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形势]中国增长空间仍居世界各经济体第一
2017-2-21 17:25:00
 
    新常态标志的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在演变过程中的阶段转换。它的“新”大家已经清楚,但是这个“常”还没有实现。我们已经确切无疑地告别了GDP年均增长水平达到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两位数的发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10年中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
  中高速增长新阶段的到来,其实符合一般经济体从世界范围来看的发展规律。中国在前几年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各个经济体总体来说和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的增长速度状态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国也是合乎逻辑地转到了中高速。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观的现象。
  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把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的结构,就是中产阶层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多么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层一定会按照成长的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提高中高速增长质量的平台上。这个增长平台对接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一直延伸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上。
  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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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中国财税配套改革进展及推进建议
2016-11-11 16:34:00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实施期,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这个财税配套改革是为全局服务的,是要解决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财政制度的支撑问题,是聚焦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样一个制度供给问题。但时至目前,我们不得不指出:和三中全会以及政治局审批通过的配套改革方案所规定的时间表相比较,现在进度已经滞后了,实际的推进和时间表要求是不匹配的。
  一、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搭建的必然要素
  把中国的探索放到整个全球各个经济体发展经验里,可以得出的一个共性的认识,即: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那么它的基本要领是什么?就是在国家的政权体系得到“权为民所赋”的这个合法性之后(在中国就是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赋权给政府,代表人民把公共权力交给执政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权,跟着要有一级合理的事权,后面跟着要有一级合理的财权--财权里最关键的是稳定的、法定的税收,也就是它的税基,而广义的税基当然也包括税外的收入,即包括各种各样必要的收费,以及其他非税收入。
  “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搭建时环环相扣的必然要素,这七个“一级”必须解决“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问题,并要求后面必须再跟上自上而下为主的转移支付。整个财税体系的运行,这些要素一个都不可缺少,但是相互间自有它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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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如何平稳度过“去产能”的阵痛期
2016-8-29 10:41:00
 
    现在“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成为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关注的热词。其中,因“去产能”造成的改革阵痛令企业产生的悲观情绪,受到很多关注,我愿意就此谈谈我的理解:
  必须做好经历阵痛的准备
  改革开放走了三十几年,所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摆在眼前,确实已经形成了超常规发展,但是新阶段、新常态来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可回避地会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下台阶,而其后跟着的追求却是增长质量要上台阶,在这个“中高速”表面现象往下演变的同时,要着力于打造发展质量的“升级版”,以结构优化对接尽可能长久的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际追求。
  在这样的阶段转变中,怎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呢?整个思路是必须抓住创新的“问题导向”,并托住底线。我认为底线就是运行状态为年均GDP增速在6.52%以上,在未来的“十三五”期间不能击穿这个速度底线。只要不击穿这个底线,增长质量升级版的打造就是问题的关键,而抓住这个升级版打造的真问题,是它的结构优化问题必须解决。靠什么样的机制去解决结构优化的问题呢?大家都关注的落后、过剩产能,怎么把它挤出去?科技创新潜力的释放,依靠什么来实现?我把它理解为打造升级版过程中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带来各种各样的物质生产力要素能够实现潜力释放,而形成一个新的混合动力体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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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重估财政赤字与财政收支
2016-4-25 15:57:00
 
    在新阶段,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基于反思国内外经验的总结,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对中国经济需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来说,当前“新”已明朗,但“常”还有待实现。
  经济下行中,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明显降低,落至2015年的5.8%,直观表现低于同年度GDP增幅,而财政支出服务于“积极”政策取向的扩张加力,又成为客观需要,于是财政收支矛盾在财政“过紧日子”中如何处理,便自然聚焦到赤字的概念和相关问题的把握上。
  赤字如何来,账上如何补
  财政是国家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必然产物。财政收支过程中出现的赤字(“入不敷出”的数额,以红色标出,故称赤字)有自然而然的起源。任何一个国家各个财政年度的收支不可能绝对平衡(即恰好支等于收),如果出现支大于收,就会产生赤字,并带来如何弥补赤字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如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对于主动安排财政赤字持否定态度,对政府因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公债的行为原则上亦不支持。在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平衡预算”财政思想也成为各国政府财政活动的准则,主张以“量入为出”作为目标,实际结果宁肯有结余,不宜有赤字。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成型之后,财政赤字已被各国政府视作稳定经济所需反周期操作的政策工具,成为宏观经济调控中应用十分普遍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因此,在此阶段上,出现赤字更多的不是自然原因,而往往是管理当局、决策层有意为之,视为政策工具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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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进金融创新
2016-4-8 17:44:00
 
    “十三五”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根据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导方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中将取得重要进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结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以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是一个关键课题。
  回顾历史,我国曾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在2010年,又站在10.4%的GDP增长速度这个高度上,但其后经济增速有所降低。现阶段,“新常态”的“新”已明朗,“常”还没有实现,必须抓住我国经济生活打造“升级版”的主要矛盾方面——供给侧,以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实现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支持可持续、超常规发展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联通“中国梦”。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在“问题导向”下,就必须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换代升级。
  基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性和避免其变为“空心”的防范风险的必要性,要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其间要以优化金融领域的制度供给、制度结构为龙头,推动直接金融成长壮大、间接金融健全增效、金融产品多样化,构建对各类需求“无缝覆盖”的现代金融体系。具体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十个方面的改革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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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供给侧改革首先应是制度供给
2016-3-31 10:24:00
 
