3%，是四十多年来的增速最低点。2021年同比8以上的高点，两年合成的复合增长率是5.2。在2019年6.1的水平上，又往下跌了0.9点。2022年我们只实现了3%。今年如果完成的比较好，现在一般认为经过努力也不一定能达到6%，但是5%左右还是没有悬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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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9月2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很荣幸受到邀请，借这个发言机会，以研究者定位谈一下自己关于在数字化创新中积极拓展国际贸易这方面的一些认识。

　　首先，要说一下发展中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平台方面基本概念的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解放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注重抓住数字经济、信息革命日新月异的创新发展大潮所带来的机遇，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在推进现代化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当前阶段的扩大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两相结合之中，掌握好“数实融合”，也就是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这样一个大家都高度看重的概念，怎么样施行于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其中包括需要以数字贸易平台为支撑，来积极拓展国际贸易。数字贸易平台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以数字信息、数字技术创新支撑的一种连接供需双方的平台，而数字贸易就是以数字信息和数字科技的应用技术支撑着的内贸与外贸(国际贸易)。

　　接着要说，在数字化创新中，已经形成的我国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巨大的数字经济平台头部企业，正面对着“完成整改”这样一个重要契机，需要振作精神，推出一轮创新发展新局面。对那些直观上带有寡头垄断特征的头部企业，我们做了专题研究，要注意在新经济时代，他们却有超出既往认识框架的带动上下游为数巨大的中小微企业、形成与中小微企业一起的产业集群和全供应链对接市场和社会需求、实现整体发展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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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以“稳中求进”为经济工作总基调引领经济运行新常态、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于制定“六稳”“六保”等指导方针基础上，特别明确表述了“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要领之中，“稳就业”是优先重点事项。就业直接关联着社会成员、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状态的基础支撑，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中之重”。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多年经验，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需达到1100万个以上，这实际上就成为经济管理部门为每个年度设定公共政策目标和规划促进就业工作任务的“托底”量化依据。2023年“两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城镇新增就业设为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左右。为保证这样的年度“稳就业”具体目标任务完成，相关的政策措施需要配合发力，其中的财政税收与支出政策，是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政策工具选项。

　　作为“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财政“以政控财”最主要的方式是依法征缴税收收入，使财力集中于国家金库，然后依照预算规定的资金使用方向安排支出，则表现为“以财行政”去落实政府的职能与公共政策目标。这成为考虑财政政策设计的两大视角。

　　促进稳就业，首先，需要考虑存在较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带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因素较多的环境中，财政以税收政策的减税降费措施，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提供低税的营商优惠条件而轻装上阵，进而使企业在创业创新之路上较好发挥创造就业机会、新增和维护就业岗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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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各方都高度重视党的指导信息，这里试以研究者的角度择重点初步分析。

　　会议充分肯定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面对内需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现实问题，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给出全面指导。在细读会议信息后，我对五个方面的重点内容感受颇深。

　　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紧密结合。这涉及将推进现代化主线上的“跨周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当前阶段“反周期”的扩大内需政策方针作一体化的正确把握。于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着力构建法治化、国际化、规范化的统一大市场，并鼓励地方、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样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将进一步发掘潜力、激发活力、释放生产力。

　　二、在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中，需精准有力，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顺应经济增速回升而流转税增收支持力相应提高的特点，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需发挥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作用。宏观调控两大政策都要特别注重支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积极扩大内需，要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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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跟各位做个交流，我知道今天上午时间安排较紧，我就消费和相关的政策问题谈一下自己的基本看法。

　　首先要勾画一下宏观经济的形势。自2010年中央提出稳中求进以来，延续至今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在这个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之下，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是要完成阶段性调整，争取一个“引领新常态”的L型转换以后，由新入常，使新常态到位。直率地讲，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完成。整个经济发展最代表性的指标，就是年度经济增速，还未完成下行，从2010年当年报出的两位数10.6%的增长，降到了去年只有3%，中间的四大影响因素，首先是我们必须告别经济起飞、高速发展阶段的粗放特征转为高质量的集约特征，这个阶段转换的客观必然是规律性表现——经过努力，在2015年以后曾经有12个季度6.7-6.9%的平台状态，似可乘势完成这个L型转换，但是美中关系交恶来了，其后三年大疫又来了，在我们应对压力的过程中，2021年的下半年，又由于加上一些主观上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等影响，形成了中央所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去年只有3%的增长速度，是几十年来倒数第二的低速，大疫之年后前面两年的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5.2%-5.3%，在今年如果我们如愿完成5%，或者再好一点儿，争取达到6%的话，那么也可以推算一下，去年的3%和今年如果达到6%(从现在来看已经是比较理想的年度情况了)，那么这两年的复合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4.5%或者比4.5%高一点，整个的速度演变还是一路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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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贾康先生2023年7月9日在第9届西溪全球论坛上的发言。

　　近期网上舆情里活跃度很高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关于辜朝明“资产负债表衰退”认知框架的讨论。

　　辜朝明强调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如果过不去，那就是走日本30年停滞之路了。要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是在已经坐稳了发达经济体这把交椅以后出现的停滞，总体来说，日本老百姓的福祉、社会公共福利没有受到特别大的颠覆性损害，现在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是在四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现正在爬坡过坎，中央的引导性目标是“十四五”末期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水平。这个坎能不能够跨上去，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式的考验。辜的看法确有给我们的警醒和启示。

　　按照辜的分析，日本人当年碰到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形成了泡沫化，泡沫破灭后，货币政策操作之下增加流动性即支付能力想使经济重新振兴的情况下，社会中市场主体等，在拿到这种流动性以后都去用于归还大量的负债了，没有真正把经济中应该要做的调动发展潜力的事情做出来。资产负债表上这种总体来说的“衰退”，也就是“撤退”或者“规模萎缩”之意。

　　中国现在于前几年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面对三重压力，内需疲软，货币政策取向是比较清晰的，在降息降准通道里已有多轮操作，前不久又有新的操作，而且在金融机构等方面也有以资金支持企业的安排，以求使经济运行恢复和维持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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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一些关于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以及在网上信息中，听到不同观点的交锋碰撞。

　　有的市场人士面对民营企业信心不振、预期不好、投资低迷等问题，呼吁给民企松绑和消除实务歧视，但反对者大讲民企发展中有种种不正当竞争的“原罪”，说他们就是靠偷税漏税、走私、假冒伪劣等才发展起来的。

　　在经济下行、各行各业谈论“内卷化”的氛围里，人们往往把种种不良感受归结到对“竞争”的污名化抨击，认为竞争不是好事，大众情绪中颇有一种“要公平、不要竞争”的取向——原本一个“公平竞争”概念，被切分开来成了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这些远非严谨中肯的看法，倒是很容易形成一种非理性思潮，其骨子里是回归旧体制“大锅饭”式的思维，把企业竞争、特别是民企加入竞争视为祸水，而相关看法内含的逻辑关系又难以自洽如同“一团乱麻”。

　　这倒促使我以研究者定位，试图把“竞争”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既受推崇肯定、又遭不满厌弃的关键词，努力澄清其内涵和相关联的认识要点。

　　民企已过“草莽竞争”阶段，公平竞争带来效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其实是使市场竞争由不充分、不规范走向提高其充分性和规范性程度之路。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少“小微”的与“草根”的市场主体，较早时经历过在市场发育明显不足、体制转轨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大环境中的“野蛮生长”阶段，种种主客观原因综合形成的不正当竞争情况确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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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砖引玉，向各位请教。想从五个层面说说基本看法。

　　一、关于资本“逐利”性

　　认识“资本”问题，要说到人们大都在抨击的资本逐利。我觉得在这个“逐利”概念上讲，其实不只是资本逐利，整个经济系统，它就是逐利的。

　　（×：市场经济就逐利。）

　　贾康：是的，而且不仅市场经济，只要有“经济生活”存在，它一定是有逐利导向的。在马克思那里有一句话，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毛主席过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都讲的是唯物史观。经济学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有发展之后形成体系，始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开创性的工作，后来人们在它的认识里面提炼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后面跟着的，则是一个“经济人”概念。

　　（×：亚当·斯密准则，就是人人逐利。）

　　贾康：对，它是一个从逐利来说明最基本的、最概括的、最反映普遍现象的人的动机追求和效果的关系。经济人这个假设有局限性，但比较绝对地说，它比别的假设更适用于分析经济活动中的动因——在实际生活中间它有不足之处，但并不能颠覆它。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已认同的是，怎么得到了这么多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和效果？原理上讲，就是“把激励搞对”了。激励搞对，首先要考虑怎么“调动积极性”。要调动积极性就必须尊重物质利益原则。传统体制下说了那么多看起来有序的“计划”、“奉献”，等等，但实际上哪里是有序呀？违背规律的东西，就是无序，有惨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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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首要任务和经济圈内相关城市的战略重点。《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壮大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持续深化经济组织方式转变，构筑产业竞争比较优势”，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建设具有全球显示度的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等。

　　作为务实方案的战略目标设计，体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经济体系初步形成的配套条件是: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建成，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5%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基本形成;优势产业区域内分工更加合理、协作效率大幅提升，初步形成相对完整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呈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雏形;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西部金融中心初步建成;现代服务业优势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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