    中国供给侧改革,不是要否定过去需求管理经验和已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而是要突破认识局限性。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来说,首先应是制度供给,以制度供给为龙头,释放整个供给体系要素的潜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现在正在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守正出奇”是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守正”就是充分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出奇”则是“守正”后更要成功创新,把好的政策对接到继续追求赶超成功、发展创新中去。如何让制度优化配合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
  作为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守正出奇”是大思路定位的必然选择。说“守正出奇”,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总体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供给侧可以分成五大要素,分别是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和管理制度。现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攻坚对象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最后两项,这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这一要素的重要性已非常明确,而调动积极性使得科研人员持之以恒地创新,需要制度环境的配合,制度高于技术,制度供给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龙头。
  如何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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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税负只减不增”并不意味着全面减税
2016-3-11 16:20:00
 
    “只减不增”并不意味着齐头并进全面减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表述,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对表述的解读也存在一些误解和模糊的地方。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是在原来已经强调的结构性减税取向下,承前启后的一个表述。我理解,“只减不增”并不意味着齐头并进全面减税。还是要承认,在总体减税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差异。区别和差异的界限在于,具体到一些税种上,可以多降、少降甚至在企业的某些感受上可能不降,但绝对不能增税。这是对“只减不增”未来可能图景的简要勾画。
  对企业经营者来说,一方面要理解,“只减不增”是决策层传达出的一个清晰信号:政府在进一步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全面发力过程中,特别注重减税,这为税制改革提出了更明确的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的工作要求。
  但在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理解自身特点与减税机制相对应的具体情况,注意顺应政策的引导作用。具体到每个企业,减税的幅度高低存在弹性空间。企业在生产经营设计中间,可以从主观角度努力顺应改革来寻求减税效应最大化。比如营改增的内在机理是鼓励专业化细分,一个企业如果在营改增改革时间表全面落实的情况下,及时把自己可以做专业化细分的空间用足,比如,运输车队、售后服务团队等,都可以考虑独立注册,就可以更多地享受到营改增的好处,感受到的减税力度就会比较大。也就是说,营改增之后,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设计、设立更带有专业化细分特征的法人,新设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于是在整个运行链条上,既发挥了原有潜力,又避免了营业税重复征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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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关于尽快放行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建议
2016-3-4 16:06:00
 
    商业银行是我国国债现货市场参与主体,资产负债规模庞大,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利率风险管理压力,迫切需要避险工具。国债期货是国际上商业银行广泛使用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市场,既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有效管理国债市场风险,又有利于银行自身增强资产负债管理能力,促进金融和经济稳定运行。目前我国国债期货市场运行平稳,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各项风控措施完备有效,商业银行开展国债期货业务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应尽快制定并出台商业银行开展国债期货业务政策,以国债承销团和做市商银行为切入点,放行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一、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利率风险管理压力
  从成熟市场经验来看,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大量银行因利润缩水而倒闭,利率风险管理手段缺失是重要原因。随着我国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取消,利率波动幅度明显加大,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压力凸显。
  一是国债市值波动风险加剧。为满足流动性管理和投资需求,以及国债承销、做市业务需要,2015年末商业银行持有国债规模达到6.38万亿元,市场占比为70%,国债收益率的小幅变化,都将引起国债市值的大幅波动;在承销环节,由于缺少对冲工具,商业银行投标风险增大,投标积极性有所下降,部分商业银行因此退出国债承销团;在做市环节,只能被动承受存货头寸的利率风险,做市意愿明显不足。
  二是利率敏感资产负债重定价风险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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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财政全域国家治理”理论的构建
2016-2-26 16:15:00
 
    在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导向的历史背景下,财政基础理论层面客观需要以“财政全域国家治理”为基本框架来创新。财政收支与政策导向及理顺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等深化改革任务,都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对于财政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客观上应在促进深化财税改革和促进深化全面改革进程中,以“财政全域国家治理”理论为支撑,致力于不断建立健全优化经济社会生活的现代财政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现代财政制度是一整套、一系列相互协调、相互关联的财政制度的体系,包括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收缴和集中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国有资本管理制度、财政支出管理制度、财政监督制度等等,是覆盖财政活动所有领域的制度总和。当前迫切需要结合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财政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导向,重点推进现代预算制度、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理顺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体制,创新财政投入机制,切实提高财政管理及依法理财的能力与绩效等。
  建立现代预算制度
  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载体,因而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环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做出了明确要求: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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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经济增长动力体系关键是制度供给
2016-2-22 17:25:0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制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体现着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方面的新思维,逻辑地指向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重要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科学决策支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接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全局,需要我们基于经济学基础理论反思和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结合中央的新精神,深化研究和认识。
  需求与供给是经济社会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的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调控的“技术路线”可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它是总量型的,指标单一可通约,以抽紧或放松银根的“反周期操作”为基本方式。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定向调控”的结构特征十分鲜明,指标复杂不可通约,理论上的分析阐发还相当薄弱,但调控实践中不可回避。我国在问题导向下,越来越注重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的思维和手段,比如这两年在积极探索货币政策结构化运用。
  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划分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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